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疆域

文学的疆域

　　文学疆域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从现象上看，它既是文学史家和文学人偏就之辉煌，也是文学“围城”中人自保而又自缚的现象，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人类肇自远古的无可奈何——分工与私有。分工与私有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一般而言，社会权力为文学自立门户而满意，因为文学独立一向被看作社会的成就；但是也为文学僭越出格而惊惧，因为文学始终是防不胜防的贰臣逆子。归根结底，最热心文学疆域化的是权利话语，疆域化是分而治之的不二法门，只有将文学与万物的亲缘性逼入一个向度，才可以使其就范；也只有将文学的生存境地划入一个园地，才能使其极尽宠荣而枯萎。

　　从终极处透视，文学是一种非疆域的人文现象，它不是急功近利的反光镜，也不是玲珑剔透的象牙塔，更不是歌喉百转的鹦鹉鸟，而是与天地气息通感的人类文化原生态，是人类超越自身局限的化解性的精气神，是与社会正负价值切磋磨合的非自我中心话语。这几种本根性的文学禀性注定了它与疆域论者的重大差异。

　　疆域论者为文学的金城汤池争雄，为文学的本体——主体辩护，为文学的自由自觉放歌，为文学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而斤斤计较。毫无疑问，这些说法和做法都有论证自身合目的性的一定道理，但是与文学终极性的存在根据相比，正切合古人关于“独照隅隙，鲜观衢路”的批评。文学的生命是非疆域的虚拟，与其说它需要本体——主体的地盘和自由自主的权利，不如说它更需要圆观宏照的视野和直切本真的化境。在某种意义上讲，天下皆知文学疆域之为文学疆域，文学即已成为僵化的存在。

　　　　二、文学非疆域疏证

　　华夏文学与西方疆域化的路数不尽相同，它不是像西方文学那样从远古的混一走向近现代的分门别类，而是坚守人文原生态的本真，却又能挥发出后世文学分久必合的先声。

　　20世纪的学人津津乐道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的话题，然而很少有人关注其间非文学自觉的事实。该时段出现了重视文章才情的倾向，出现了言志与缘情并提、文笔以韵律分别的趋势，可是人们忘记了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专职诗人，忘记了那时所有的文人都以诗文为一艺，忘记了即便最能体现文学自觉的代表性见解，也无不以文学内在区隔的宽泛和外在藩篱的开阔而披露出非疆域化的大端。《昭明文选》所列37类文体和洋洋洒洒的题材子目，《文心雕龙》融通天地神人的宏构和包孕亘古各类文章的伟制，都让世人始终游走于有疆无疆之间，看得出在疆非疆的独特景观。

　　隋唐风流，以诗文取士。宋人拘谨，视诗文为小道。反而视之，隋唐两宋均属诗文盛世，对诗文抑扬取舍有别，但是将诗文纳入思想文化的大格局中琢磨则非常近似。辽夏金元的统治者马背称雄，于汉文化有用即拿来，文章似草野逐鹿，漫无际涯。明清两朝在文化和学术统绪上勤于梳理，经史子集的分类再次对各类文化典籍进行条块互渗，充盈其间的文学见士人性灵，见民生疾苦，见气脉相互生发，但是疆域则隐而不显。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汪洋大海中，《诗经》、《楚辞》等纯文学文本和《文赋》、《诗品》之类的纯文学品论不胜枚举，它们确实可以前后钩连，形成与西方文学观念吻合的“类别”或“领域”，可是更多的则是文类混编，解法众多，作者、读者和编者常常对此类著作广泛连类且多元取舍，有些著作甚至根本无法找到作者。文学疆域的模糊固然有封建专制贬抑文学的原因在内，但也不能排除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跨文化因素和华夏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思维方法以及开发品类上的种种差异。

　　　　三、文学解疆域变通

　　文学作为“类”自成一体，要自由，要领地，要版权，一言以蔽之，要疆域。从反封建专制的角度来说，文学的疆域化有其一定时代的进步作用。从社会普遍资本化和高度私有化的意义上讲，疆域化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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