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创新
中国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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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虽然人人都讲创新，但是很少有人真正知道什么是创新。中国社会对创新概念和内涵的认识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极大偏差，以致严重误导了企业创新战略和国家创新资源配置。只有根除对创新的误解，正确认识创新，才能解决怎样创新的问题。 关于创新，有三种典型的错误观点。第一类人认为，创新很空泛，只是一个名词或者理念，因此不必投入切实的努力。第二类人干脆就把创新与研发和技术混为一谈，认为创新就是研发部门和技术人员的任务。第三类人则把创新看作高不可攀的神话。 持有第一种观点的人显然是不看现实。其实，创新就在我们身边，触手可及，
芯片、互联网、移动电话、保险、报纸、医院都是人类伟大的创新。 第二种观点最流行，影响最广，也最应该力戒之。研发与创新绝对不是一回事。创新强调创造商业价值和竞争优势；研发注重技术突破、发明和知识创造，但未必要求商业化。创新指的是企业家向经济中引入的能给社会或消费者带来价值追加的新事物，而这种新事物以前未曾从商业的意义上引入经济之中。研发与制造、营销等一样，只是参与创新过程的一个职能。 研发能力不等于创新能力，企业即使掌握了研发，也未必能掌握自己的命运。AT&T拥有贝尔实验室，但却遭人收购。信息产业许多重大技术突破都是施乐PARC实验室的贡献，但是施乐自己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商业利益。中国在钢铁炼铸工艺的发明和研究上都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几十年后的今天，所有炼铸技术和设备都要从国外进口。它们失败的根源是没有建立起联结研究与创新的桥梁。 无论企业还是国家，如果过于强调研发而非以创新为中心配置资源，就很容易为他人做嫁衣。21世纪，世界经济分工模式再次发生变化，宝洁、IBM、礼来等企业开始以互联网为基础在全球范围组织实施创新，把众多优秀研究人员、研究成果都整合到它们的创新过程之中。宝洁提出，到2010年一半的创新必须来自公司外部。那些以研发为中心的国家和企业，稍有不慎，就会变成国际企业创新链上一颗受人摆布的棋子。 技术推动或者研究主导的创新模式是效率最低、最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方式。上个世纪渲染得沸沸扬扬的尤里卡计划就是前车之鉴。它的决策者主要是科学家，没有企业家，欧洲很快就尝到了苦果：大量研究投入没有换来有价值的商业创新。2002至2006年欧盟投入2.9亿欧元收拾残局：加强研究与创新之间的联结、促进研究成果转化为有价值的商业创新。 在第三类人眼里，创新就像天上的彩虹、舞动的蝴蝶，变幻莫测，捉摸不定。实际上，以一定的知识和方法为基础，经过有目的、有组织和系统化的努力，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完全可以实践、讨论、展示、教授和再现。卓越的实践者只要经过艰苦训练，并真正掌握创新管理哲学和方法论，就能建立形成持续创新机制。 创新是个多元概念，决不仅仅来自研发，它可以源自很多方面——人类对清洁能源的需要、可持续发展、市场、用户、经济结构、甚至以前的失败等等都可能产生创新的机遇。来自其他方面的创新在数量上肯定远远超出研发。技术创新也不是创新的全部，创新的外延很宽广、内涵很丰富而且在不断变化。创新绝不仅仅是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它还包括业务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以及创造全新的市场以满足尚未开发的顾客需要等等。中国的义乌小商品城就是一个商业模式创新和战略创新的成功案例。 创新不仅有种类之分，还有程度之分，既有革命性创新，也有渐进性创新。更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和全球化大大扩展了创新构思来源，创新还意味着选择和实施正确的构思，并在适当的时间限度内把创新带向市场。很多人甚至认为，企业未来最大的创新可能就是创新方式的创新。单纯的技术创新一般说来无法取得成功。一方面，现代创新包含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越来越多，单个技术创新不能保证商业成功；另一方面，一个创新要想取得成功常常需要其他多种创新的配合。比如，苹果电脑推出iPod产品时采用了7种创新，其成功主要取决于创新性的音乐软件下载平台这一商业模式创新。还有就是重大创新要得到真正应用就必须形成自己特有的生态系统。 中国创新的另一个突出障碍是企业不理解创新的性质及其对产业战略的影响，不知道怎样把创新与战略联结起来，特别是面对革命性创新时，几乎束手无策。在许多产业领域，出其不意的创新随处可见，企业如果把握不住关键转折点，立刻就会陷入生存危机。因为把握不住创新的战略影响而造成的决策失误，使一些企业险遭灭顶之灾。乐凯与柯达在胶片和冲印业务领域的合资就是创造性破坏来临之际决策失败的典型，更令人担心的是相关决策者根本没意识到其中的风险。 2004年2月，中国政府批准乐凯、柯达2003年10月签订的合作合同。合同约定，柯达必须帮助乐凯改造和完善胶片生产线并提供完整技术。乐凯显然在以传统的商业思维处理数字技术对胶片和冲印形成的创造性破坏，就其与柯达合资的策略和目的来看，根本就是南辕北辙。数字化冲击比柯达、富士胶卷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形成的挑战要严峻得多，因为它消灭的是企业的根基——胶片和冲印。两者是质变和量变的区别。多年来，乐凯一方面在胶片、冲印等产业领域遭受着来自美日企业的强劲挑战，同时还承受着信息技术对传统经济的最沉重打击。如果说胶片时代柯达、富士对乐凯市场份额和利润空间的侵蚀尚无碍于其生存的话，那么，当数字革命直捣企业根基之际，乐凯则必须正视自己日渐被淘汰的命运。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乐凯一直把与柯达或富士合资作为解决自身经营危机的灵丹妙药，对胶片市场存有错误的幻想，根本没有认识到数字技术对胶片和冲印产业即将形成革命性的颠覆，而且全然不顾产业环境和市场的变化。自2000年起，数码相机产业开始高速成长，大幅替代传统相机和胶卷，到2005年销量增长了670%。2003年9月，柯达宣布将战略焦点转向数码产品，不再向胶卷业务投资。但是，乐凯依然在2003年10月与柯达签订了在胶片和冲洗领域合作的合同，而且是在2004年得到政府的批准。国际影像巨头全面退出传统影像领域的战略调整也被乐凯看成新机遇。 数字影像技术对胶片和冲印产业来说有如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创新，需要特殊的决策模式。这种情况下，生死问题是决策的中心，企业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选择适当时机、以合适的方式从传统技术跨越到新技术上，不创新就死亡，别无选择。 很多企业家习惯了组合管理、现金牛和沉没成本之类的常规性管理工具和竞争方法，不理解创造性破坏的战略涵义，采用传统的商业原则处理创造性破坏，结果一败涂地。这种现象接二连三地出现在许多重要产业领域，比如12年前华录与松下合作投资于磁带录像机而不是VCD和DVD，1998年前后一些中国企业以发展家电的思维方式来设计移动电话产业战略等。 从何处入手、怎样设计产品创新概念，也是中国创新的难题。 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创造独特的优势。跟着别人后面走，永远不能超越别人。因此，中国企业创新不要总向美国看齐，完全可以结合自己的经济特点而另辟蹊径。新能源、可持续发展等都是很好的切入点。 中国能源十分短缺，但中国企业在太阳能、风力发电、生物质能等领域的创新和知识产权却非常少。风力发电已具备大规模商业应用的条件，但中国在风力发电技术设备和风电场建设方面都进展甚微。太阳能产业的创新模式与传统发电方式肯定存在巨大差异，而中国太阳能发展的重点却放在大规模发电上。很显然，中国企业构思产品创新概念的能力十分欠缺。有一家中国企业的太阳能创新策略很值得提倡，它把发光二极管技术和太阳能发电技术巧妙结合起来，其设计的太阳能电筒全部被美国、加拿大购买，广泛用于警方和军方。 可持续发展问题在中国很严峻，但大多数企业只是消极地把它看作成本或社会责任，少数有远见的企业家把它当作创新的机遇，从而获得了竞争优势。海尔开发的6款电冰箱达到欧洲A+耗能标准，在荷兰、德国、比利时等国，消费者每购买一台这类冰箱，政府就补贴100欧元，相当于冰箱价格的1/3，海尔冰箱在当地的销量3年内增长了15倍。山西晋城煤业集团通过开发煤层气发电项目，承诺减排450万吨二氧化碳，从而获得世行19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燕京啤酒对水循环过程进行再造，开发了六大循环利用系统，比如，把糖化酿造过程中的冷却水用于洗麦，洗麦后的水用于管道除渣除尘，回收后进行污水处理，最后用于绿化。这些创新使燕京啤酒每吨酒用水降为6吨，而世界平均水平是8吨。 荷兰花卉产业则是一个把资源和环保压力转变成创新机遇和动力的典范。荷兰缺少发展花卉产业的比较优势（土地和气候），但却成为世界花卉产业领袖，这其中的关键是他们在花卉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上都进行了创新，尤其是它的封闭式温室栽培系统和交易系统，有效弥补了自然资源上的不足，把短缺转化成了竞争优势。 创新不单单是企业的事情，政府在培育创新生态环境尤其是保护知识产权、发展资本市场和创新聚集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健康、高效的资本市场和创业投资是最具威力的创新生态机制，因此，中国资本市场应该把激励创新当作自己的使命。创新经济的基础是知识资产，知识产权既是创新过程的成果，又是创新的主要投入。保护知识产权不单是国际化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激励中国企业的原创精神并保护其创新成就。
作者： 陈伟（清华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创新经济学，北京博勤卓越国际管理咨询公司总裁；著有《创新管理》一书） 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