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化基因”理论新探
马氏“文化基因”理论新探
《红楼文化基因探秘》是一部系统从“文化基因”理论入手，研究《红楼梦》的书。其实作者马经义先生早在《中国红学概论》中，就有零星的篇章在做这样的探索。今年暑假，苦苦寻求“从文化基因研究
然而，一种新的治学方法的产生必然有它的背景和原因，“文化基因”也不例外，特别是目前还处于依靠《红楼梦》阐述观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种红学观来给它“巧立名目”，找到门户。
索隐派的治学方法被先哲胡适先生定为“猜谜”，这个词语带有点调侃的味道，问题是凭借胡适整理国故，将乾嘉考据说和杜威实验主义合流治学的本事，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创立的“红学考证派”也是“索隐”中的一种，他不会对“索隐”如此看轻。再加上他批的蔡元培公也是名流硕儒，一代教育大家，又怎会玩起“猜谜”的把式。实际上，这个“猜谜”正是“索隐治学”的特点，诸君切莫以感情色彩看待。传统学术中，注解经学是根正苗红的高贵学问，孔子作《春秋》，撮其要，减其繁，每一个字犹如千钧之重，此乃“春秋大义”，为了阐述这部《春秋》，后世用了汗牛充栋的文字，仍然难解其中的皮里阳秋。这也成了史学模板，《史记》很好的学习到了这种笔法。久而久之，经过汉代经学的发展，又变成两派，“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都是索解著作中隐去的东西，只不过使用的方法不同。“红学索隐派”承袭“今文经学”发展而来，“今文经学”的特点在“索隐派”中屡见不鲜。不同的时代能够给出不同的“读后感”。清人的“皇亲国戚家世说”，民国的“政治小说说”，当今的“秦学”，“曹雪芹刺杀雍正说”。从这个角度看，“红学”真可以与《诗经》，《书经》并列。享受到了经学的待遇。
考证派的治学方法在于实证，直接来源于乾嘉考据说，更远则出自古文经学。因为曹雪芹家世考，续书作者考，版本学都是在《红楼梦》之外，被称为“红外学”不足为奇。因为很多人认为“红学”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其实不然。“红学”不可以与《红楼梦》划上等号，“红学”很多时候研究的不是小说《红楼梦》，而是把她当做一部“经书”来对待的。这样既提高了小说在传统学术的地位，也使得我国传统学术在《红楼梦》得到了很好的延续，也使得大批怀旧的学者可以借《红楼梦》继续治传统学术。
为什么我们说索隐，考证是传统学术中的“门户”之一呢？因为公认的传统学术三大基石“词章”，“义理”，“考据”，索隐和考证用的方法就是“考据”，一个是考别传，一个是考自传。
马经义先生曾说过，“红学”是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分水岭，区别于任何一种学术。那么两百余年的“红学”是否有“词章”，“义理”的治学方法呢？答案是肯定的。清代的题咏派，小说批评派（不同于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周汝昌先生《红楼夺目红》，《红楼别样红》等随笔著作中的部分篇章（对有些句子，词汇的解析，很似“训诂”的方法，但我对“小学”没有基础，不敢确认这就是“训诂”）就是从“词章”角度看《红楼梦》。至于“义理”，周汝昌先生八十年代提出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就是从学术义理的角度打开的一条路子。那么“红学”是否有现代学术呢？答案也是肯定的。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是现代学术的开山鼻祖，也为现代小说批评打下了良好的开端。后世的小说批评，其实都无出王先生其右。
基本梳理完“红学”流派和各自的治学方法，我们就从“文化基因”的治学步骤来看她采用的方法究竟是什么。说来其实很简单，“文化基因”理论的治学方法可以追溯至胡适的“考证”，俞平伯延伸为“文学考证”，反过来我们就将胡适的'“考证”准确的称呼为“历史考证”。周汝昌晚年还是没有走出胡适的门下，其晚年随笔体文章走进了《红楼梦》，用的正是“文学考证”的例子。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元”和“一”，“探”和“三”，曹公这里的命名暗示了什么？则我们要从以前的例子中来找寻求证这样使用的巧妙。“元”表示“一”的地方，古代文化中很多，“状元”，“元旦”等等。那么“探”表示“三”的地方，除了“探花”以外，还能不能有新的证据呢？这刚好就用了考证的方法。“文化基因”理论的治学方法虽然是以胡适为鼻祖，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之。比如“看儒家的文化基因”为例，他是用《红楼梦》中的例子来求证书中“儒家文化”的存在。这个举措不仅仅已经不局限在《红楼梦》里，一方面在落实周汝昌提出“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观，另一方面与余英时提出的“新典范”，找寻作品内部存在的有机结构，若合符契，有点“红学革命”的苗头了。另外这种方法也落实了“义理”，让我们看到这部作品延展开去，能够广为拓展，欣欣向荣。
这样看来，“文化基因”理论结合了“考据”，“义理”，当然不乏现代小说批评方法的零星点缀。这种方法走出《红楼梦》后，又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又能有什么生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