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近世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精简3篇)
浅谈近世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 篇一
日本商人在近世时期的生活哲学具有独特的特点和价值观。他们不仅注重经济利益的追求，更注重个人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在商业活动中，他们秉持着诚信、勤劳和谦逊的原则，以及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的精神。
首先，诚信是日本商人生活哲学的核心之一。在商业交往中，诚信是商人与他人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日本商人相信“一言九鼎”的道德准则，即一旦承诺，就必须履行。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诚实守信的行为，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赖，从而建立稳定的商业合作关系。这种诚信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商业活动中，也贯穿于日本商人的日常生活中。
其次，勤劳是日本商人生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商人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们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和辛勤的工作可以获得成功。他们把工作视为一种修行，通过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需求。勤劳不仅是为了个人的成功和财富的积累，更是为了社会的繁荣和发展。日本商人坚信，只有通过个人的努力和付出，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最后，谦逊是日本商人生活哲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日本商人注重个人修养和自我约束，他们不追求虚荣和炫耀，而是以谦逊的态度对待他人和事物。他们习惯于隐藏自己的能力和成就，不喜欢引人注目和吹嘘。这种谦逊的态度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与他人相处，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此外，谦逊也使他们能够接受失败和挫折，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自己。
总之，近世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以诚信、勤劳和谦逊为核心价值观。他们通过诚实守信的行为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赖，通过不懈的努力和辛勤的工作获得成功，通过谦逊的态度与他人和谐相处。这种生活哲学不仅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对日本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浅谈近世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 篇二
近世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深受儒家思想和佛教影响，强调个人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他们注重道德伦理的建设，追求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以及追求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首先，儒家思想对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日本商人深受其启发，注重个人修养和家庭和睦。他们相信通过自我修养和道德修养，可以达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在商业活动中，他们坚持诚信、正直和公正的原则，以及尊重他人和社会的价值观。儒家思想的影响使日本商人在商业活动中不仅注重经济利益的追求，更注重道德和人伦的建设。
其次，佛教对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强调人生苦难的本质和涅槃的追求，提倡无私和慈悲的精神。日本商人通过佛教的教诲，认识到物质财富的追求并非唯一目标，更重要的是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心灵的升华。他们注重修行和禅悟，通过冥想和禅修来提升个人的修养和境界。佛教的影响使日本商人在商业活动中更加注重内心的平静和善良的心灵。
最后，近世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追求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他们注重人际关系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和合作来实现共赢。他们相信只有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才能达到真正的幸福和成功。在商业活动中，他们注重与供应商、顾客和员工之间的良好关系，注重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追求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的生活哲学使日本商人在商业活动中更加注重社会责任和公益事业。
总之，近世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受到儒家思想和佛教的影响，强调个人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注重道德和人伦的建设，以及追求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这种生活哲学不仅对个人的成功和幸福产生着重要作用，也对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浅谈近世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 篇三
浅谈近世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
近世日本，幕藩体制在客观上促进了商人势力的成长，身份制度造就了商人对工商业的垄断，使社会地位最低的商人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具势力的阶层。身居这种矛盾的社会之中，商人无力挑战社会体制，唯有面对现实，服从命运，其消极的处世哲学和积极的俭约观得以形成。
一、幕藩体制下商人势力的成长
近世日本商人势力的崛起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某种意义上说是幕藩体制及身份制度的副产物。
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后，总结了数百年来武家社会秩序混乱、主从关系松弛的教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建立了以幕藩体制为中心的严格的统治体制。在中世社会曾经由武士、天皇、公家、寺社等分别所有的统治权力变成由武士以排他的形式承担。但在作为统治阶层的武家社会内部，德川幕府虽然在军事、经济上无人能敌，却无法彻底清除各地大名的割据势力。基于这一现实，德川幕府依据大名与德川幕府将军关系的亲疏，把近 270个藩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种类型，等级严明，不得潜越。这种由幕府支配全国大名，大名坐镇地方的幕藩体制，表面上是由大名的藩作为幕藩的屏障，但实际上是削弱地方而强大中央的手段。
二、消极的处世哲学
商人虽然拥有财富，但是在幕藩体制及身份制度下是无力的个体，甚至商人发财与他们的顾客及债务人武士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商人深知其中的利害，更不能与体制正面抗争，只能对武家和幕府表示恭顺，谨慎行事，严守身份秩序。江户前期大阪有一豪商淀屋家，靠木材、米谷交易和对大名放货获得暴利，成为大阪首富，到第五代辰五郎的时候，有家产金12万两，白银I2万贯，向大名货款1亿贯川。淀屋家生活奢华，排场堪比大名。他公然违抗幕府多次发布的禁止奢侈令，身穿印有醒目家纹标志的名贵白绢衣服招摇过市。170年，幕府对富可敌国、敢于藐视武士的淀屋辰五郎以潜越商人身份、生活过于奢侈、违反俭约令等罪名进行惩处，没收淀屋家所有财产，并一笔勾销其面向大名的货款，淀屋辰五郎本人也遭流放。如此严重的惩罚，显然生活过于奢侈、违反俭约令是借口。真实原因是淀屋家实力强大到能操控米市，对幕府与大名都是威胁，尤其那1亿贯大名货对大名是巨大压力，而其高调、奢华的生活正为幕府提供了潜越商人身份的把柄。淀屋家的悲剧是对商人的严厉警告，促使他们服从幕府权威，牢记自己身份。不少近世商人家训把遵守幕府及各藩的法度放在第一条或重要位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如近江商人市田的《市田家家则》第一条就是严守各种公仪法度，不可对盯内管理者无礼久留米商人林田家(手津屋)规定:家中诸人需严守幕府法令;将军为日本国之主君，需敬仰之;藩之主君亦与现人神无异，决不可做违背政道之事。
三、积极的俭约哲学
查字典范文网(FANWEN.unjs.COM)
近世日本，社会地位最低的商人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具势力的阶层。面对幕府的打压，武士的嫉恨，艰难生存的商人们只能律己，并完成了由奢入俭的转变。他们或著书立说，或撰写家训，阐述自己的`俭约主张。以下简介其中若干作品，从中得见商人的积极的俭约理念。
(一)并原西鹤的《日本永代藏》与长者丸
并原西鹤(1612-1693)是著名町人文学家，徘谐诗人，出生于大阪商人家庭。其创作活动主要在经济繁荣、社会崇尚享乐之风的元禄时代。他的系列好色物小说，描写了商人在积累了财富后如何追求享乐及奢侈颓唐的城市生活。而其反映町人生活的作品《日本永代藏大福新长者教》(1688年刊行)，因强调始末、才觉、算用等积极的经营伦理而广泛流传，被誉为元禄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熟知盯人生活甘苦的并原西鹤在作品中强调商人的价值:与贵人高人、一切文艺人全然不同，普通町人惟有靠拥有金钱才能扬名世上。 俗姓、门第皆无妨，惟金银是盯人之系图也。在此之上，他鼓吹金钱至上，世上惟有金钱最有价值，有了钱，既能有成佛之心，又能为后世造福，令万人羡慕，可以说西鹤的俭约观是建立在金钱本位的价值观之上的。既然金钱如此重要，那么作为商人自然应把致富作为目标，即成为积累资产1 000贯以上的长者(富翁)。如何才能成为富翁?西鹤在《日本永代藏》中以幽默的笔调，开了一付长者丸(意味致富药方):早起J两，家业20两，夜作8两，健康7两。将此两细细研磨，准确计量，仔细配方，早晚服
(二)三并高房《町人考见录》中商人的衰败教训
三并家是伊势商人的典型代表。三并家起源于17世纪初年，到第三代当主三并高房(1681-1718)时期，三并家已经在京都、大阪和江户拥有了十几家分店，成为当时的强势豪商。作为掌门人，三并高房经历了元禄、享保时代，耳闻目睹不少商家一代创业、二代享受、三代败家的现实，深有感触，于1728作《町人考见录》。该书记载了以京都为主的l 6家商人的兴衰史，并加以评说，作为三并家家训教训子孙。
从俭约齐家，到俭约治国，石田梅岩看的更高更深。幕藩社会，身份等级森严，而俭约是四民相通的美德。在石田梅岩的学说里，俭约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修身的方式，不仅是为一己之私利，更是为天下之公益。因此，俭约不仅能够齐小家，而且有益于治天下。对于俭约的对立面奢侈，梅岩引用《论语》中的礼，与其奢，宁俭，指出奢侈不只是导致败家的原因，还是不仁的表现，即奢为不仁之本。仁是儒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不仁，就是不爱人，这是从道德上对奢侈进行谴责。总之，无论俭约还是奢侈，在梅岩这里都不仅是作为生活方式而存在，而是被赋予了道德含义，使其成为商人道的核心，从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其俭约齐家思想被许多商人发扬光大，并写进家训世代相传。俭约的生活方式由此受到商人社会普遍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