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经》中“谓”的含义的论文(推荐3篇)

论《墨经》中“谓”的含义的论文 篇一

《墨经》是墨子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在其中，“谓”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墨经》中“谓”的含义。

首先，从字面上理解，“谓”是指言语中的陈述、表达的意思。在《墨经》中，“谓”被用来表示人们对事物进行评价、判断、描述等行为。例如，在《墨经·尚同》中，墨子说：“天有高下，地有远近，人有贤愚，事有利害。”这里的“有”可以理解为“谓”，表示对天、地、人、事物的评价和判断。通过“谓”，墨子表达了他对世界的理解和价值观。

其次，从墨子的思想体系来看，“谓”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墨子强调“兼爱”和“非攻”，主张消除战争和社会不公。在他看来，“谓”不仅是对现实的评价和判断，更是对人们应当追求的道德标准的表达。墨子认为，人们应当根据道德原则来评价和判断一切事物，通过“谓”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他强调道德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认为道德规范是人类共同遵循的准则。因此，在《墨经》中，“谓”也承载着墨子对道德的渴望和追求。

最后，从实践层面来看，“谓”在《墨经》中还有着实际应用的意义。墨子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道德行为准则和社会改革方案，他认为人们应当通过实践来实现“兼爱”和“非攻”的理想。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需要不断评价和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通过“谓”来指导和改进自己的行为。墨子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而“谓”成为了这一实践过程中的重要工具和指导原则。

总之，《墨经》中的“谓”既是对事物的评价和判断，也是对道德原则的表达和追求，同时还是实践中的指导准则。通过对《墨经》中“谓”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墨子的思想和墨子学派的核心理念。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汲取启示，指导我们的思考和行为，为实现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做出贡献。

论《墨经》中“谓”的含义的论文 篇二

《墨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之一，其中的“谓”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墨经》中“谓”的含义。

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谓”在《墨经》中常常用来表示陈述、表达的意思。墨子在《墨经》中通过“谓”来表达对事物的评价、判断和描述。例如，在《墨经·尚同》中，墨子说：“天有高下，地有远近，人有贤愚，事有利害。”这里的“有”可以理解为“谓”，表示对天、地、人和事物的评价和判断。通过“谓”，墨子表达了他对世界的认识和见解。

其次，从墨子学派的思想体系来看，“谓”有着更为深刻的含义。墨子主张“兼爱”和“非攻”，提出了一套道德准则和社会改革方案。在他看来，“谓”不仅仅是对现实的评价和判断，更是对人们应当追求的道德标准的表达。墨子认为，人们应当根据道德原则来评价和判断一切事物，通过“谓”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他强调道德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认为道德规范是人类共同遵循的准则。因此，在《墨经》中，“谓”也承载着墨子对道德的渴望和追求。

最后，从实践层面来看，“谓”在《墨经》中还具有着实际应用的意义。墨子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道德行为准则和社会改革方案，他认为人们应当通过实践来实现“兼爱”和“非攻”的理想。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需要不断评价和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通过“谓”来指导和改进自己的行为。墨子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而“谓”成为了这一实践过程中的重要工具和指导原则。

总之，《墨经》中的“谓”既是对事物的评价和判断，也是对道德原则的表达和追求，同时还是实践中的指导准则。通过对《墨经》中“谓”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墨子的思想和墨子学派的核心理念。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汲取启示，指导我们的思考和行动，为实现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做出贡献。

论《墨经》中“谓”的含义的论文 篇三

论《墨经》中“谓”的含义的论文

　　摘要：“谓”是《墨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其本义而言，“谓”就是“报”：作为动词，是指主体在认识和把握对象之实情的基础上，举对当之物（一般为名称）以应之，用以表达自己对对象的认识、称谓或评价的行为；引申为名词，指的就是“报”的内容。后期墨家在坚持“以报释谓”的基础上，在名学论域中对“谓”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他们对“谓”概念的理解和探讨，实际上是对墨子“察实分物而有名”进而“用名”的名学主张的提炼和深化。

　　关键词：后期墨家；墨经；谓；报

　　“谓”是《墨经》中联结“名”、“实”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此准确把握“谓”的含义，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后期墨家的名学思想。自上个世纪以来，研究者对《墨经》中“谓”概念的含义已有不少解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认为1、“谓”是动词，《墨经》中“谓”的三种形式（移、举、加）可以与英文中的系动词、不及物动词和及物动词相对应。［1］2、“谓”既可以作动词，指“特定对象的具体言语活动”［2］；也可以作名词，指“一种简单陈述句的表达形式”［3］。3、“谓”相当于形式逻辑中的命题。［4］4、“谓”表判断，是思维的内容。［5］5、“谓”相当于“谓词”，是判断的谓项，句中的谓语。［6］这些从现代语言学或逻辑学角度对“谓”的解释，无疑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墨家“谓”概念的理解；但由于过多地强调“谓”与现代学科中某些概念的表面相似性，似乎对“谓”在先秦时的本来含义关注不够。因此，本文试图从“谓”的本义和在先秦时期的一般使用情况入手，通过分析墨家学派名实观的演变，来进一步探求《墨经》中“谓”概念的含义。

　　一、“谓”的本义

　　“谓”是一个相当后起的`形声字。在先秦出土文献中，“谓”一般假借为“胃”字。根据《说文》“谓，报也，从言，胃声”［7］，可知在许慎看来，“谓”的本义是“报”。“报”有“告”的意思，虽不从言，但也可以表示一种言说行为。例如“子贡还报孔子。”（《庄子·渔父》）“列子追之不及，反以报壶子”（《庄子·应帝王》），其中的“报”指的就是“报告、告诉”。不过，“告”并不是“报”的本义。从古字形上看，“报”为会意字，有惩罚、治人罪的意思。《说文》云“报，当罪人也”［8］，又曰“当，田相值也”［9］。“当”有“对当、对等”之意，可见“报”的本义似指“根据犯人之罪行而处以同等之刑罚，或以同等之刑罚来表达对某罪行之态度”。其意重在“相当”或“对等”。从字例上看，先秦典籍中的“报”字大多与其本义的用法相似，表达的是类似于“以与某物相对等的他物回报之”之类的意思，而不从“告”义。如“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经·木瓜》）、“报虐以威”（《尚书·吕刑》）、“报怨以德”（《老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者也。”（《荀子·正论》）等等。

　　从“报”的本义和先秦时期“报”字的用例来看，“报”有如下特征：1、“报”一般有两个成分：一个是“报”的对象，一个是“报”的内容。这两个成分在逻辑上有先后之分。例如“报虐以威”，是先有“虐”，再以“威”报之。2、“报”具有主观性，反映了这一行为的发出者对所“报”对象的认识和态度。例如，对于相同的对象“怨”，可以“报之以德”，也可以“报之以直”。“报”之对象是已有的事实，而“报”的内容则取决于主体的认识、态度和意愿。3、“报”的两个成分虽然性质不同，但客观上都以追求某种对等性为目的，有“当”的内在要求。4、“报”作名词时，是指“报”动作的内容。如“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爵位、官职、赏罚，都可以成为对某些行为或现象的“报”。

　　从“报”的本义出发，结合出土文献中假“胃”为“谓”不从言的事实，我们可以推知先秦时期的“谓”字不只是一种言说行为；“谓”的含义可能与“报”的本义有更密切的关系，具备与“报”的本义相类似的特征。

　　二、“谓”的用法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

　　谓”在先秦时期的用法进一步加深对它的理解。已有学者指出，先秦时期的“谓”字句（即以“谓”为核心动词的语句）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谓”必带有“a”、“b”两个不同的成分，并且所有句式都可还原为“谓ab”这一基本句型。［10］结合上文所论“谓”之本义，可知“a”、“b”之中应有一个成分

　　第一种情况，对象是人。例如：1、《庄子·盗跖》：“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此句中“子”、“我”为天下人“谓”的对象，若“子”、“我”之实为“盗”，则可谓之“盗丘”、“盗跖”。2、《荀子·臣道》：“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此句中“伊尹”、“周公”为“谓”之对象，由二人具有“圣臣”之实（这是言说者的主观判断），则可谓之“圣臣”。3、《论语·公冶长》：“孰谓微生高直？”此句中“微生高”为“谓”之对象，孔子认为他没有“直”之实（“直”的品格），因此提出怀疑。

　　第二种情况，对象是物。例如：1、《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谷，谓虎于菟。”此句中“乳”指某食品，“虎”指某动物，“乳”与“谷”是对同一食品的不同叫法，“虎”与“于莬”也是对同一动物的不同称谓，对象之“实”就是其自身之形貌等特征。2、《庄子·逍遥游》：“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擁肿，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规矩。”此句中“之”为代词，代“谓”之对象，“大本”云云，即是对象之实。

　　第三种情况，对象是现象或事件。例如：1、《尚书·伊训》：“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此句中“时”通“是”，代指一种现象，“恒舞于宫、酣歌于室”即为这种现象之实情，言说者将此种现象称为“巫风”，“巫风”即“谓”之内容。2、《墨子·七患》：“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此句中前一个“之”字代指一种现象，“一谷不收”为此现象之实情；言说者将其称之为“馑”，“馑”即为“谓”的内容。后半句之结构与前半句相同。

　　第四种情况，对象是行为。这种情况与上述第三种情况类似，例如：1、《诗经·小雅·宾之初筵》：“醉而不出，是谓伐德。”2、《老子》：“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也，是谓玄德。”3、《论语·尧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4、《孟子·滕文公上》：“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

　　由以上例证，可归纳“谓”的用法如下：1、“谓”必有对象；2、对象必有实情；3、言说者（或隐或显）根据实情，对对象举对当之物（一般为名称）以应之，用以表达自己对对象的认识、称谓或评价。

　　综合《说文》对“谓”的解释以及“谓”的用法，“谓”概念的含义可以概括如下：“谓”就其本义而言就是“报”，指主体在认识和把握对象之实情的基础上，举对当之物（一般为名称）以应之，用以表达自己对对象的认识、称谓或评价的行为。引申为名词时，“谓”指的就是“报”的内容。ゼ叶浴拔健钡牟发

　　“谓”在《墨经》中共出现66次，但与其含义相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条：1、“谓，移、举、加。”（《经上》）；2、“谓：狗，犬，命也；狗犬，举也；叱狗，加也。”（《经说上》）；3、“无谓则无报也。”（《经说上》）由“无谓则无报也”，可知后期墨家对“谓”的理解并没有偏离其本义。那么，所谓“谓，移、举、加”又当作何解呢？笔者认为，这是后期墨家在坚持“以报释谓”的基础上，在名学论域中对“谓”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讨，是对墨子“察实分物而有名”进而“用名”的名学主张的提炼和深化。

　　首先，“谓，移、举、加”一条出现在以概念界定为主的《经上》中，且紧接“名，达、类、私”，可知本条虽然是后期墨家对“谓”的专门论述，但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名”紧密相关。《经上》“所谓，名也；所以谓，实也。”可视为另一佐证。

　　其次，墨子的名学主张中其实已经提及了“移（命）”、“举”、“加”，只是不够系统。例如在论及名的产生时，墨子提出：“今天下之所同义者，圣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皆勉攻伐并兼，则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

　　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非攻下》）“义”的含义是明确的，就是“圣王之法”（即兼爱非攻）。而天下的诸侯行“攻伐并兼”等不义之实，却仍然拥有“誉义之名”；在墨子看来，这显然是人们“不察其实”而造成的不合理现象。因此，就“名”的生成而言，对待各种现象和行为要“察其实”而后“有其名”，对各种事物则应“分其物”而后“命其名”。

　　在论及名的使用时，墨子说：“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此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不利，无所利，故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天志上》）“暴王”是已有之“恶名”，用“暴王”之名来称谓那些“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的诸侯国君，正是表达了墨子以“名”来分辨和评价对象的用名主张。

　　由上可见，在墨子“察实分物而有名”进而“用名”的名学主张中，已经有一个初步的通过对象获得名，以及通过名认识、分辨和评价对象的建构存在，而“命”、“举”、“加”是其中的关键词。后期墨家正是在此基础上，以“命”、“举”、“加”重构了“谓”的含义，从而使其成为一个系统表征“命名”、“举实”和“用名”的名学概念。

　　“命”，就是据实命名。例如谓“狗”为“犬”。“狗”在这里不是指称一个语词，而是指称命名的对象，属于语词的正常用法；“犬”指的是语词本身，即“犬”这一名称。看见一种动物，根据其实（如形貌等特征）将其命名为“犬”，这就是“命”。由其过程表现为将对象之“实”转以语词之“名”代替，因此也称为“移”。与此类似的，如“物，达也，有实必待文（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勇：以其敢于是也命之。”（《经说上》）等等。其中的“命”都是指根据对象之实进行命名的行为。

　　“举”，即《小取》篇所说的“以名举实”。“举”的本义是“双手托物”，《墨经》又以“拟实”释“举”，都是为了说明“举”的功能就在于通过名来比拟实，或通过名来再现实，也即荀子所谓“名闻而实喻”（《荀子·正名》）之意。“举”可以看作是“命”的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举出来的“名”仍然是命名时的含义和指称，是“有固实”之名，因此《经说上》云“狗犬，举也”，即在强调其含义和指称的确定性。又如“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天志上》），“圣王”或“暴王”之“名”所对应的“实”都是确定的，即“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或“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用前者之名，意在举出或再现后者之实。

　　“加”，是将所举之名运用到具体语境中的行为。“名”产生于特定对象，但从其产生之时起，又必然与其命名时所据之对象相脱离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加”的过程，就是将这一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公共之名”重新加以具体化，以指称新的对象的过程。所举之名一旦运用到具体语境中，就由静态之“名”转成了动态之“谓”，有了新指称对象，并体现出言说者的主观意愿和认识。例如《墨子》中的“圣王”之名，本产生于“禹汤文武”等特定的对象，但一经产生后，就可以用来指称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的诸侯。以“圣王”之名来指称这些诸侯，就是“加”。

　　我们可以通过《墨子》书中的原例来区分这三种“谓”的不同，例如：“禹汤文武……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谓之圣王。……子墨子言曰：‘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故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天志上》）按照上文的辨析，可以将此节中的“命”、“举”、“加”区分如下：

　　命谓部分

　　对象：禹汤文武

　　对象之实：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

　　命名：圣王

　　举谓部分

　　以名：圣王

　　举实：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

　　加谓部分

　　所加之名：圣王

　　所指之实：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

　　指称对象：当时

　　的诸侯国君

　　析而言之，“圣王”在命名时具有确定的含义（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和所指的对象（禹汤文武），在“以名举实”的过程中也仍然保留了命名时所对应的“实”。到了“加谓”阶段，“圣王”之名便有了新的“实”（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等等）和指称对象（当时的诸侯国君）。因为新的“实”与“圣王”之名原有的“实”相对当（均可归结为“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因此可以将“圣王”之名加在新的对象（当时的诸侯国君）上，用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愿、认识和态度。

　　综上，可知后期墨家并没有偏离墨子“察实分物”而“有名”进而“用名”的基本思想；只不过他们将这一整套过程简化成了“命”、“举”、“加”这三种“谓”的形式或环节。后期墨家对“谓”概念的细化和扩充，其实是对墨子名学主张的精致化和系统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谓”在先秦时期是一个使用非常普遍而又有独特意味的语词。一方面，它与“言”、“语”、“曰”、“云”一样，作为言说行为的表征动词，在先秦文献中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它又不是普通的言说动词。作为联结“名”与“实”的桥梁和手段，“谓”自有其独特的内涵和使用方式，并不能简单地拿现代学科中的某些概念来比附。同样，作为先秦时期唯一对“谓”有过专门论述的学派，后期墨家对“谓”的理解和运用也与当时的语言使用背景和他们的学术渊源密切相关；如果不将这些因素纳入考察范围，我们对《墨经》中“谓”概念的理解就会出现偏差。オ

　　参考文献：

　　［1］谭戒甫：《墨辩发微》，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3-104页。

　　［2］［3］崔清田：《名学与辩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版，第308、311页。

　　［4］温公颐：《先秦逻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页。

　　［5］詹剑峰：《墨子的哲学与科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5页。

　　［6］詹剑峰：《墨家的形式逻辑》（第二版），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页。

　　［7］［8］［9］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许惟贤整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867、1211页。

　　［10］朱承平：《先秦时期的“谓”字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