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经济思想研究上
董仲舒经济思想研究（上）
［内容提要］董仲舒经济思想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义利论、等级经济关系论、仁政思想。在义利论方面，董仲舒所言“利”是指一般、普通的物质利益，且有公私之分，并重义轻利；在等级经济关系方面，董仲舒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合”不是“争”，并规定了“三纲”，以约束人们不道德和非法的求利行为；在仁政思想方面，董仲舒主张“不与民争利”，他系统论述了政府及其官员“与民争利”的各种表现和反对“与民争利”的经济原因、道德依据，并提出了“行仁政”的具体办法。这些理论都是围绕着他的“大一统”社会理
［关键词语］大一统；义利论；等级经济关系；仁政
“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一直是与“财富”、“生产”、“生产关系”等概念本身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探讨联系在一起的。而与此不同，中国儒家谈论经济问题，是将其置于社会的伦理关系之下，它不是从纯粹经济的角度，而是从仁、义，从人伦、等级的角度去谈物资财富的占有、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问题。因此儒学中的经济思想实质上是一种伦理经济思想。西汉中期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的这一传统，首次对伦理经济思想的主要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提出了富有深意的见解。
董仲舒的经济思想归纳起来有义利论、等级经济关系论和仁政思想三个方面。这些理论都是围绕着实现他的社会理想目标而展开的。
一、董仲舒的社会理想
董仲舒的学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必从“天意”和《春秋》那里找依据。他作为汉代儒家公羊学派的宗师，一生以治《春秋》为主业。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也”（《春秋繁露·正贯》。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以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俞序》）。他的社会理想正是通过阐述《春秋》大义而得出的，它立足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虽然董仲舒社会理想的基础是现实社会，但他从不盲目赞扬现行的社会制度，而总是以理想社会的标准来批评和要求改进现行制度。
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是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大一统是他所述《春秋》的根本含义。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他认为《春秋》最重“元”，“谓一元者，大始也。”（《玉英》）“元”就是大一统的开始，并且还认为“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重政》），因此他希望汉武帝是圣人，能成就建立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功业。大一统的根本特征是思想的统一。董仲舒在他的贤良文学对策中，向汉武帝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传》）。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儒学便从此成为官学，上升到至尊的地位。
董仲舒提出这项建议并且被采纳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从历史上看，秦统一中国后，本应及时放弃战时的法家思想，而采用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和社会安定的儒家思想［1］，但秦始皇没有这样做，相反却焚书坑儒，而终不能解决巩固统一封建国家、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历史任务。这一历史教训董仲舒是清楚的，因此他常用类似于“汉兴循而未改”（《汉书食货志上》这种委婉言辞来提醒当世的统治者。
从现实情况来看，正如他自己所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由于理论基础不统一，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如此社会怎能安定，政权怎能巩固呢？因此治国之君必须掌握统一学说，使“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言，而法变可明，民之所从矣“（《董仲舒传》）。
在表面上看来，法家是反对言论教化的，因其会使“其君惛于说，其官乱于言”（《商君书·农战》）。但法家没有预想到，如果言论一律，就可避免君臣惛乱、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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