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不可及」与「愚不可及」
「智不可及」与「愚不可及」
“智不可及”与“愚不可及”这个典故,源于孔子与弟子的一次对话。孔子讲到,春秋时期有一个国的宰相名叫宁武子,曾经先后辅佐过两代君主。在第一代君主时期,因为政治清明,宁武子智不可及;在第二代君主时期,因为政治黑暗,其愚不可及。为什么宁武子这个人会“前智”而“后愚”呢?这既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也与智慧由个人掌控有关。这反映了政治黑暗年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智慧,当一个人改变不了时局时,就会寻找一种可以自保的养晦之略。作为今人,作为现代的领导者
,从这个故事中能借鉴到什么呢?我认为,从微观层面上说,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规避和防止下属这种“愚不可及”现象的发生,很值得我们深思。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这对关系中,领导者居于支配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领导。领导要有容人容事容言的雅量。当领导的有没有容人容事容言的雅量,这一点至关重要。现在讲领导德才的比较多,对领导度量的关注比较少。事实上,在领导行为中,度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领导心胸狭窄、恃才傲物,下面的人肯定不敢多言,说话从有所保留开始,到说好话、说套话、说恭维话,最后通过沉默来抗争。当沉默都不行时,他只有变得“愚不可及”了,因为谁都清楚领导手中的权力掌控着下属的政治命运。在这种情况下,谁都得乖乖的,谁都会去向宁武子学习,在容人问题上,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齐桓公与管仲曾经有过一箭之仇,但齐桓公当上国君后,捐弃前仇相管仲。结果,管仲将齐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民富国强。如果当初齐桓公记住一箭之仇,没有容人的雅量,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管仲相齐,也不可能有他后来的霸主之位。所以,身为领导,一定要有容人的雅量,能容人不能容之言,能容人不能容之事,能容人不能容之物。尤其要容得下曾反对过自己的人,容得下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容得下与自己有过节的人。领导胸襟开阔,有容人容事容言的雅量,下属的聪明才智才能源源不断地涌流。否则,大家就会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大臣们一样,谁也不说实话,都以好话套话恭维话来应付领导。更有甚者,领导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什么脑筋也不动了,最后也变成了“愚不可及”。
领导要善分权、用众智。项羽至死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输给刘邦。他在乌江边发出了“非战之罪也,天亡我也”的感叹,就是感觉自己的出身、人品、能力、功夫都在刘邦之上,军事力量也比刘邦强大许多,为什么最终却败给了刘邦。刘邦帮助项羽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能够战胜项羽并最终赢得天下,并不在于他本人比项羽的本领大多少,而在于他用好了三个人:张良、萧何、韩信。刘邦因用众智得天下,而项羽自恃“力大无比”,以力取天下,最终落了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的下场,并且还不知道自己输在哪里。现在,有的领导自认为水平高,凡事皆一人决断,而下面的人却毫无用武之地,渐渐地,本来很有智慧很有想法的下属也变成了传声筒。诸葛亮本人有很高的智慧与才能,但从现代用人观来看,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凡事喜欢独断,喜欢事必躬亲。所以,诸葛亮死后,蜀中无人,蜀国成了三国中最早被灭的一个国家。这不能说与诸葛亮长时期一人独掌大权、不善分权没有关系。
领导要努力创造民主、和谐的从政环境。在现代,和谐的从政环境更需要一种民主的机制来保证。抗战中大批知识分子不畏千难万险,奔赴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若论生活和工作条件,根据地无疑是最艰苦的。知识分子来到这里,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高粱,不但要学习工作,还要参加生产劳动,甚至要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战斗。条件如此艰苦,而根据地却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原因就在于根据地的民主氛围很好,有自由宽松的环境,他们的聪明才智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多么希望造就一个人人都能起来负责的和谐的从政环境,让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都源源不断地发挥出来,开启一个其乐融融、“智不可及”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