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严耕望的治史特点论文【精选3篇】

浅析严耕望的治史特点论文 篇一

严耕望是中国历史学界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对于历史的研究和治史的方法都有独到的见解和贡献。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对严耕望的治史特点进行浅析。

首先，严耕望注重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他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学家应该力求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而不是主观臆断。他主张历史研究要以事实为依据，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找出事实背后的规律和本质。他反对将历史研究变成纯粹的想象和臆测，强调要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与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相结合，使历史研究具有科学性。

其次，严耕望注重历史的全面性和多元性。他认为历史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现象，不能仅从某一个角度或者某一种方式来解读历史。他主张历史研究要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来进行，充分考虑历史事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因素。他主张历史研究要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学科的成果，如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历史。

第三，严耕望注重历史的演进和变迁。他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演进和变迁的过程，历史事件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发展的规律。他主张历史研究要注重历史事件的发展轨迹和演变过程，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比较和分析，找出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他反对将历史看作是孤立的事件和碎片化的现象，强调要将历史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历史的本质。

最后，严耕望注重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历史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指导和启迪现在和未来。他主张历史研究要关注历史的启示和借鉴，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和分析，找出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智慧，为当代社会和未来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他反对将历史研究变成纯粹的学术研究，强调历史学家要关注社会现实和时代问题，为社会和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严耕望的治史特点体现了他对历史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追求，注重历史的全面性和多元性，关注历史的演进和变迁，以及关注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他的治史特点对于历史学界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改进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浅析严耕望的治史特点论文 篇二

严耕望是中国历史学界的一位杰出学者，他对于历史的研究和治史的特点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贡献。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对严耕望的治史特点进行分析。

首先，严耕望注重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他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学家应该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深入研究和分析，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他反对将历史研究变成纯粹的主观臆断和想象，强调历史研究要以事实为依据，注重历史的科学性。他主张历史研究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使历史研究具有科学性。

其次，严耕望注重历史的全面性和多元性。他认为历史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现象，不能仅从某一个角度或者某一种方式来解读历史。他主张历史研究要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来进行，充分考虑历史事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因素。他主张历史研究要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学科的成果，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历史。

第三，严耕望注重历史的演进和变迁。他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演进和变迁的过程，历史事件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发展的规律。他主张历史研究要注重历史事件的发展轨迹和演变过程，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比较和分析，找出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他反对将历史看作是孤立的事件和碎片化的现象，强调要将历史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历史的本质。

最后，严耕望注重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历史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指导和启迪现在和未来。他主张历史研究要关注历史的启示和借鉴，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和分析，找出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智慧，为当代社会和未来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他反对将历史研究变成纯粹的学术研究，强调历史学家要关注社会现实和时代问题，为社会和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严耕望的治史特点体现了他对历史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追求，注重历史的全面性和多元性，关注历史的演进和变迁，以及关注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他的治史特点对于历史学界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改进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浅析严耕望的治史特点论文 篇三

浅析严耕望的治史特点论文

　　严耕望( 1916 -1996) ，号归田，安徽桐城人，是治中国中古史的大家，专长于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史、历史地理。他治史以严谨著称，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备受史学界推崇。关于严耕望的治学方法，他所著《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书已经做了具体的阐述。本文在对严耕望《治史三书》及其它著作研读的基础上，试图对其治学方法加以总结。

　　一、师承与治学方法的形成

　　严耕望先生治史具有精密的考证和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特点，刘健明曾言: “感到先生除精于考证外，更佩服先生的通识。”严耕望先生的治史这种特点多是在前辈史学家的影响下，在读书治学过程逐渐形成的。

　　严耕望认为对其治学影响特别深远的老师有三位，即小学时的冯溶生、中学时的李则纲和大学时代的钱穆。冯溶生是他小学的算术老师，他认为“研究问题能深入、能精细、不敢一步虚浮，这种作风，大都得之于少年时代的数学训练，这是溶生先生之赐!”虽然冯溶生是一位数学老师，但严耕望在后来治史考证方面能够十分精密，是受到冯溶生师的影响。李则纲则把严耕望引到治史的道路上，使其在治史中有宏观的通识。严耕望在高中读书时代就决定从事史学研究，治学方向的较早选定必然会对此后的阅读和思考产生较大的影响。在李则纲师的影响下，严耕望阅读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各种著作，具有了比较开阔的视野。严耕望谈及李则纲的影响时说:“得到则纲师的引导，广泛的吸取新知识，境界得到开阔，对于史学也渐有宏观的通识倾向。”

　　严耕望自在武汉大学时就受教于钱穆先生，后来成为钱先生最得意的门生之一。钱穆的教导对于严耕望的治学路径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钱穆讲“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这使严耕望对这两门学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走上了研究历史地理和制度史的道路。钱穆早年以考证著称，《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是其早年考证的代表作。而钱穆治学也具有宏观的通识，严耕望回忆说:“先生教人治学，常常强调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 钱穆的治学具有把微观的考证与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特点，“用今天的话来说，钱穆所提倡的是‘宏观’和‘微观’交互为用。他自己的工作便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国史大纲》以三十万字概括了中国史的全过程固然是宏观的大手笔，《朱子新学案》以百万言分析朱熹一人的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则更是微观的极致。”严耕望治学受钱穆影响很深。

　　严耕望先生后来进入史语所工作，史语所是考证学的中心，在这里他又受到考证的训练，对他的著述也产生了影响，他说: “基本上，一点一滴的精研问题，不失史语所的规范。但意境上，较为开阔，不限于一点一滴的考证。所以每写一部书，都注意到问题的广阔面，因此规模甚大，但仍扎实不苟。”

　　二、精密的考证方法

　　严耕望除了直接受教于钱穆等先生，而且研读一些史学大家的著述，对其治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严耕望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钱穆和吕思勉四位先生，称他们是现代史学“四大家”。余英时认为严耕望兼收并揽四大家的优点，“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吕思勉。他在史学上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幸致的。”对于“专精”和“博通”，严耕望在《治史经验谈》中开篇便论述这一问题。专精和博通与考证的精密和宏观的通识则是相辅相成的。严耕望所具有的“专精”和“博通”的.治史素养，使其在治史特点上具有精密的考证和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特点。

　　严耕望曾言，“惟余所长，仍在精核缜密一途。”严先生之言主要是指其在考证上的精密。历史记载有真有伪，史学的研究需要以考证为基础。要想考证的确凿可信，必须有丰富的史料作证据，有所谓“孤证不立”。严耕望先生治史考证精密，史料丰赡，证据确凿。精密的考证是严耕望先生治史的一大特色。

　　精密的考证，要以对史料的广泛占有为前提，严耕望先生搜罗史料具有“竭泽而渔”的精神。严耕望的巨著《唐代交通图考》，“文繁两百万”，该书对史料的搜罗，先生自称“诸凡正史、通鉴、政书、地书、别史、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及考古资料，凡涉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陈援庵先生所谓‘竭泽而渔’，余此项工作庶几近之。”在广泛搜罗史料的基础上，严耕望进而进行精密的考证，其言“详征史料，悉心比堪，精辨细析，指证详明”。有学者称，“《唐代交通图考》是20 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这一领域最值得称羡的学术成就，就对于以后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影响而言，也成为学者公认的典范。”《唐代交通图考》之所以赢得学者如此好评，在广泛搜罗史料基础上作精密的考证当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搜罗史料广泛，严耕望的著作以材料丰赡、论断精确而著称。如其《唐人习业山林之风尚》一文，为论述士子读书习业于嵩山、少室，他一并举出了19 条史料作证。又如在其《中国地府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府行政制度》中，严先生为论述州佐吏中治中低于别驾，任州职者多由治中而转别驾，而别驾迁升则以郡太守或州将司马、长史为多，他一并列举了29条史料。诸如此类能体现严耕望材料丰赡、考证精密的例子，在其论著中不胜枚举。如此丰赡的史料，使其考证极其精密，证据十分确凿。周一良读了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后说:“严书则久仰其名而未得见，读后深佩其考订之细密周详。”余英时言及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称: “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收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

　　从严耕望的论著中，可知其考证之精密，对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把其概括为“无孔不入”、“有缝必弥”八字。他总结说: “不论是‘无孔不入’或‘有缝必弥’，都是要细心的阅读史料，严密的思考问题，否则自己论点很难真能建立起来，所提论点也很容易被人一捣即破，归于失败!” 严耕望对于考证精密的要求，是对其治史的经验总结，也是其治史方法的体现。

　　三、宏观的通识理念

　　严耕望先生治史虽考证精密，细致入微，但他不为考证所左右，考证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的考证都是为论证提供依据，是建立在宏观通识下的考证。余英时言严耕望的考证“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 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 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余英时所言“事前周密的计划”则是需要对所要论述的问题有宏观的通识。严耕望先生把精密的考证与宏观的通识相结合，形成其治史的特色。他治史所具有的宏观通识的特点在其史学著作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治史经验谈》中“原则性的基本方法”则主要谈治史如何才能具有宏观的通识。他首先谈到治史者的基本素养，提出要“专精”也要相当的“博通”，但从全文来看，他主要是讲“博通”，论述“博通”的重要性。对于如何阅读史书，他认为“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他特别强调要阅读正史: “由头到尾读正史时，主要着眼点，是求对这一时代的全盘认识，找材料是副目的。” 严耕望认为其治史的路线是从一般普通史料入手，以正史为基础。阅读史书，要能够“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具有高明的史识。这种史识的培养要建立在宏观通识的基础上，严耕望在《治史经验谈》中指出: “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 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 “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

　　严耕望治史宏观通识的经验之谈，不仅是对钱穆等先生宏观通识的治学方法的继承，也是他几十年治史的心得体会。严先生的煌煌巨制《两汉太守刺史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等，无不是在宏观的通识基础上写成的。严耕望认为，就中国地方行政制度而言，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官僚行政组织始见萌芽时期，秦汉和隋唐时期是两大典型时代，而魏晋南北朝是秦汉型向隋唐型的过渡时代、非典型时代。《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全书通过精密的考证，论述了秦汉型的地方行政制度的类型特征，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如何由秦汉型转化为隋唐型的。严耕望由地方行政区划，论及到各级行政组织、地方制度诸层面，将复杂的地方行政制度、众书散见的史料，通过宏观的通识才能使之条理化。严耕望具备这样的史学素养，才能撰成这样的鸿篇巨制。

　　当然，要做到精密考证与宏观建构的结合是不容易的，许倬云指出严耕望之学“既要有棉花针的考证，又要有开山斧的宏观史识，更需要有耐力。”严先生也自称: “盖余为学，即详征史料作深入之研究，又期广被于全面，严密组织，成其系统。深入与广面本难兼顾，而余奋力为之。”严耕望先生在其师长的影响下，在治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精密的考证与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治史特点。严耕望先生的治史特点对于学习和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