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故居
康有为故居
康有为故居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列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被列为佛山市和南海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康有为故居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康有为故居
康有为故居，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银河村委苏村村，1858年3月19日，康有为诞生于此，至康有为时康氏家族已在此居住了五代人，康有为称之为“百年旧宅”。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性别男，身高约合现今1.7米，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广东佛山市南海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或南海先生。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陈千秋、梁启超协助编纂 ）、《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欧洲十一国游记》等。
出生背景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马关条约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其具体细节目前尚有较大争议。
变法失败
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被杀，康有为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
康有为故居简介
康有为故居始建于十九世纪中期，这是康有为出生的地方，且这个古屋的原有名字为“延香古屋”，是一座很有历史感和文化感的地方。康有为故居这个古屋是一座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珠三角地区的清代建筑，是一间一厅式的青砖建筑。青石砖块和木结构的这样一种一硬一软的搭配显得很有文化的气息和历史的感觉。房顶建有楼阁，院中设有水井，虽然是一座已经染上岁月印记的古老院舍，但这里依旧显得很舒适。房间的通风以及采光的效果非常好，冬天温暖夏天凉爽，配以周边的花草树木更是有种莫名的气息涌上心头。 康有为故居是一处保留十分完好的.清代建筑，对于欣赏和研究来说都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虽然康有为有多处住所，但他就是在这个故居当中通读中外文化，构建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而且还编著了人们所熟知的《大同书》的初始稿件。似乎到现在仍有一种文化的气息一直都充盈在这个古屋之内。康有为故居由康有为故居、康有为纪念馆以及康氏宗祠和松轩、荷塘为主题和景区所构建而成。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很多的有关于康有为少年、青年和中年等各个时期的历史故事。这里的文化和历史的底蕴值得你的选择权。
康有为故居交通线路
从南海桂城乘汽车沿桂丹路向西行，经丹灶工业大道转入苏村，约40分钟就可以到达。佛山城巴站没有车直达康有为故居，需乘车到丹灶汽车站，或邻近的地方，从那里搭摩托前往。从西樵汽车站也有巴士前往康有为故居，车程约50分钟，停在康有为故居路口，离故居1.7公里，可搭摩托前往。
康有为故居美食
一麻一辣(两广大街店) 地址： 西城区骡马市大街121号莱茵酒... 电话：010-63034229 戈拿旺巴西烤肉(菜市口店) 地址： 西城区菜市口大街6号电话：(010)63570085 张记一枝花羊汤(广内大街店) 地址： 北京西城区菜市口广安门内大街电话：(010)63187162
康有为故居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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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人物评价
康有为的一生，当时与后世皆褒贬不一，颂之者称他是改革家，“广厦长素究为谁？南海先生康有为。治学公羊张三世，上书清帝凡七回。论性劝学长兴记，万木草堂立学规。人类公理大同书，不忍为仁孟子微。”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贬之者称其为保皇党，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和谭嗣同一样选择杀身成仁，而选择了逃亡。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就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政治巨人蜕变为现实的侏儒。
进一步来看，康有为试图结合儒家思想传统和西方立宪主义的努力虽然成为一幕“悲剧性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方法，移植和借鉴国外的法学经验，并兼顾该国国情的思路，却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他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评价较低。这是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直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成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与洋务派主张的“以夷制夷”并无二致。一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对民权、膜拜君权的立场，最终堕落为保皇党，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康有为保守主义立宪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其“同治情结”，这是中国的王党主义。此后，当梁启超企图与革命党合作时，康有为强烈反对，指责梁启超辜负圣恩。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仍然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自我“革政”，并未上升到革命。
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曾经启迪和影响了后来的宪法理论，但是，其中却存在许多保守主义的成分，主要表现在对君权的妥协以及对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以礼治国、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阶级力量的支持。康有为对西方的立宪政治缺乏价值上的深刻认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康有为对西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器物”论的基础上，他还不能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封建的开明政治严格区分开来。因此，康有为对宪法的理解是有内在矛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