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四次比较综合论文
论西方经济
纵观经济学几百年的发展历程，那些有影响的理论体系的诞生，以综合著称的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的出现,都不是凭空而来,总是要汲取与综合前人的观点和材料。在各种经济理论异彩纷呈的学科发展史中，总是需要在比较中认识,在综合中发展，以形成一套更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理论体系。正确的比较,本身就是一门艺术；科学的综合，更是一种创造，是融会贯通基础上的推陈出新。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四次大综合--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以及斯蒂格利茨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启示意义的例证。
一、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四次标志性的比较综合
(一)约翰?穆勒：古典经济学危机背景下的第一次综合穆勒的第一次大综合具有深刻的学术背景与现实背景。在穆勒所处的时代,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李嘉图的分配理论都具有极大影响。一方面，对于人口增长的悲观前景、生存工资的论断使人们对经济学产生悲观认识。另一方面，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破产的危机。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思潮、孔德的实证主义、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等开始出现和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穆勒保持对新思想的开放头脑，以个人发展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视角，努力赋予古典经济学新的生命,对于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发展进行了一种更具比较性和适应性的综合。
(二）马歇尔:边际革命方法突破下的第二次综合
马歇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者。马歇尔的时代,就西方经济学的自身发展来看，以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的奥地利学派为代表,引发了边际主义革命。马歇尔试图采取约翰?穆勒的人道主义态度，同时与李嘉图、穆勒等人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相结合，吸收边际革命的理论成果,在比较综合中对西方经济学加以创新。
(三）萨缪尔森:凯恩斯革命学术突破下的第三次综合
萨缪尔森被誉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在经济哲学思想中，萨缪尔森持所谓比较主义基础上的中间态度；在经济制度上,他提倡私营经济和公共控制混合的混合经济制度;在经济理论上，他倡导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相结合的新古典综合。同时，为解决上世纪70年代后滞胀这一顽疾，又吸收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主流理论。
萨缪尔森整合各流派而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一个独特的体系，也有人因此称他的经济学说是西方经济学的小型“百科全书”。萨缪尔森的第三次大综合试图既说明资源配置又说明资源利用，并构筑一套统一说明现代混合经济体制的完整理论框架。
(四）斯蒂格利茨：寻找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导引下的第四次综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学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现实,又提不出合适的政策主张，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受到来自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流派的抨击和责难，面临被后者在整体上或局部取而代之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为20世纪末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新的比较综合。
第一，当代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相联系，经济学原理应该只有一套而不是两套，斯蒂格利茨在这一观点引导下，试图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如充分就业模型、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出并展开的，实现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连接。
第二,斯蒂格利茨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的新古典的高度抽象程式,将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更加贴近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发展于近二三十年的新成果纳入其理论体系,使之更加具有现实解释力。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最新综合在之前几次大综合的基础上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仅比较综合的工具更加多元、更加精密,而且视角更加宽广，在研究内容包罗万象的同时朝着直面现象、更好地解释现实的方向发展。
二、对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四次综合的比较
对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四次标志性综合加以比较，不难发现,这些综合在承继前人不同理论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实现了重大的经济理论体系创新。这说明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对既有理论的综合，对不同观点的比较、扬弃的关系极为密切。比较综合是沟通旧理论与新理论的桥梁之一，与经济学中的突破、革命互为促进,共同构成经济学发展的最基本方式。
(一)学术背景与综合形态的特殊性与共性西方经济学四次比较综合的时代背景与学术基础具有重大差异。约翰?穆勒的比较综合的基本学术任务是解决李嘉图理论的困境。马歇尔的目标是把古典经济学与边际革命的成果相结合。萨缪尔森则要把凯恩斯革命与新古典经济学加以综合。斯蒂格利茨的综合则试图推进经济学的现实性。
虽然四次比较综合的具体时代背景各不相同，但也有一些共性。它们都必须面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问题或危机，在坚持认为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的前提下,通过教科书体系等方式，与所谓“不能做出正确判断的作家所提出的狂妄学说”进行学术论战,都试图以科学分类等名义把制度因素加以排除或者存而不论。
(二）比较综合方法的继承性与螺旋式上升性在经济学研究中，方法论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基于不同的方法论分析同一经济学研究对象，能得出不同的结果。例如归纳法的运用使斯密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概念都有两重意义,但也使他的理论体系出现矛盾。
四次比较综合在研究方法上有相似之处，主要有演绎法与归纳法相结合、在比较基础上的综合等。在研究方法的认识突破中，应当先找到理论综合的前提条件,如体系创新,使以往看似冲突的理论具有一个确定的分析标准和通约性，而不是盲目地碎片化地机械性的折中。约翰?穆勒对孔德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吸收与借鉴、马歇尔对物理学与生物学方法的借鉴、萨缪尔森和斯蒂格利茨对当代数学方法的借鉴与应用为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重大突破提供了分析工具。
三、西方经济学四次比较综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的启示
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进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体系创新，需要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综合方法中获取启示。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经济学的体系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的重要途径。
通过研读西方经济学中四次标志性比较综合的实践，同时结合我国国情与经济学发展的要求，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需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比较综合需要有广博的视野和方法论支撑，要更多地吸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活力,深化认识现代市场经济规律。
西方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研究方法，如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法、证伪分析法、数理方法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有四个基本特征：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个体主义为主导的方法论分析视角；坚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以及广泛运用数学作为主要分析手段。对于各种研究方法,应认识到各有其优缺点和适应性。大量引入和吸收自然科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并综合运用仍然是经济学发展的大趋势。当今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不断增强，数理方法的大量运用使得经济理论更具解释力。方法上的开放--重点是大量吸收自然科学的方法是西方经济理论不断发展的最重要动力。
第二，比较综合要承上启下，既体现前人的研究成果，又为后来进一步的研究拟定框架，为开辟新道路指明方向。
西方经济学四次大综合都是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从穆勒到马歇尔,到萨缪尔森,再到斯蒂格利茨，先后都对各自时代的理论成果进行比较综合与创新,也正因此才成为一个个划时代的理论综合。
第三，比较综合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展开，必须植根于当前中国现实经济背景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内核和基础结构，同时,对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综合的学术历程加以分析，更好地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经济学的比较综合-方面要体现对西方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吸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要根据国情，体现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要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中国经济学比较综合方法的基础和标准必须而且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总之,经济理论虽然是不同时代和国情的产物，但比较与综合的方式方法在其中始终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学者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者进行比较综合研究时的有益方法、技巧,成功与失败的学术经历，针对我国现实情况，以解决经济问题、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树立包容各种相关理论的广博视野,海纳百川，推陈出新,发展出新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