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语文教材的出路

南鸢分享2019-01-01 06:25:20 次阅读

试论语文教材的出路

（吉林省长白县实验中学林德成）

纵观十几年来的语文教育战线，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教法的改革创新轰轰烈烈、山花烂熳，而教材的改革创新则沉寂冷落、晨星寥寥。这种显著的反差在说明着语文教育界上层动作迟缓的同时，也说明着教材理论的匮乏与孱弱。我们知道，教材和教法是教育的左右腿，二者必须同步和谐，教育才会有好的效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在呼唤更加科学的新的语文教材的出世。在此，本文愿提出自己关于语文教材类型与体式的一孔之见，以期给专家们一点参考。

（一）语文教育的历史回顾

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倡导“文雅教育”始，一贯到今，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大体不变：识记单词、语法、修辞、逻辑及语言应用。不难看出，老外们是把语文看作一门“技术训练”课。

在中国古代，文史哲伦理浑然一体的语文教育（传统语文教育），也是基本内容不变：识字、读书明经、修德养性。也不难看出，古人们是把语文当作一门“意识修养”课。顺便深及一层，西方社会的世风不厚，中国传统的重守伦理、均与各自的语文教育有重要关系。

中国现代的`语文教育如何呢？上个世纪末叶，“崇洋”（无贬义）之风渐成气候，1902、1903年有两个《学堂章程》，实为中国教育西化的肇始，但就语文而言，至多可称为半西化，因为它是西洋瓶装着老国酒—— 学堂制式、让学生写实用文，此为“西洋瓶”；令学生读史读经读古文，明了“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处”，则为“老国酒”。可见，语文一出世就未能确立“中国现代语文”的自我真身。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期，语文偏重“技术训练”；抗战至建国时期，语文偏重“意识修养”；建国后，语文教育界深感意识修养与技术训练二元矛盾状态难以驾驭，经过几年酝酿，于1956年出现了汉语、文学分科；不久，“意识”复又压倒“技术”，直至70年代末，语文教育都是“以政治思想教育为核心”；80年代至今的十几年，虽然意见纷呈，但主流是“ 技术训练”观念，“以语文能力训练为核心”不就是技术训练观念吗？“语言派”的诸多理论与实践也是技术训练论。

以西安董敏堂、北京刘国盈两位先生为代表的“以系统的语文知识为核心”的教材教法观点，在我看来，可能是确立语文本体的中肯灼见，它能融“意识修养”与“技术训练”为一体，铸造出一个新的科学的“语文 ”。“可能”者也，是谓彼所言之“语文知识”，必须具有新颖独特的涵义，若是仅指“字词句章语修逻文” 这八字宪法，那么，依然陷在“技术训练”论里不能超拔。

纵观语文的百年历史，它始终未能超越“意识修养”与“技术训练”的二元矛盾状态进而实现应有的自立。

那么，我们能否建设一个既高于西方、高于传统又易于操作、易于收效的中国的现代的语文教育体系呢？能。我以为这就是让“意识修养”隐却一层，让“技术训练”后退一步，请“语文知识”——民族的常用文字、人文常识、文雅语汇、实用文知识、文学常识——就坐正位，创建一个“掌握知识、以知化意、以知养技” 的“知识本位的语文教育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关键，自然是“知识本位的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