底层跳板———石牌村

　　五月份，广州进入淫雨季节。靡靡的雨水似春蚕抽丝般慢慢吞吐，把整个城市浸泡在一股湿润膨胀的气息里。

　　在这样的一个雨夜，我由广州最繁华的地段岗顶，潜入石牌村。一踏入其间，眼前仿佛撞开了一团无形之物，一股潮湿带点腐烂的气味，迅速将我裹挟。擦亮眼镜，迟疑地走在村里不足3米宽的“大街”上，两旁都是小摊的霓虹灯招牌闪烁，头上不足3米处，几十条电线痴缠不清，两边六七层高的楼房，自二楼处往外扩展，相邻两栋楼之间的距离，已不能用“握手”

　　“五元一件，十元三件!”简单重复的扩音器取代了小贩的吆喝，旁边的服装店音响播放的《爱情买卖》，又以更尖锐的声音盖过它。街上不时轻盈地飘过一个年轻女子，穿着时尚但廉价的衣裳。神色凝重的年轻人，低着头匆匆赶路。

　　“我楼下是防盗门的加工厂，生意特别好，声音特别响，吵醒了我和爱睡懒觉的姑娘。鸡狗合啼着，欢迎来到石牌村庄，霓虹灯一亮，夜里演着戏，夜里把歌唱。石牌村唱到天河村，天河村唱到杨箕村，是村还是城，是城还是村。天刚蒙蒙亮，困意上了床，太阳是希望，白日真紧张。”著名摇滚歌手王磊在《石牌村》这首歌中是这样唱道。

　　入夜，杨粤、杨光、李想和李由四个大男孩，背着吉他、贝斯和音响，从他们在石牌村的出租屋出发，在昏暗的小巷里拐过13道弯，来到村外最繁华的天娱广场商业城门口，摆好器材，调好音，突然一句“原谅我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就石破天惊地吼了出来……

　　他们是石牌村“路人甲”乐队。

　　“我03年来到广州，做过很多份工作，也攒了一些钱，但好像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一样。直到我看到石牌村口有别的歌手在唱，就突然想起年轻时的梦想。”杨粤白天在电脑城帮人装机，一到六点半下班，就飞奔回石牌村出租屋，变身摇滚青年。

　　这四个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的大男孩是去年年底才组起这支乐队的。李想在石牌村附近一家酒店工作，为了晚上的驻唱，特意把三班倒的工作安排全部上早班，而远在萝岗工作的李由则每天要坐半个多小时的车上班，但为了和乐队一起，他没有想过搬走。

　　四个人租了一套两房一厅的村屋，月租要2000块钱，价格相当于周围同等面积房屋的2/3。他们的房子外表看符合一切城中村楼房的特色：潮湿的巷道、接吻楼、一线天，但进入室内，顿时令人舒了一口气。四个男孩努力把这并不宽敞的二居室维护得很干净整洁，四个男孩挤在其中一间房间的两张上下铺，而把另外一间房间改造成“Beng房”，墙壁贴了隔音膜，零零散散买了音响、调音台，麦克风只买了两只，还差两只。而这一切就已经花掉他们一万多元的积蓄。

　　“我们都不知道邻居住的是什么人，换人换得快。我们也很少在村里吃饭，因为我也觉得很脏。”杨粤表示，除了自己租住的房子，他和石牌村几乎没有什么交集。“我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之前住几百块一个月的单房，那个条件就很恶劣了，老鼠啊什么的都在床边跑。”

　　这个房子他们住了不到一年，最近又要面临搬家了。他们排练频频被邻居投诉，尽管加了隔音膜，但石牌村的握手楼特色，使得他们还是难以完全隔绝声音。“可能去找一个面向外街的一楼吧，那边很吵，我们一起吵就不怕了。”

　　“你问我的理想啊，”主唱李想羞涩地回答，“我想开一家摇滚音乐主题餐厅。我的同事是读这方面专业的，他有经验，我已经想好了可以找他合作。”餐厅的风格、装潢、菜式，他已经心中有数了。但谈及创业资本，他脸色黯然，“可能需要70万吧。什么时候能攒到钱呢?我也不知道啊。”

　　每天晚上，他们在岗顶驻唱总能吸引至少几十人围观，但看热闹的多，给钱的少。一个月下来，最多只能勉强挣到当月房租。乐队成员共同的理想是成为更专业的乐手，能有大公司和他们合作，能出自己的唱片，开属于自己的演唱会。“但这似乎是一个死循环吧。我们没有钱买好的设备，就没法做专业的训练，训练得不专业，就没有大公司和我们合作，就赚不到钱。”

　　他们渴望有一天能打破僵局，也在积极寻找出路。街边驻唱的时候，他们不忘分发名片，希望能被“星探”相中。

　　“路人甲”是石牌村奋斗青年的一个缩影。

　　而这就是石牌村，你永远不知道那个蜷缩在几百块钱一个月的村屋里的年轻人，是不是下一个王磊。“城中村”不能简单地被视作“脏乱差”的代言，它不是“收容站”，而是城市的底层奋斗者的跳板。因为有这样的地方，底层青年才能更近距离地融入城市，社会的流动在此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