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之辩
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之辩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它贯穿于我国整个司法领域，但对于“以事实为依据”的“事实”应当如何理解上在理论界和学术界认识上并不统一，也就是说何谓认定事实清楚，如何判断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我国传统的事实观是“客观真实观”，即认为这一事实应当理解为司法应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依据。随着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对“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法律原则所蕴含的“事实”即为“客观真实”的传统法律理念引起的司法困扰已引起了法
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的论争最早是在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中被论及的，在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上，有论者坚持刑事证明应当以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要求裁判者只有在正确反映犯罪事实真相时，才能裁判被告人有罪，即通常所说的客观真实论。有论者则主张以法律所确立的标准作为裁判的尺度，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只要达到了法定的裁判尺度，即视为真实并可以据此做出有罪裁判。该种主张通常被称之为法律真实论。［1］由于法律真实理论蕴含了多重客观事实标准所不具备的合理因素，法律真实范围逐渐突破刑事领域，扩展到民事、行政等领域之中，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司法人士的认同。
法律真实概念提出后，即引起了客观真实论者的猛烈抨击和质疑，并进而引起了法律真实论者与客观真实论者的论争。持客观真实论者反对法律真实理论的理由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真实是否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其理论的哲学基础。
从我国的意识形态和立法指导思想来看，内含于“以事实为依据”的“事实”应当是指“客观真实”的理论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可知论、反映论和决定论的基础之上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识是客观见之于主观，是客观实在在人脑中的反应；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类是有能力认识一切客观真实的；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人类对绝对真理的追求是可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官对案件争议事实的全面认识是完全可能的、绝对真理最终是能够全面实现的。据此，在案件事实的认识上，应该坚持“客观真实”的标准，“法律真实无法代替客观真实标准，因为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法律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律真实说都不能成立。”［2］。
主张法律真实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并不矛盾。传统的客观真实说所依据的认识论是一种片面化的、甚至被曲解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由三个理论要素组成，即反映论、可知论和认识论的辩证法。我国传统的客观真实理论片面强调了认识论的反映论和可知论，却忽视了认识论的辩证法、曲解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是能够认识客观世界的，这里所说的人的思维，不是指某个单个人的思维，而是“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可知论是从人类在整体上、在无止境的时代更迭中所具有的对客观世界的无限认识能力或所能实现的终极认识目标上来说的，并不等于说世界上的事物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都是完全可知的，并不等于说每个具体的人都有能力认识客观真理。人的认识符合客观的程度是受各种因素的制约的。具体到诉讼领域，“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都属于认识的‘个别实现’，都是在完全有限的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都是不可能无限期无止境地进行下去的。因此，就每个具体案件来说，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都不是‘绝对真实’，都只能是‘相对真理’”［3］。
在司法审判活动中的认识，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决定了对诉讼中案件事实的认识所能达到的程度不可能是彻底的、全面的。（1）认识主体的限制性：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法官综合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作出的一种主观判断，这种判断的过程是认识形成的过程。法官作为认识主体，其认识达到的程度与其知识水平、能力素质都是相关的，具有不定性：“诉讼的证明活动不仅仅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再认识的过程，更是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的活动。舍弃、抛开法官这一判断主体的主观活动，强调证明活动的纯粹客观性，必然导致认识论上的纯粹客观主义，才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4］（2）认识对象的限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事实认定，是对当事人之间所形成的特定权利义务关系的争议，这种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既往性，即诉讼过程中的事实大部分是过去形成的事实，属于历史的范畴。案件中的事实认定，是从现在确认过去。法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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