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与人：朱天心的动物书写与动物伦理学论文(精简3篇)
猫与人：朱天心的动物书写与动物伦理学论文 篇一
猫作为人类最受欢迎的宠物之一，一直以来都与人类有着特殊的关系。然而，朱天心的动物书写触及了猫与人之间更深层次的联系。他通过自己与猫的亲密接触和观察，揭示了猫的智慧和情感，并提出了与动物伦理学相关的问题。
朱天心在他的动物书写中展示了猫的独特性格和行为。他描述了猫的敏捷和灵活性，以及它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他还揭示了猫的社交行为，如它们与同伴的互动和对主人的依赖。通过这些描述，朱天心将猫视为有着自我意识和情感的个体。
朱天心的动物书写不仅仅是对猫的描述，更是对猫与人关系的反思。他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人类对待猫的方式是否符合动物伦理学的原则？他认为，人类应该尊重猫的自主性和权利，而不是将其简单地视为宠物或玩具。他呼吁人们对待猫要更加理解和尊重，不要剥夺它们的自由和尊严。
朱天心的观点引发了对动物伦理学的思考。动物伦理学是研究人类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学科，关注动物的权利和福利。他的论文提醒人们，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与猫这样的动物的关系，以保障它们的权益和福祉。这对于推动动物伦理学的发展和动物保护事业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朱天心的动物书写揭示了猫与人之间更深层次的联系，并提出了与动物伦理学相关的问题。他的观点引发了对动物伦理学的思考，呼吁人们更加尊重和保护动物的权益和福祉。这对于推动动物保护事业的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
猫与人：朱天心的动物书写与动物伦理学论文 篇二
猫作为人类最受欢迎的宠物之一，一直以来都与人类有着特殊的关系。然而，朱天心的动物书写触及了猫与人之间更深层次的联系。他通过自己与猫的亲密接触和观察，揭示了猫的智慧和情感，并提出了与动物伦理学相关的问题。
朱天心的动物书写中，他描述了猫的智慧和情感。他通过观察猫的行为和表情，揭示了它们与人类相似的情感体验，如喜怒哀乐。他还指出猫的智力水平不亚于其他动物，如狗。这些描述和观察让人们重新认识了猫，将其视为有情感和智慧的个体。
朱天心的动物书写还引发了对动物伦理学的思考。他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人类对待猫的方式是否符合动物伦理学的原则？他认为，人类应该尊重猫的自主性和权利，而不是将其简单地视为宠物或玩具。他呼吁人们对待猫要更加理解和尊重，不要剥夺它们的自由和尊严。
朱天心的观点引发了对动物伦理学的探索。动物伦理学是研究人类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学科，关注动物的权利和福利。他的论文提醒人们，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与猫这样的动物的关系，以保障它们的权益和福祉。这对于推动动物伦理学的发展和动物保护事业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朱天心的动物书写揭示了猫与人之间更深层次的联系，并提出了与动物伦理学相关的问题。他的观点引发了对动物伦理学的思考，呼吁人们更加尊重和保护动物的权益和福祉。这对于推动动物保护事业的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
猫与人：朱天心的动物书写与动物伦理学论文 篇三
猫与人：朱天心的动物书写与动物伦理学论文
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指标性作家，朱天心的作品一直置身于“解严”后台湾文坛硝烟弥漫的意识形态战场中。虽然朱天心本人一再强调“我不会让任何东西凌驾于文学之上”，但是在某些时候，朱天心强烈的知识分子性格，仍然促使她放弃更为个人化、更为幽微的文学探索，而转向以笔为旗的介入、公共论坛式的写作。《小说家的政治周记》（2001）便是她对台湾政治生态强烈不满的抗议之书。她也在2004年参与发起公民组织“族群平等联盟”，监督政客对于族群问题的操弄。近年来，朱天心更投身于流浪猫的动物保护运动，为动物权利发声，希望人类能够善待其他物种，与非人类动物共有而不是独占地球。透过朱天心笔下的动物书写，我们观照到地球上更多的有情生命，她笔下的猫生也带领我们跳脱人类中心的狭隘视角，反思、修正人类伦理的局限性。
讨论动物书写，第一个面临的就是文类的界定问题。什么是“动物书写”？是否涉及动物的写作就可以归入“动物书写”的范畴？正如以往关于“女性书写”“自然书写”的讨论所指出的，女性书写、自然书写并不是所有关于女性或含有自然元素的写作，而是具有“女性自觉”“生态意识”的写作，同样，“动物书写”指涉的也不只是题材内容与动物有关的写作，而是具有“动物解放意识”的写作。与一般的文学写作不同，自然书写或动物书写是具有强烈议题性的写作，它强调对于生态、动物的非人类中心的伦理观念，也致力于在写作中打破人类中心的迷思，贯彻生态整体主义与动物解放的理念。它是一种具有高度现实感的入世的文学，强调人与真实世界中的自然、动物的互动关系，“非虚构散文”因此成为这个文类的大宗。台湾“自然书写”的重要作家、研究者吴明益曾经在《台湾自然书写的探索》一书中说明“非虚构”对于自然书写的重要性：“自然书写研究者强调此一文类的‘真实性（factualness），或说‘非虚构性（nonfiction）。非虚构性并非完全排拒文学性的处理，而成为一种流水账式的‘客观记录。‘非虚构所着眼的层面，其实是在作者必须有实际的观察经验，才能进行相关的书写。也就是说，观察经验并非由杜撰而来，当然也不能捏造不存在的生物或环境。”动物书写亦然，它书写的是人与真实世界中的动物的互动关系，处理人类在与动物交往、共处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伦理处境与难题。从这样的定义出发，朱天心的《猎人们》无疑是不折不扣的动物书写，它不仅真实记录了一群在作家生命中来来去去的流浪猫的猫生，同时也呈现了朱天心对于流浪动物处境的关切、对人类如何对待他者的道德诘问，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动物书写”。
黄宗洁在《当代台湾动物书写中的环保意识》中将台湾动物书写的发展划分为几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为“动物与我：经验分享与抒情”的早期书写 ：“作者往往以第一人称的观点，抒发私我的动物经验，内容多半着墨于饲养动物的趣事或回忆，并借此分享对动物的喜爱之情。换句话说，作者的创作动机较为单纯，关注之焦点亦非以动物保护或保育为主。”收入《猎人们》的一篇旧作——朱天心写于“三三”闺秀文学时期的《李天宝》正是如此。此一阶段的朱天心写猫，更多呈现的是一种缘情似水的少女情怀，白猫“李天宝”以它对朱天心的忠诚，被拟人化为一白猫王子，整篇散文以对李家宝的怀念与负疚为基调，弥漫着一股感伤动人的情绪，然而置诸动物书写的系列，基本属于个人私密情感抒发的文学性写作，与朱天心往后发展出的公共议题性的动物书写颇为不类。三十年后当朱天心重新提笔书写猫生，她的动保意识趋向自觉，猫不复是李家宝阶段的“宠物”，而是拥有自主生命，自有其生命尊严的平等他者。透过朱天心笔下的猫生，我们领略到猫的生机盎然，也警觉到人世对待动物的道德法则。
基本上朱天心动物书写的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猫族生命样态人类学式的观察与描述。比如《猎人们》所写到的母猫纳莉。纳莉继承自祖先的狩猎天性，对捕猎小动物兴致勃勃，作者每惑于自然界食物链的生存法则，不知是否要干涉造物主的游戏，又着迷于流浪猫城市猎人未被驯服的野性。她想象纳莉的领地、巡逻的路线，“……那微风夹带多种讯息地穿过草尖，草尖沙沙刷过最细最敏感的腹毛，那光影每秒钟甚至更小刻度的变化，那百万年来祖先们汇聚在热血脉里的声声召唤……我每每努力为想象中的细节再增补更多的小细节，唯其如此，才能平衡我们这一场人与野性猎人在城市相遇，注定既亲密又疏离的宿命” —“亲密又疏离”，呈现出朱天心对于人猫关系的定位：作为友伴动物，猫族与人族有着长期形成的亲密关系；但是，又不同于所谓“宠物”—人对于猫的占有，“疏离”意味着去除人类中心的态度，尊重动物生命的独立，待之以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朱天心特别以一篇《并不是每只猫都可爱》为打算认养流浪猫的人族预作警告，不要以宠物的方式想象人与猫的“甜蜜”关系，并不是每只猫都憨态可掬，会与人亲若一家，这些不可爱的猫计有：“胆小的猫”“丑猫咪”“木讷的猫”“偷嘴的猫”“小心眼的猫”以及，总想去漫游“不愿家居的猫”，等等—总之，朱天心要说的是，猫并不是因为“可爱”才有生存的权利，她所强调的，不是私领域内对待“宠物”的宠溺深情，而是公领域内人们如何对待流浪动物、城市里的弱势他者的方式。如果你爱猫，那就试着理解与欣赏这些风景各异，并不以取悦人族为生存目标的猫；如果你不喜欢猫，那也没关系，但请不要践踏它、侮辱它，请给它一条生路，毕竟人族占尽资源，为什么不让这些寿命通常二至三年的流浪猫在人世能有一个安享天年，愉快度过猫生的机会呢？
这很难吗？—很难，大多数的流浪猫是在人族的惊吓中熬过一生的，更别提它们当中还有许多是死于非自然方式—虐猫，以及大规模捕杀的“安乐死”。这就要说到朱天心动物书写的另外一个内容了：朱天心的此类书写笔触不再集中在动物本身，而是将重点摆在了人类如何对待动物的道德追问上。在《一只兴昌里小猫的独白》一文中，朱天心以猫的第一人称写下即将被注射毒药“安乐死”的兴昌里小猫的临终告白：它不想讨人喜欢或讨人嫌恶，仅仅只想有个活路，它不明白为什么人族可以把它们当作没有生命的垃圾一样随意处理来处理去，“我们从不求日日饱暖，不求人族宠幸，从不奢望妈妈、兄弟们可以永远聚首，就像每天晚上这社区一户户人家灯光亮起时的那情景，那种—噢，我有点知道了—幸福的感觉。我只但愿，同樣作为地球上的过客，我们彼此容忍，互不断生路，至于生死祸福，自己碰自己担，这，会是一个太奢侈的梦想吗？”奢侈不奢侈，端看它的托生所在，唉，猫也是有好运歹运之分的—根据猫族在不同地方所受的对待，朱天心发展出衡量一个地区进步与否的特别指数—“猫族指标”：在《猫咪不同国》里，朱天心历数她在希腊、中西欧、日本等国游历的经验，羡慕彼地流浪猫自在友善的生存环境，对比宝岛台湾—不幸投胎此地的猫族，从它们对人的戒备恐惧、紧张落跑就可知此地人心险恶，视欺凌弱势为理所当然。朱天心列举台湾对于原住民、外籍劳工、东南亚与大陆配偶的严苛政策，指陈它一向遵循西瓜靠大边，将生命区分为三六九等的逻辑，不良政客不时叫嚣要清除异己、净化环境，“对人族，尚且如此，公然挑选符合统治者利益、喜好的人作为选民，对其他‘非我族类，岂会手软”？然而一个社会若没有养成平等尊重善待弱小生命的价值，又怎么能自诩
为了给流浪猫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为了台湾社会的良善价值与生命教育，朱天心近十年的精力除了专业写作外，大多花在了救助流浪猫、街猫TNR〔英文Trap（捕捉）、Neuter（结扎）、Release（放养）的缩写，TNR的任务是尽可能地把一个群落的猫全部捕捉起来，施以结扎手术后，放回它们原来生活的地方。它是现今唯一经过证实能有效控制街猫数量的办法，也是一种取代安乐死的人道管理的方法〕的动保运动上。这是一向热眼看世界的朱天心，第三度以公民角色投身社会运动了：一九九四年参与社民党朱高正助选，二○○四年与侯孝贤等人发起“族群平等行动联盟”，近十年则扎进了流浪猫的动保运动。从动物收容所的志工，“街猫认养地图”的成员，到游说“立法委员”成立动保司，在台北的一些社区推行“TNR”，朱天心试图以社会联结的方式，争取动物权利、促进道德进步。在向社区居民说明推行街猫TNR的意义时，朱天心曾遭到退伍老兵们不以为然的质询：当年打仗看过多少人死，猫狗何其余事。对此，朱天心的回答是：那就让我们做一点战争年代无法顾及的事吧。至于那些口口声声有那么多失业人口、孤寡老人，以及非洲难民、阿富汗儿童……尚需帮助，哪有余暇管猫狗的慷慨激昂之士，朱天心毫不客气地指出此类人士多半口惠实不至，鲜有实际举动；试想一个人若对眼前触目可及的.弱小生命都毫不措意，任由它们被扑杀、被虐待而不为所动，那怎么指望他们能对更遥远更抽象的贫穷、饥饿心动心软并付诸行动？所谓“同情心”这项最基础的道德来源，并不是需要时就能立马取用的备用物资，它是一种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培育的道德能力，需要我们能够对他者的处境、所受的痛苦与伤害有所意识与关切。在一篇为流浪动物照顾人士—她们通常被视为行容邋遢怪异的社会边缘人—发声的《猫天使》中，朱天心谈到了道德修习的日常性：“我们的猫天使，并不把同情心看作高高供在祭台上的神圣法器，他将之当作寻常的家用利器菜刀剪子，得常常用，常常淬之砺之，才不会真到大用时才发现已生锈不堪使用。一个见到受苦的生命会心热眼热不忍的人，不会对另一种同样受苦的大型哺乳动物无所感的；至于惜情如金的后者，老实说，我反倒没什么把握。”
动保运动涉及的价值排序问题是社会某些人士经常用来质疑动保运动动保人士的理由，然而这种哪个最重要、哪个次重要、哪个不重要的排序游戏，实际上常常是人们为什么都不做所找的便宜借口。哲学家陈嘉映曾经在一篇有关黑熊救护的文章中质疑过此类价值排序的诡计：
我们可以把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到对面，然后按重要性加以排列。在这个表格里，救助艾滋病人也许比救助濒危动物要紧，救助濒危动物比在饭馆喝酒要紧。我们该请哪位理论家来做这个“价值排序”游戏呢？好，划天下的理论家为我们排出了次序。我们该按照这个次序先做最重要的事情，做好之后再做次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先来救助艾滋病人，然后再考虑黑熊？大家都来解决无房户问题，等天下寒士都有了地方住，再来建歌剧院？谁会依照这个影子次序生活？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按照一套固定的价值排序来生活，人人都争做影子次序里最重要的事情，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就无人去救助黑熊，那会是一个多么让人丧气的社会。
救治流浪动物与救助失学儿童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那种人为的排序掩盖的是深层的冷漠。人们被卷进黑熊救护或照顾流浪猫，只是因为某种机缘，不忍心见动物受苦，“他们用各种方式号召、感召人们参与他们的事业，但他们并不质问更不谴责谁”。那种胸怀远大理想，动辄给动保人士贴上中产阶级式伪善标签的人（他们事实上多半没为非洲儿童捐过半毛钱），经常也是最能够牺牲弱小为所谓远大理想让路的人。
正所谓，“十年一觉动保梦，赢得小说荒废名 ”（朱天文语），朱氏二姐妹作为台湾重量级的作家，耗费诸多心血来从事流浪猫的动保运动，个中甘苦，冷暖自知。作为她们的同业兼诤友，黄锦树曾去函朱天心，善意提醒在文学创作与动保运动之间是否必须有所取舍，以免牺牲了她们所专擅的文学。对此，朱天心在长篇回忆录《三十三年梦》里回应道：“令我比较感慨的是，他们都以为这是可以选择的，看到路边一只被车撞成半身不遂爬行的猫如何选择？一窝尚未开眼、母猫去找食物未归或已被车被撞身亡的奶猫，可如何选择？……”有关选择，正如陈嘉映所言：“我们并非遇事才做选择，我们的基本‘选择，是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那些从事公益事业和正义事业的朋友，他们做那些事情，体现了高于常人的德操，但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体现了更高的德操才去做的。他们被牵进了这些活动。你培养自己的德操，你就被牵进有德的活动；你放纵自己的恶习，你就被牵进恶俗的活动。”所幸的是，社会运动不一定妨害文学，在社会运动中淬炼的人格、能量也能反哺、滋养文学创作，另一方面，社会运动与文学创作之间又确实存在冲突，文学写作需要时间的深潜、个人某种程度的封闭，而社会运动永远是缓不济急，集体高于个人，这是许多左翼作家最后放弃文学去从事更直接的社会政治活动的原因。公民责任与作家角色之间的折冲与平衡，仍然是公民朱天心与作家朱天心要不断面对的难题。
自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提出有关动物的道德地位与利益问题以来，有关动物伦理学的争论与探讨一直在进行。动物伦理学对于人类的最大挑战，正如生态伦理学一样，是如何破除人类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观，承认其他物种同样是这个地球的成员，拥有它们的生存权利；更进一步，动物伦理学还要求承认具有痛苦感知能力的动物的道德地位，给予它们平等的道德考虑。彼得·辛格在《动物解放》中举黑人与妇女解放运动为例，在两百年与一百年前，黑人对于白人、女人对于男人来说都不是“人”，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无视黑人与女人的道德地位，将黑人与女人排除在道德的平等考量之外；物种歧视与它们有着相同的结构性偏见，我们明明知道动物在受到人类的残酷对待时会痛苦，并且这种痛苦是无辜的，但只要我们像几百年前将黑人与女人视为“非人”一样将之排除出去，我们对于它们的痛苦就可以“视而不见”，以免妨害到我们自己的利益，触犯到我们的良心。然而近五十年，在动物伦理学家与动保人士的推动下，人们逐渐意识到对待动物具有道德上的是非对错可言，开始采取措施减少对动物的伤害。到今天，已有一百多个国家立法保护动物。中国，很遗憾地在这个名单中暂付阙如。据称甘地说过：“一个民族的伟大与其道德上的进步程度，可以从它如何对待动物来判断。”且让我们期待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早日订立《动物保护法》，在动物伦理与人类文明发展的长途上刻下重要路标。
近年来推动华语学界动物伦理学发展不遗余力的台湾学者钱永祥曾经引用历史学家勒基“扩张中的圈子”表明人类的道德进步趋向：人们的仁爱之情先是只限于家族，然后开始向外扩张，将整个阶级包括进来，继而道德关怀进一步扩展到整个民族、其他民族，乃至扩展到整个人类，最后，人们开始考虑将动物容纳进来。钱永祥认为，勒基“扩张中的圈子”这个概念，明确表达了动物伦理与道德进步的关系，他期待人类将道德关怀的范围扩大到动物，减少动物受到的伤害，减少残忍与野蛮心态对人类自身的贬抑和戕害，保护动物也是保障人性自身：“道德关怀的范围在擴大，受到道德考量的对象愈来愈多，就构成了一种道德上的进步。进步在哪里？在于以前受到漠视、歧视的人，以前被视作异己而提防、伤害的人，逐渐成为我们的同类，进入了道德考量的范围，从而其利益必须要受到我们的正视。我们列为同类的对象已经不受性别、宗教、民族和肤色的限制。今天的问题是：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再越过物种的限制，将道德考量的范围扩展到动物，让能够感受到痛苦的生命，也成为我们在道德上关怀的对象？”
要让动物能够成为我们道德关怀的对象，就必须有意识地冲破人类对于动物的偏见，在与动物的相处中体会到动物的快乐、欲望、痛苦，这需要人类发挥更多的道德同情与敏感。在这个意义上，动物书写正像女性书写、自然书写一样，它不只是一种文学书写，同时也是一种伦理书写，它试图从弱势的角度揭发人类习焉不察的集体性暴力，扭转人类的自私本能，促进人类的道德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