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方外纪》的地理学地位与中西对比论文(优秀3篇)
《职方外纪》的地理学地位与中西对比论文 篇一
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面及其上的人类活动的学科，它关注着地理空间的分布、地理现象的形成和演变以及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在这个学科领域中，文学作品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地理学资料，因为它们能够通过描述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来呈现一个地理区域的特点。
《职方外纪》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部地理文学作品，它以描绘唐代九州的地理风貌和人文景观为主要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职方外纪》可以被视为一部地理学著作，它通过文字的描绘和叙述，将地理信息传递给读者，使读者了解唐代九州的地理特点。
与西方地理学著作相比，《职方外纪》在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上有着一些不同。西方地理学强调对地理现象的科学观察和实证研究，追求客观真实的地理信息。而《职方外纪》更注重地理环境的描绘和人文景观的叙述，以及对地理空间的情感表达。它不仅关注地理现象的客观规律，还关注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地理空间的情感和美。
另外，中西方地理学在研究内容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西方地理学主要关注地理空间的自然特征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例如地形、气候、植被、土壤和城市等。而《职方外纪》则更注重地方特色和人文景观，例如山川河流、名胜古迹、人口分布和农田耕种等。它通过描绘这些地理特点，使读者能够了解唐代九州的地理面貌和人文环境。
总的来说，《职方外纪》在地理学中有着一定的地位，它通过地理环境的描绘和人文景观的叙述，将唐代九州的地理特点传递给读者。虽然与西方地理学著作相比存在一些差异，但它通过情感和美感的表达，使读者能够更好地感受到地理空间的魅力和情感。因此，在地理学研究中，我们不能忽视文学作品对地理信息的传递和地理环境的表达。
《职方外纪》的地理学地位与中西对比论文 篇二
地理学作为一门研究地球表面及其上的人类活动的学科，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来呈现地理特点和地理环境。《职方外纪》作为一部唐代的地理文学作品，在地理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地位。本文将从中西地理学的角度对《职方外纪》进行对比分析，以探讨其在地理学中的地位。
首先，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职方外纪》与西方地理学著作存在一定的差异。西方地理学注重对地理现象的科学观察和实证研究，追求客观真实的地理信息。而《职方外纪》则更注重地理环境的描绘和人文景观的叙述，以及对地理空间的情感表达。它通过感性的描绘和叙述，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地理空间的情感和美，这与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
其次，从研究内容的角度来看，《职方外纪》与西方地理学著作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西方地理学主要关注地理空间的自然特征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例如地形、气候、植被、土壤和城市等。而《职方外纪》则更注重地方特色和人文景观，例如山川河流、名胜古迹、人口分布和农田耕种等。它通过描绘这些地理特点，使读者能够了解唐代九州的地理面貌和人文环境。
综上所述，虽然《职方外纪》与西方地理学著作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在地理学中也具有一定的地位。作为一部地理文学作品，它通过地理环境的描绘和人文景观的叙述，将唐代九州的地理特点传递给读者。同时，通过情感和美感的表达，使读者能够更好地感受到地理空间的魅力和情感。因此，在地理学的研究中，我们不能忽视文学作品对地理信息的传递和地理环境的表达。
《职方外纪》的地理学地位与中西对比论文 篇三
《职方外纪》的地理学地位与中西对比论文
一、从《万国图志》到《职方外纪》
利玛窦来中国后，１５８４年在广东肇庆绘制了第一幅具中文说明的世界地图，此图是自用挂图，没有出版，影响较小，但已使中国一些有识之士为之震动。万历２９年（１６０１），他来到北京，自称意大里亚（即意大利）人，向明神宗呈献《万国图志》及其他贡品，据《明史》记载：“至万历２９年，（利氏）入京师中官马堂，以其方物进献，自称大西洋人。礼部言：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１）］这次进贡，利氏获准留住北京，有机会进一步与信奉天主教的高级宫员礼部尚书徐光启、太仆寺少卿李之藻等人加深交往。在李之藻的关心下，１６０２年将《万国图志》刻版印行，其中“图”称“坤舆万国全图”，分为南、北两半球，以六幅拼为全图，可悬挂书斋之中。“志”是对图的说明，附在图的空白处，简明而扼要。［（２）］
欧洲新的地理科学知识，是逐渐对明朝产生影响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许多欧洲人陆续来到中国，这一事实本身便使人们不得不对怀疑欧洲大陆是否存在的观点发生动摇，其中艾儒略是１６１３年来华的，比利氏晚２９年。《明史》说：“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１）］艾儒略在《职方外纪》（简称《外纪》）序中说：“吾友利氏赍进《万国图志》，已而吾友庞氏（即庞迪我）又奉翻译西刻地图之命。”庞氏翻译的西刻地图虽未能出版，但他是奉命开展此项工作的，意味新的世界地理学说已引起明朝廷的关注，并且引起“（京）都人士多乐道之。”［（３）］二是一些思想解放的政府官员，注意到欧洲科学技术在某些领域的领先性，开始虚心学习，志在洋为中用。如徐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熹宗时（１６２１—１６２７），他主张“铸西洋大炮”，加强国防。到了崇祯元年（１６２８），“诏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推算历法，光启为监督。”明朝廷从不相信万国全图到皇帝下诏让西洋人参加制定国家历法，从侧面反映了对世界地理知识某种有限度的接受。
艾儒略（１５８２—１６４９）是继利玛窦之后，在中国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重要人物，他的著作也是我国最早的中文版世界地理专著，进一步普及和加深了中国人对地球的认识。艾儒略说：“偶从蠹简得睹（庞氏）所遗旧稿，乃更窃取西来所携，手辑方域梗概，为增补以成一篇，名曰《职方外纪》。”该书天启３年（１６２３）写成，《明史·艺文志》地理类书目中，列入欧洲人专著仅见两种，一是艾儒略《职方外纪》五卷，二是庞迪我《海外舆图说》二卷，但后者可能已佚失，利玛窦《万国图志》则未见列入，表明艾儒略的著作，在明末清初地理著作中不仅具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弥足珍贵。
《外纪》卷首插有“万国全图”，分为西半球、东半球两幅，可能是在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国基础上修订而成。卷一之首是“五大洲总图度解”，其实是六大洲，它将南美洲、北美洲合称作一大洲，只是南极洲还未能认识。卷一正篇是亚细亚（亚洲），卷二是欧罗巴（欧洲），卷三是利未亚（非洲），卷四是亚墨利加（南、北美洲）和墨瓦蜡尼亚（大洋洲），以上各洲包括“总说”及有关国家简介（各论）两部分，各卷首还附有本洲地图。卷五为四海总说及简介，简介包括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状、海舶、海道等内容，本卷首附北舆（北极）地图和南舆（南极）地图。由于艾儒略在前人工作基础上深入开拓，所以无论是地图、地名，还是正文著述，都比利氏等人著作有了更多的内容。正如艾氏在“亚细亚总说”中所言：“今欲揄扬万一，则《一统志》诸书旧已详尽，至中华朝贡属国，如鞑靼、……之类具悉《一统志》中，亦不复赘，故略，撮职方之所未载者于左。”这大大丰富了我国典籍有关世界其他国家的地理知识。
《明史》说：意大里亚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时著中士者更有龙华民、毕方济、艾如略、邓玉涵诸人。”［（１）］说明艾儒略的著作不仅影响过徐、李等人，而且徐、李在《外纪》出版前可能协助“润色其文词”，故读起来文笔优美流畅，简洁引人。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外纪》“所述多奇异……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就在艾儒略呈献《外纪》的这一年，龙华民和阳玛诺在中国合制了一个地球仪（现存伦敦英国图书馆）。［（６）］时隔六年之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徐光启奏准制造了一系列天文、历算仪器，其中便有“万国经纬地球。”［（７）］《外纪》谈欧罗巴洲时，介绍有关国家和岛屿１２个，其中包括意大里亚。若考察《明史·外国传》，介绍欧洲国家准确无误者唯独意大利国（详见下文），这说明做为意大利人的艾儒略，他与同伴的宣传作用，对编纂中国正史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职方外纪》中地球科学知识与我国正史观点比较
欧洲先进的世界观传入我国后，究竟曾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从《明史》中便能觅得踪迹。《明史·天文志》说：“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兹掇其要论，著于篇而实录所载。”［（７）］“掇其要论”，既然是利氏等人的理论，当然包括艾儒略，若将《外纪》卷一之首“五大洲总图界度解”中的'观点与《天文志》、《外国传》记载对比，不难发现，主要影响至少可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大地乃圆形球体，踞于天体（宇宙）的中心。《外纪》说：“天体一大圆也，地则圆中一点，定居中心，永不移动。盖唯中心离天最远之处，万重所趋，而地体至重就下，故不得不定居中心。稍有所移，反与天体一边相近，不得为最下处矣……可见天圆地方，乃语其动静之德，非以形论也。地既圆形，则无处非中，所谓东西南北之分，不过就人所居立名。”对此，《天文志》汲取并发挥说：“楚词言：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浑天家言：天包地如卵裹黄，则天有九重，地为浑圆，古人已言之矣。西洋人之说，即不背于古而有验于天，故表出之。”艾氏承认地理大发现所取得的成就，宣传大地是球形这是进步的，但终没有跳出宗教神学的束缚，鼓吹在天体中，地球“定居中心，永不移动”，对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１５４３）和他的同胞、意大利著名天文学家布鲁诺所宣布的太阳系及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科学理论（１５８１）讳莫如深，暴露出他世界观的局限性，故未能引导我国学者科学地认识太阳系。
其二，世界分为五大洲。《明史·外国传》说：“意大利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
其三，关于地球纬度的认识。纬度即某观测点的地平高度，因我国在北半球，故称纬度为北极出地。《外纪》指出：考察南北距度，“其在东西同带之地，凡南北极出入相等者，昼夜寒暑节气具同，但其时则有先后，”“人居赤道之下者，平望南北二极，离南往北，每二百五十里，则北极出地一度，南极入地一度（即每向北２５０里，北纬高出一度，原起点相对降低一度）。行二万五千里（即９０度里数的总和），则见北极，正当人顶出地九十度而南极入地九十度，正对人足矣。从南亦然，此南北纬度也。”我国古代对纬度变化早有认识，元代至元１６年（１２７９），郭守敬便测量了我国主要城市的纬度。［（２）］明代，对纬度认识进一步加深，《天文志》指出：“地居天中，其体浑圆，与天度相应。中国当赤道之北，故北极常现，南极常稳。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高一度，东西亦然（原注：亦二百五十里差一度也）。以周天度计之，知地之全周为九万里也。以周径密率求之，得地全径为二万八千六百四十七里又九分里之八也。又以南北纬度定天下之纵，凡北极出地之度同，则四时寒暑靡不同。若南极出地之度数与北极出地之度数同，则其昼夜永短靡不同，唯时令相反，此之春、彼之秋，此之夏、彼为冬耳。”可见，明代通过学习地球知识，在我国原有纬度知识的基础上，懂得了南、北半球纬度相等时，四时节气恰恰相反的原理。崇祯初年，曾运用西方技术，测得北京、南京等１５处地理纬度。［（７）］
其四，关于经度的认识。我国古代对地理经度的认识要比纬度晚得多，直到元代才建立起朴素的经度概念。［（２）］《外纪》指出：“至于东西经度，则天体转环不定，不可据七政量之。随方可作初度（即本初子午线），而天文家亦立一法，算之以宗动。天一周，则日月行三百六十度，故每时得三十度（即每天为十二时辰）。如两处相差一时，则东西便离三十度也。今两处观月食，各自不同，则知差一时者，其地相离三十度，以此推之，东西之度可考验矣。”“东西诸规，渐近两极，其规渐小然。亦分为三百六十度，其里数以次渐狭，别有算法。”“西洋最西处为初度，即以过福岛子午规为始，仿天度自西而东十度一规，以分东西之度……辟如中国京师，先知离赤道北四十度，离福岛以东一百四十三度，即于两经纬线相交处得京师本位也。”明末，对西方经度知识采取兼容态度，《天文志》指出：“以东西经度定天下之衡，两地经度相差三十度，则时刻差一辰；若相距一百八十度，则昼夜相反焉。其说与《元史》札马鲁丁地圆之旨略同。”崇祯时，曾“以京师子午线为中，而较各地所偏之度”。方法有两种，一是“欲定东西偏度，必须两地同测一月食，较其时刻”；二是“据《广舆图》计里”求之，但“各省差数未得测验”。徐光启等人用此二法，测算了我国１３个省城的经度，如太原西偏北京约六度，南京东偏北京约一度，前者误差较小，后者误差较大，说明明末已知经度与绘制地图的重要关系，但缺少精密的测量仪器，所以确定的经度精度不高，只起定性作用。
三、《职方外纪》笔下的五大洲
艾儒略《职方外纪》与利玛窦《坤舆万国图志》对比，有两个特点：一是《外纪》不仅附有世界（万国）地图，而且各大洲也附有洲图。世界地图分为东、西两半球，大致以亚洲与北美洲连结部位的亚泥俺（白令）海峡为界，经线的弧形，东半幅向东凸，西半幅向西凸。五大洲展布形态已与现代世界地图类似，图中山脉、河流、国家等名称沿走向标出。世界全图与各洲图都采用了经纬网，图上国家、岛屿、山脉、河流、海洋名称也在利氏基础上重新作了修订和校对，许多名称与现代相同和接近，只是各国间难以绘出国界。二是《坤舆万国图志》中的“志”，即文字说明因填在世界挂图的空白处，空间有限而内容必受限制。《外纪》五大洲及海洋不仅有总说，而且有各论，对明代《一统志》等方志中已列入的国家略而不述，总共简要介绍了全球鲜为中国所知的大陆国家４２个、岛国（屿）２１个及海洋名称２７个，对迄今了解３７０年前世界有关国家与地区的人文地理概况，是极其珍贵的文献。
亚细亚洲（亚洲）：《外纪》中亚洲西起那多里亚（土耳其小亚细亚半岛），东止亚尼俺（白令）海峡，横跨经度网为１３格（１０度为一格），现代地图为１６格半，东西距离与现代地图实际短了３格半。从纬度看，南起瓜哇（今爪哇），北至冰海，纵跨纬度网为８格（１０度为一格），南北间距与现今相近。由此可见，当时欧洲与中国经纬度测量水平大致接近，即经度测量误差较大，纬度（北极出地）测量误差较小。总说指出亚洲“所容国土不啻百余”，各论介绍大陆国家８个，岛国９个。亚洲图上关于中国大陆，用城垛花纹绘出万里长城走向，地名有北京、辽东、山东、山西、河套、陕西、黄河、星宿海、土番（即西藏）、昆仑、云南、贵州、四川、河南、洞庭、鄱阳、江西、南京、庚岭、浙江、福建、广西、广东等，海洋中绘出台湾、海南等岛屿，并标出大明海范围，渤海湾形状与现今相似，能掌握这样多的资料，表明艾氏很可能利用了我国地理制图的成果。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吕宋等岛屿走向及印度半岛呈三角形也与现代地图类似。当然也有诸多误差，如朝鲜半岛应为北西向，而《外纪》绘成南北向等。
欧罗巴洲（欧洲）：《外纪》中欧洲西起福岛（今加那利群岛），东止阿比河（今鄂毕河），横跨经度网约为９格，现为８格，东西间距比现代地图实际长了１格。从纬度看，南起地中海，北至冰海（北冰洋），纵跨纬度网稍多于四格，现约为三格半，南北间距比现代地图实际长了半格。总说指出欧洲“共七十余国”，各论介绍大陆国家１３个，岛国３个。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小亚细亚半岛及地中海的轮廊已类似现今图貌，北高海（里海）形状与现今差别甚大，《明史·外国传》中列入的和兰（荷兰）、佛郎机（葡萄牙），在洲图上没有标出其名，当时英国尚未认识，《外纪》称为谙危尼亚。
利未亚洲（非洲）：《外纪》非洲西起绿峰岛（佛得角群岛），东至西红海（红海）东出口，横跨经度网约为９格半，现为７格半，东西间距比现代地图实际长了２格。从纬度看，南起南极出地３５度，北至地中海（北极出地３５度），纵跨纬度网为７格，与现今相似。从图形全貌看，《外纪》非洲轮廊与现今地图非常神似，只是东西拉长了。总论指出非洲“大小有百余国”，各论介绍大陆国家１０个，岛国５个，著名山脉（峰）４处。
南亚墨利加洲（南美洲）：《外纪》南美洲西起孛露（秘鲁）海，东至伯西儿（巴西东部）东海岸线，横跨经度网约７格，现代地图为６格半，东西间距比实际长约半格。从纬度看，南起墨瓦腊泥（麦哲伦）海峡（南极出地５２度），北至加纳达（北极出地１０度半），纵跨纬度网６格半，与今地图南北间距相似。但是《外纪》南美洲轮廊与现今图形对比变形较大，东西变宽，尤其是阿根庭、智利南部地区东西变宽，火地的经度位置也向西偏了约４格，画到了那时了解不多的大洋洲边缘。各论中介绍了墨瓦蜡泥（麦哲伦）海峡及本洲国家４个，如伯西儿（今巴西东部），智加（今智利及阿根廷南部）等。
北亚墨利加洲（北美洲）：《外纪》北美洲西起亚泥俺（白令）海峡，东至巴革老地，横跨经度网１７格，现地图为１１格半，东西间距与实际距离相差很大。从纬度看，南起加纳达（北极出地１０度半），北至北冰洋，纵跨纬度网约５格半，现地图为７格，南北间距与实际距离相差亦很大。总之，《外纪》北美洲轮廊与地图相差很远。各论介绍陆地国家７个，岛国５个。“加拿大国”虽未介绍，但洲图上标出位置，在墨是可（墨西哥）北，两国接壤。新拂朗察（今美国亚特兰大，加拿大渥太华地区）似与法国（拂朗察）移民有关。
墨瓦蜡尼加洲（大洋洲）：《外纪》指出：“其人物、风土、山川、畜产与夫鸟兽虫鱼具无传说，即南极数、道里运几何，皆推步未周，不漫述。”这表明３７０年前，关于大洋洲的地理知识及风土人情物产概况，还是相当模糊的。
四、欧洲与中国海洋知识对比及交往航线
《外纪》在“四海总说”中首先对海洋进行了分类，接海与陆的关系，海在国之中，陆地包海称地中海。国在海之中，海包陆地称寰海；海亦可以洲命名，也可以国家命名，或以“其本地方隅命之”，如称南海、北海等。“兹将中国列中央，则从大东洋（太平洋）至小东海（北美西岸太平洋），为东海。从小西洋（印度洋）至大西洋为西海。近墨瓦蜡瓦一带为南海。近北极下谓北海，而地中海附焉。”
据《明史·外国传》，［（９）］我国那时仅将海洋分为东洋和西洋，其界限大致在波罗国，“又名文莱（今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起也”，即文莱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东洋实际指太平洋的西岸海域，进一步分为东海、南海、东南海，这三个次一级海域中，均有一些国家与明朝交往。需要注意的是，正德六年（１５１１），有巴喇西国使者从非常远的地方来到中国，“言其国在南海，奉王命来朝，舟行四年半。”估计来自大洋洲地区，可惜没有深究海路。明代所谓西洋，实为印度洋，西洋西部又称西南海，《明史·外国传》列举列国９３个，其中在《外纪》地图上可觅国名者仅１４个。这９０余国主要分布在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两侧，即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及非洲东岸，由此也能说明我国明代未能从海路到达欧洲。《外国传》中意大利里亚国，是因利玛窦、艾儒略等人来中国活动才有所知。佛郎机（葡萄牙）、和兰（荷兰）是它们在东南亚、台湾掠夺殖民地方知有其国，但《外国传》将它们的殖民地与本土混淆，指出佛郎机“近满刺加（今马来西亚南部）”并在正德年间占领满剌加。而和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崇祯时侵占我国澎湖、台湾。《外纪》中欧洲部分对这两个国家既无文字叙述，又无地图上的注名，故亦从另一方面反应出明末对欧洲国家的了解是十分贫乏的。
明代，中国为什么没有从海路发现欧洲？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据《明史·郑和传》记载，永乐３年（１４０５），郑和“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１０）］每船平均可乘４５０人左右。《外纪》中“海舶”一节，指出郑和之后２００年欧洲海船分三等，小者仅容数十人；中者可容数百人，“自小西洋以达广东，则用此舶”；大者上下八层，船两旁有大铳数十门，可容水手二、三百人，将卒铳士三、四百人，客商数百人，所载淡水可供“千人一年之用”。郑和船至少与欧洲中等船相当，况且早期欧洲人寻找航线的海船，并非大船。
《外纪》最早向我国介绍了欧洲寻找世界新航线的概况。艾儒略说，百年前“先是阁龙（即克利斯托佛·哥伦布）诸人既已觅得两亚墨利加”，然后较细介绍了１４９２年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资助发现美洲的经历。同时，艾儒略指出：墨瓦兰（费尔南多·麦哲伦）受西班牙国王委派，于１５１９—１５２２年，经南、北美洲，“直抵亚细亚马路古（今马鲁古群岛）界，度小西洋，越利未亚大浪山（即非洲南端好望角北依的开普山脉）而北折，遵海以还，报本国遍绕大地一周”，实现首次环球探险。这两次地理大发现，哥伦布航行只有三条旧军舰、８０余人，麦哲伦航行也只有五艘旧军舰、２５６人。《外纪》对另两次重要航行未介绍，其实在此之前，葡萄牙国王就在寻找通往东方的海路，１４８７年曾派巴塞罗缪·迪亚斯用三条小船到达非洲好望角；１４９７年，又派达·伽马率四艘帆船、１７０名水手，绕过好望角从而发现了印度。［（１）］纵观东、西方使用的海船，郑和下西洋的船舶远比欧洲先进，队伍则十分庞大。
新航线的发现，归根到底受航海目的制约。中国下西洋目的有三，其一，告谕四夷诸邦大明建立，显示中国强大（《外国传·拂ｌǐｎ＠①》）；其二，“疑惠帝亡海外”，寻其踪迹（《郑和传》）；其三，通过友好贸易获得海外珍贵物品（香料、宝石、珍禽异兽等），供皇室享用。明朝建立与郑和下西洋后，来中国的各国使者逐年增加，进贡者能得到丰厚的赏赐及折价销售所带货物，在中国境内赴京人员往返食宿全部免费，这就吸引了更多的外国人以进贡为名，行贸易之实，致使明朝廷负担太重而不得不做出限制，洪武７年（１３７４）、正统８年（１４４３），多次规定了进贡年限及赴京人员数额，避免“入贡既频，劳费太甚”，受贡时还要“勘合文册”，“不符者属矫伪，许絷缚以闻”。（参见《外国传·真腊·暹逻等》）可见，明朝的中外交往是建立在友好往来基础上的。但是，欧洲下东洋，是以为新兴资产阶级寻找巨额利润，掠夺殖民地为目的的，故对“新领土”的发现者许诺以很高的赏赐。如万历３２年（１６０４），荷兰先后占领我国澎湖、台湾，“筑城设守”，“所恃唯巨舟大炮，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许，树五桅，后为三层，旁设小窗，置铜炮。桅下置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外国传·和兰》）西班牙国王曾跟麦哲伦签有协定，任命他做航行中发现的一切地区和岛屿的总督，这一特权可子孙相传，并允许获得这些地区全部收入的二十分之一。［（１１）］可见，欧洲资本主义海外扩张政策，依仗快枪利炮，是推动新航线发现的根本原因。
明代，我国对海洋航道的认识，主要是由郑和七次下西洋所获得。即从苏州刘家河出发，经东海、南海，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先沿孟加拉海湾航线，再沿阿拉伯湾，或进入波斯湾；或进入红海；或沿非洲东南沿岸西行，如能继续前行便可达到好望角，可惜未这样做。《外纪》介绍了欧洲来中国的两条航线，西线是：由欧洲里西波亚都城（乃西班牙属国都城，见《外纪·以西把尼亚》），“候西南官舶，春发入大西洋，从福岛（非洲西南之加那利群岛）之北过夏至线，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逾赤道而南，此处北极已没，南极渐高，又过冬至线，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越大浪山（好望角附近），见南极高三十余度。又逆转冬至线过黑人国（莫桑比克）、圣老楞佐岛（马达加斯加）夹界中，又逾赤道至小西洋（印度洋），南印度卧亚城在赤道北十六度，风有顺逆，大抵亦一年之内抵小西洋。至此则海中多岛，道险窄难行矣。乃换中船，亦乘春月而抵则意兰（斯里兰卡），经榜葛刺海（孟加拉海），从苏门答腊与满剌加（马来西亚南部）之中，又经新加步峡（马六甲海峡），迤北过占城、暹逻界，阅三年方抵中国岭南广州府。”东线是：“自以西把里亚（西班牙）地中海，过巴尔德（直布罗陀）峡，往亚墨利加之界，有两道：或从墨瓦腊尼加峡（麦哲伦海峡）出太平洋；或从新以西把尼亚界（今海地、多米尼亚），泊舟从陆路出孛露（秘鲁）海，过马路（鲁）古、吕宋等岛，至大明海以达广州。”艾儒略还说：“儒略辈……皆从西而来，不由东道而来，”原因是西线比较近。从《清史稿·邦交志》看，直到清代康乾时，仍是欧洲国家诸如英国等来中国通商，未见中国去欧洲通商。因此，《外纪》关于世界海洋航线的叙述，扩大了我国对寰海的认识。
《职方外纪》成书距今已有３７０多年了，它在我国是最早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之一，提高了我国关于地球及地理制图的认识水平。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角度，《外纪》是就中国与欧洲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文献。它还能够和《明史·海外传》互为补充，了解异国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物产鸟兽等，同时亦说明明代关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及东南非洲的认识，也丰富了世界区域地理的内容。《外纪》作为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最早书籍之一，开拓了明末及清代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视野，为推动学习欧洲先进科技、洋为中用，无疑曾起到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１）〔清〕张廷玉等，《明史·意大里亚》，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局影印《二十五史》（１９８６），第１０分册，第９２９页。
（２）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１９８４，《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技出版社，第３４—３５页；３１０—３１３页。
（３）艾儒略，《职方外纪》，初编丛书集成，商务印书馆影印（１９３６）。
（４）《明史·徐光启传》。
（５）《明史·艺文志》。
（６）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组，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第一分册），科技出版社（１９７６），Ｐ．２３２。
（７）《明史·天文志》。
（８）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ＰＰ．２—９。
（９）《明史·外国传》。
（１０）《明史·郑和传》。
（１１）雷宗文，１９８２，海洋探险，上海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