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祯“红桥修禊”考辨（精彩3篇)
篇一：王士祯“红桥修禊”考辨
王士祯是清代著名的文人、历史学家和经学家，他的作品对于研究清代历史和经学都有很大的价值。其中，他的《清代经世文编》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而其中的一篇《红桥修禊》更是备受关注。本文将对王士祯的《红桥修禊》进行考辨。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红桥修禊》的背景。《红桥修禊》是王士祯在清代乾隆年间所写的，该文主要记述了乾隆帝在位时，为了安抚民众，修建了一座名为“红桥”的桥梁，并在此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禊祭仪式。王士祯在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这次仪式的场面和仪式的流程，强调了乾隆帝的仁政和治理能力。
然而，对于《红桥修禊》的考辨中存在一些争议。一方面，有人认为王士祯在《红桥修禊》中夸大了乾隆帝的功绩，夸大了禊祭的意义，以此来宣扬乾隆帝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王士祯的描述是真实的，禊祭在中国古代是一种重要的官方仪式，通过禊祭来祈求上天的保佑和国家的繁荣。
对于这些争议，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考证。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对乾隆帝时代的史料进行分析，来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禊祭的具体情况。其次，我们还可以对王士祯的其他作品进行研究，以了解他在其他方面的观点和立场。最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对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来评估王士祯的观点的可信度和价值。
总的来说，《红桥修禊》是王士祯的一篇重要著作，对于了解清代的政治和文化都有一定的帮助。然而，对于这篇文章的考辨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讨论，以期能够更加全面和准确地理解其中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篇二：王士祯“红桥修禊”考辨
王士祯是中国清代的一位著名学者和历史家，他的作品《清代经世文编》对于研究清代的历史和文化都有很大的价值。其中，他的《红桥修禊》一文备受关注。本文将对王士祯的《红桥修禊》进行考辨。
《红桥修禊》是王士祯在清代乾隆年间所写的一篇文章，该文主要记述了乾隆帝在位时修建了一座名为“红桥”的桥梁，并在此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禊祭仪式。王士祯在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这次仪式的场面和仪式的流程，强调了乾隆帝的仁政和治理能力。
对于《红桥修禊》的考辨中存在一些争议。一方面，有人认为王士祯在文章中夸大了乾隆帝的功绩，夸大了禊祭的意义，以此来宣扬乾隆帝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王士祯的描述是真实的，禊祭在中国古代是一种重要的官方仪式，通过禊祭来祈求上天的保佑和国家的繁荣。
为了对《红桥修禊》进行准确的考辨，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对乾隆帝时代的史料进行分析，来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禊祭的具体情况。其次，我们还可以对王士祯的其他作品进行研究，以了解他在其他方面的观点和立场。最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对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来评估王士祯的观点的可信度和价值。
总的来说，《红桥修禊》是王士祯的一篇重要著作，对于了解清代的政治和文化都有一定的帮助。然而，对于这篇文章的考辨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讨论，以期能够更加全面和准确地理解其中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对这篇文章的深入研究，为研究清代的历史和文化提供更多的参考和启示。
王士祯“红桥修禊”考辨 篇三
王士祯“红桥修禊”考辨
作者：朱则杰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07期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5)01—0051—08
DOI：10.13317/j.cnki.jdskxb.2015.007
诗人结社、集会、唱和，三者既有可能相互重合，也有可能相对独立。按顺序而言，结社必有集会，集会必有唱和(无唱和的集会不论)，这是相互重合。而倒过来说，唱和不一定都要集会，集会也不一定都是结社，这就是相对独立。因此，结社、集会、唱和各自都可以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同样，在涉及具体对象的时候，也需要认真甄别，使之尽可能符合客观实际。现在就清代康熙初年王士祯(禛)“红桥修禊”做一考辨，借以说明某些基本的原理，同时订正若干相关的错误。
一、红桥修禊
王士祯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年)正式成进士后，于十七年庚子(1660年)三月赴江苏扬州(或称广陵)推官任，任内凡五年有余，举行过多次集会唱和活动，其中康熙三年甲辰(1664)的“红桥修禊”尤其著名。
王士祯《渔洋山人自撰年谱》(渔洋为其号)卷上本年条说：
春，与林古度茂之、杜濬于皇、张纲孙祖望、孙枝蔚豹人诸名士修禊红桥，有冶春诗，诸君皆和[1]5070-5071。
类似的叙述，还一再见于王士祯晚年的数种笔记和诗话：
予……尝与林茂之、孙豹人、张祖望(纲孙)辈修禊红桥，予首倡冶春诗二十余首，一时名士皆属和。予既去扬州，过红桥多见忆者，遂为广陵故事[1]3752。
余少时官广陵，与诸名胜[士]修禊红桥，即席赋冶春诗二十四首[1]4621。
余少时在广陵，每公事暇，辄召宾客泛舟红桥。……与林茂之、张祖望、杜于皇、孙豹人、程穆倩修禊于此，自赋冶春诗二十首[1]4752。
由此可见，王士祯本人对这个“红桥修禊”一直津津乐道，但是，把这些叙述综合起来看，可以发现关于“红桥修禊”的某些细节存在明显出入，或者还不够完整、精确。因此，就“红桥修禊”本身而言便有必要进行考察。
(一)原唱诗歌
王士祯在“红桥修禊”时首唱的所谓“冶春诗”(或称“冶春词”)，具体为《冶春绝句》组诗，其总数应该如上引《香祖笔记》所说为“二十四首”。袁世硕先生主编的《王士禛全集》于近年出版，其中《渔洋诗集》卷十五有《冶春绝句二十首》[1]385-388，题注为：“同林茂之前辈，杜于皇，孙豹人，张祖望，程穆倩，孙无言，许力臣、师六，修禊红桥，酒间赋冶春诗”。又《渔洋集外诗》卷四有《冶春绝句二十四首》，去除重复而补收其一、其九、其十二、其二十一凡四首[1]633-634，题注仅开头“同”字作“邀”，据所交代辑自王士祯早年刊刻的《阮亭甲辰诗》(阮亭其号)。下文所述孙枝蔚同作以及孙枝蔚、陈玉璂两人完整的和作同样都是二十四首，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因此，上引《居易录》称“二十余首”毋论，《渔洋诗话》称“二十首”显然是依据《渔洋诗集》来说。至于王士祯的另一种《渔洋山人精华录》，于此组诗歌仅收十二首①，则因其本身就是一个选本，所以另当别论。
(二)集会人物
王士祯前面那些叙述，涉及集会人物除他本人之外，最多的是《渔洋诗话》该条，计有林古度、张丹(原名纲孙)、杜濬、孙枝蔚、程邃(各以其字称)共五人。但据上引原唱诗歌题注，可知还有孙默，许承宣、许承家兄弟(各以其字称)共三人。因此，前面《渔洋诗话》该条虽然所列相对最多，但
以上林古度等八人，目前有诗集传世而仍旧保留有当时同作的，只有孙枝蔚，其《溉堂集·前集》卷九“七言绝句”“甲辰”第一题，即为《清明，王阮亭招同林茂之，张祖望，程穆倩，许力臣、师六，家无言，泛舟城西，酒间同赋冶春绝句二十四首》[2]461-466。持此与王士祯原唱题注相比较，可以发现少一个杜濬。两组诗歌正文，对每一个集会人物都有直接描写，王士祯原唱见于《冶春绝句二十首》之十二(林古度)、十四(杜濬之外六人)[1]387，孙枝蔚同作见于其十五(林古度)[2]464、十七(张丹)、十八(程邃、孙默)、十九(许承宣、许承家)、二十(王士祯)[2]465；而对杜濬，虽然前者之十五、后者之十六也有写到，但自注一致交代：“于皇有约不至”[1]387。“迟于皇不至。”[2]464-465这也就是说，杜濬虽曾“有约”，实际却并未参加集会。前面所说王士祯原唱题注，《阮亭甲辰诗》本开头用“邀”字，“邀”则可以“不至”，所以不存在问题；而《渔洋诗集》本改作“同”字以及自撰年谱、《渔洋诗话》直接列入杜濬，这显然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附带关于杜濬的“有约不至”或迟到，在他本人几乎是一个习惯。例如前及王士祯自撰年谱，同卷紧接着的“康熙四年乙巳”(1665)条，叙及该年上巳在扬州属县如皋冒襄家里举行“水绘园修禊”，就说：“杜濬于皇后一日至，不及会”[1]5073。又如后来孔尚任等人在扬州“祕园”举行集会，事后孔尚任专门有一札《与杜于皇》：
“祕园”在北郭，非红桥一带也。今日之集，同人俱到，待足下久不至。有客云：“见茶村乘舆疾行，向红桥问去。”断非赴豪家之召，或迷武陵之津耳。敬以数行作桃片，“祕园”从此不“祕”矣②。
此札写得很风趣，大意是说杜濬(茶村为其号)因为问错了路，所以赶不上“今日之集”。这在诗人集会唱和的活动中，可以看作是有趣的插曲。回看王士祯这次“红桥修禊”，无论杜濬出自何种原因，他的“有约不至”确乎是一个事实。
此外，曾见《王士禛全集》附录一篇采自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六的《王文简公事略》，其中叙及王士祯(文简为其谥号)“在扬州，与林茂之、杜于皇、孙豹人、方尔止等修禊红桥”[1]5127。这里的方文(尔止为其字)自然也应当除去。
(三)集会日期
关于王士祯“红桥修禊”的具体时间，明确提及的只有上引孙枝蔚同作的标题“清明”。王士祯原唱《冶春绝句二十首》之九末句云：“平山堂下五清明。”这个“清明”很可能也是实指。另外今人杨积庆先生整理的《吴嘉纪诗笺校》，有《冶春绝句，和王阮亭先生》一题凡十一首，分见卷二(八首)[3]58-59、卷十五(三首)[3]468，题注为：“甲辰清明作”。又汪楫《悔斋诗》“七言绝句”内，有《春郊绝句》十六首[4]，题注为：“甲辰清明日，同吴野人作”。这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当天“红桥修禊”结束之后吴嘉纪(野人为其号)、汪楫两人同和王士祯的原唱，只不过汪楫诗歌标题将“冶春”写成“春郊”而已(参见下文)。因此，这个“红桥修禊”发生在该年的“清明”这一天，从目前这些材料来看确实是值得相信的。
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蒋寅先生《王渔洋事迹征略》本年条所定，这年的“清明”，对应的是农历三月的初九日(辛未)[5]106。而传统的“修禊”，自东晋王羲之“兰亭修禊”而下，一般都是在通行的“上巳”亦即三月初三日举行(春禊)。因此，王士祯这个“红桥修禊”严格说来，应该属于“补修禊”。或者说，这里的“修禊”，如同后来齐学裘《劫余诗选》卷二十二《乾隆二十六年，卢雅雨都转转运淮南，日招杭堇浦、金寿门、陈江皋、沈学于、王载阳、张轶青、郑板桥修禊……》二首标题所用的那样[6]，只能理解为广义的郊外宴游。
然而，由于前引王士祯各种诗文以及其他大量转述的文字都直接被称之为“修禊”，所以，一般读者包括笔者很容易按照传统的思路将这个“红桥修禊”的具体时间当作“上巳”这一天。例如边中宝《竹岩诗草》卷下《题冶春诗社图》八首小序就直接称“康熙甲辰上巳”云云(详后)。又乾隆皇帝《御制诗·三集》卷十九第二次南巡至扬州所作《游倚虹园，因题句》尾联：“预借花朝为上巳(是处旧名‘虹桥修禊’，明日即花朝，故云)，冶春惯是此都民。”(“红桥”后来或称“虹桥”)[7]519丁宿章《湖北诗征传略》卷二十二所录李元奋《扬州绝句》三首之二[8]：
官舫银灯曲水隈，琅琊风调冶春才。
只今上巳红桥路，一树海棠花乱开。
这些显然也都是以为“红桥修禊”发生在“上巳”(后者“琅琊”为王姓郡望，即指王士祯)。拙编《清诗选评》曾经选及王士祯《冶春绝句二十首》，“点评”上来就说：“本题作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上巳”[9]232。而直到现在，才发现这个日期是错误的。
除此之外，后世涉及“红桥修禊”的时间还曾见一些其他类型的错误。例如冯云鹏《扫红亭吟稿》卷四《题葛芸洲虹桥春泛图》二首之二，自注说[10]：
顺治甲辰，王渔阳[洋]为扬州司理时，每公事暇，辄召宾客泛舟红桥，赋冶春诗二十首。
这里的“顺治”，乃系“康熙”之讹(另“司理”为推官别称)。而许宗衡《玉井山馆诗余》有一首《百字令·卞颂臣虹桥忆柳图》，小序开头说：
虹桥自渔洋秋禊，一时觞咏之盛甲于东南，垂二百年犹相称道[11]。
这是将“红桥修禊”这次所谓的“春禊”当作了一般在农历七月十四日举行的“秋禊”，其在时间上的误差自然更加大了。
附带关于前及王士祯自撰年谱，同卷稍前“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条记有另一次所谓“红桥修禊”[1]5068：
其春，与袁于令萚庵诸名士(杜于皇濬、邱季贞象随、蒋釜山阶、朱秋厓克生、张山阳养重、刘玉少梁嵩、陈伯玑允衡、陈其年维崧)修禊红桥，有《红桥倡和集》。山人作《浣溪纱》三阕，所谓“绿杨城郭是扬州”是也。和者自茶村而下数君，江南北颇流传之，或有绘为图画者。于是，过扬州者多问红桥矣。
这里其他毋论，所说时间“春”，据惠栋注引王士祯当时所撰《红桥游记》，实际乃是“季夏之望”[1]5069，亦即六月十五日。王士祯与邹祗谟合辑《倚声初集》，正编卷三所收王士祯此词《浣溪纱·红桥怀古(三首存一)》之后的同作第一家杜濬同调《前题，和王阮亭韵》，上阕前两句云：“六月红桥涨欲流。荷花荷叶几时秋？”[12]这也可以确证为“季夏”六月。然而，王士祯在自撰年谱中却仍然称之为“修禊”，并且相应地还把时间误定为“其春”，以致后人往往同样受到他的误导(其中《扬州画舫录》一处详后注释)。不过，由于该次唱和的文体是词而非诗，所以即使根据这一点，我们所说的王士祯“红桥修禊”也不至于与之相混淆。当然，在考察“红桥修禊”的影响时，该次所谓“红桥修禊”所产生的作用也是不容忽略的。
二、冶春唱和
冶春诗在王士祯之前、元明之际的著名诗人杨维桢也曾有过创作，并且很有影响。但自“红桥修禊”以后，这个影响即被王士祯所取代。王士祯当时首唱的这一组诗歌先后确实有很多人附和。从唱和的时间、作者及形式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批次。
第一批次，即“红桥修禊”当场诸家同作。根据上文所述，应邀而参加这次集会的人物共有林古度、张丹、孙枝蔚、程邃、孙默、许承宣、许承家七人。他们都是诗人，并且绝大多数现今还有诗集流传。可惜的是，这些诗集如同其他一般的诗集一样，在作品保存上都不可能真正完整，有的甚至缺漏极其严重。如林古度，他于“红桥修禊”当年“自携其万历甲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以后六十年之诗”托王士祯“删定”，结果王士祯仅仅选为《林茂之诗选》二卷，并在序中说“率皆辛亥[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以前之作”[13]。正因为如此，所以诸家同作，我们只读到前引孙枝蔚的那一组诗歌。而尽管如此，王士祯自撰年谱所说的'“诸君皆和”从常理来看仍然是值得相信的。不过，这种所谓唱和，实际上属于基本平行的共同创作。各家作品除另有特殊约定之外，一般只要求题目相同，而用韵不拘。孙枝蔚该组诗歌相对于王士祯的原唱便是如此。
第二批次，为“红桥修禊”事后友人和作。这方面的作者及作品目前已知的又可以分为三组。
一是如前所述，在“红桥修禊”结束当天，吴嘉纪、汪楫两人就已经“属和”。现存两人和作，虽然数量不等，用韵也与王士祯原唱不尽相同，但吴嘉纪诗歌标题明确作《冶春绝句，和王阮亭先生》，汪楫诗歌又是“同吴野人作”，所以确实同为和作无疑。至于后者标题“冶春”写成“春郊”，则可能是由于汪楫当时对王士祯的原唱还不是特别了解(辗转得自吴嘉纪)，或者后来自己又做过细微的修改，不过意思仍然基本相同。
二是在此稍后，陈维崧等人也有一次集体“属和”。据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一《和阮亭冶春绝句，同茂之、于皇、祖望、豹人、澹心、椒峰》六首标题③，可知至少有七位作者。其中林古度、张丹、孙枝蔚三人本来就参加过“红桥修禊”，这一次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诗。现在还能读到孙枝蔚的和作，集内紧接前引那组同作，题为《后冶春，次阮亭韵》，凡二十四首[2]466-471，用韵与王士祯原唱完全对应，仅第一首最末一句的韵字王士祯作“词”(“那能聊欠冶春词”)而孙枝蔚作“诗”(“解唱黄河远上诗”)，还不知究竟是谁曾经做过改动。又陈玉璂(椒峰为其号)，其和作见于《学文堂集·诗集》“七言绝”之一[14]，题为《和王阮亭冶春诗二十四首》，唯用韵不尽相同。这说明，所谓和诗，虽然以和韵最为严格、标准，但也不妨仍旧只和题目。又余怀(澹心为其号)，王士祯所辑《感旧集》卷七录有其《和阮亭冶春诗》一首④，应该即属于当时的和作。
三是这里的陈玉璂诗歌，其十八、十九还分别提到吕师濂(字黍字)、刘体仁(官“比部”)[14]，很可能两人当时也跟陈玉璂等七人在一起创作。今人整理的刘体仁《七颂堂集》，其中第一种《七颂堂诗集》以及最末新增的《诗文补辑》均未见有关和作⑤。笔者还没有条件阅读吕师濂诗集，但从民国时期徐世昌所辑《晚晴簃诗汇》卷十七读到一首《广陵冶春词，和阮亭先生》[15]496-497，则其情形正与余怀相似。
以上三组，即使去除刘体仁，明确可知和过王士祯冶春诗的作者，也已有十人之多。当然，他们作为王士祯的友人，究竟是出于主动，还是像上及汪楫该题同卷后面第四题《禅智寺有东坡断碣，日久零落，王阮亭先生属硕揆上人重葺之，索和二首》所示的那样[4]，系王士祯“索和”，这一点很难确断，最大的可能是兼而有之。不管怎么说，前引王士祯《居易录》称“一时名士皆属和”客观上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另外，前面一再出现的杜濬，其《变雅堂遗集·诗集》内虽然未见同作、和作，但卷九“七言绝句”有一首《题王阮亭冶春词后》[16]，可知其确实很熟悉王士祯的冶春诗。又宗元鼎《芙蓉集》卷十二“七言绝句”，有康熙四年(1665年)《乙巳春，夜读王阮亭先生冶春、红桥、真州诸绝句，漫作八首》⑥，同样可以见出王士祯冶春诗在当时的影响，经常被人征引、化用的“五日东风十日雨，江楼齐唱冶春词”两句，就出自这组诗歌的第七首[17]。
附带关于上及陈维崧该题诗歌，其《湖海楼诗集》本卷内部编年在康熙二年“癸卯”(1663年)，这明显是一个疏忽。此外前及丁宿章《湖北诗征传略》，卷十六“奚禄诒”条说[8]：
禄诒……官江苏。……与杜于皇为中表，诗歌酬唱，谊若弟昆，诗境亦复相近。……《冶春词，约于皇不至》云：“杜陵老叟穷可怜，犹能斗酒诗百篇。今朝何处炉头醉，知有人家送酒钱。”
这里所谓奚禄诒“约”杜濬“不至”的《冶春词》，实际就是前述王士祯《冶春绝句二十首》中的第十五首，而丁宿章不免张冠李戴。
第三批次，为“红桥修禊”事后他人和作。这方面的作者不限身份、地域乃至时代，因此为数更多，只能举例说明。
乾隆年间黄文旸《扫垢山房诗钞》卷一有《上巳后二日，同人雨中登红桥，用渔洋山人冶春原韵》二十首[18]。其中特别引起注意的是最末第二十首[18]：
上巳清明才两日，渔洋修禊忆芳型。
十风五雨催行乐，记取红桥桥上亭。
这里的首句“上巳清明才两日”，对照标题所说的“上巳后二日”，盖以“清明”与“上巳”为同一天。黄文旸生于乾隆元年丙辰(1736)⑦。据已故郑鹤声先生编《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此起直到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才出现“清明”与“上巳”重合的日子[19]551。而《扫垢山房诗钞》此题编在卷一，显然系黄文旸早年所作，当时正常不存在“清明”与“上巳”重合的情况。因此，联系诗歌第二句“渔洋修禊忆芳型”来看，黄文旸很可能是误以为王士祯“红桥修禊”该年“清明”与“上巳”刚巧重合。而这个原因则正是由于那次集会一方面发生在“清明”，另一方面又称作“修禊”。
清末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七《吴让之先生小红桥唱和诗册跋》记载有另一次“小红桥修禊”[20]：
道光乙未，李兰卿都转官常镇通海道，榷署在扬，与绅士寓公唱和几无虚月。是年上巳日，小红桥修禊，会者十六人，同集载酒堂，以所题楹帖中“昼了公事，夜接诗人”“禅智寻碑，红桥修禊”十六字分韵……又各和王渔洋冶春词原韵二十首。
这里“乙未”为道光十五年(1835)。该次集会由李彦章(兰卿为其号)发起，参加者据省略号处所列乃有吴廷扬(让之为其号)以及刘毓崧之父刘文淇等十五人。全部“会者”“各和”王士祯冶春诗，可以想见其盛况。此外如刘文淇《青溪旧屋文集》卷十一有《李兰卿观察彦章招同桃花庵修禊，和新城王文简公冶春词(二十首存六)》一题[21]，作期不详，不知是否属于同一次；如果不是同一次，那就更能够反映李彦章等人举行“修禊”并“各和”王士祯冶春诗之频繁。
这些作者的和作，全部都是和韵。其所和原唱，都是前述王士祯《冶春绝句二十首》，这显然与王士祯诗集的流传情况有关。而如嘉庆年间乐钧《青芝山馆集·诗集》卷二十二《效渔洋冶春词九首》[22]，题注“‘嬉春’第一集”，则可知其乃是仿作，并且还被定为乐钧等人“嬉春诗社”首次集会的社题。
上述三个批次的唱和，对于王士祯“红桥修禊”来说，只有第一批次属于对应的集会唱和。另两个批次，尽管本身也多为集体创作，但与王士祯“红桥修禊”并不发生在同一次，所以总体上只能算是非集会唱和。而作为原唱的王士祯冶春诗，如同沈起元《敬亭文稿》卷八《运使卢雅雨七十寿序》所说：“本朝渔洋先生司李于此……《冶春》倡和之什布海内”[23]。并且一直绵延不绝，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专题唱和。这在王士祯的所有作品中，大概仅次于另一组《秋柳诗四首》引发的“秋柳唱和”。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士祯“红桥修禊”的影响。
三、冶春诗社
王士祯“红桥修禊”、“冶春唱和”，还生发出所谓的“冶春诗社”。关于“冶春诗社”的记载，目前所见比较原始、完备的，即为前及边中宝《竹岩诗草》卷下《题冶春诗社图》八首小序[24]：
“冶春诗社”者，阮亭先生司李扬州时修禊故地也。康熙甲辰上巳，先生于小秦淮西岸北控虹桥之区，与诸名士赋诗饮酒，极目骋怀，首唱冶春诗廿四章，群贤和之。一时佳话流传，直追永和故事。嗣后地渐荒芜，归之田氏。主人香芷，念前修之遗迹，慨兴废之靡常，即其址扩而新之，名曰“冶春园”。倩王虚舟笔，大书“冶春诗社”，泐之石。又觅名画工绘图，且为记。顿使先哲所遗，焕然改观焉。乾隆壬辰，余偕随园弟来游，见夫崇楼复道、异石繁花，心为之喜。及披阅图记，更不觉悒悒于百有九年之往事也。题诗八首，亦犹是“俯仰今昔，感慨系之”云尔。
这里“壬辰”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小序及诗歌应该就作于这一年。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卷二十也有《“田园”主人画冶春诗社图，即阮亭司理红桥修禊处。既为作记，缀诗十二首》[25]1300-1301，编年同样在“壬辰”。唯蒋士铨所撰图记，其《忠雅堂文集》内未见，有可能已经遗佚。
根据边中宝这篇小序的叙述，可以知道这个“冶春诗社”实际上是一个地名。其之所以取这个名字，乃是因为该地原为王士祯举行“红桥修禊”及首次“冶春唱和”的地方，相当于一个纪念性的场所。此时的主人姓田，名毓瑞，“香芷”疑为其字，捐有知府衔。蒋士铨该组诗歌，最末第十二首称该地为“田家园子”[25]1301，标题则简称“田园”。“冶春诗社”就位于“田园”之内，而“田园”又称“冶春园”。所绘《冶春诗社图》乃是关于这个地方的风景图，而不是某一个诗社的社图。
《冶春诗社图》的绘画时间应该在边中宝等人题诗之前，但具体年份无法确定。卢见曾《雅雨堂诗集》卷下《红桥修禊》四首小序，曾叙及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年)皇帝第二次南巡时，扬州红桥所在的“保障湖”一带疏浚整理，“两岸园亭，标胜景二十”，其中有一景称作“冶春诗社”⑧。这应该就是指田毓瑞的“冶春诗社”，或者以之作为标志性建筑。稍后李斗撰《扬州画舫录》在“冶春诗社”“冶春园”诸名称之外，还一再提到“冶春社”“冶春茶社”“冶春楼”以及“倚虹园”“虹桥修禊”等等(文繁不注)，大致也都在这个地方，只不过涉及不同时代，名称有别，或者范围大小不尽相同而已。到了同治年间，“旧在虹桥西岸‘冶春园’内”的“冶春诗社”“久圮”，“运使方濬颐移建长春桥旁‘课桑局’后”⑨，如同方濬颐《二知轩诗续钞》卷十四《平山堂杂诗，次研山韵》十首之七起句及自注所云：“冶春诗社湖东补(社本在湖西)”[26]。这就更加说明，“冶春诗社”仅仅是作为地名使用，而并不是一般所说的诗社。
不过，自从“冶春诗社”这个名称出现之后，就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它理解为一般所说的诗社，也就是将王士祯“红桥修禊”当成了诗人结社。一是像前及边中宝《题冶春诗社图》八首，正文有云：“虹桥南畔开诗社，多少名流得得来。”(其二)“主盟首唱冶春章，梁苑邹枚各献长。”(其三)[24]这就认为王士祯当时是在“开诗社”，并担任通常所说的社长。二是像光绪年间，扬州地区有一个臧谷等人组织的诗社“冶春后社”。其既称“后社”，自然是相对于“前社”而言，等于也把“冶春诗社”理解为一般所说的诗社。两种表述，都有可能给后世的读者造成误导。
然而事实上，王士祯等人举行“红桥修禊”，并没有结社之意，更没有立社之名。康熙初年，正是清政府严禁文人结社的时候。王士祯身为掌管刑法的朝廷命官，这方面的头脑无疑比一般人更加清醒。他后来一路官运亨通，仕至刑部尚书，与他作为一个诗人虽多有集会唱和之举却从不明确创立诗社恐怕也不无关系。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来看，这个“红桥修禊”相对于结社而言，都仅仅是一般所说的集会。
附带关于道光年间山东王培荀撰《乡园忆旧录》卷四曾说[27]：
渔洋……在扬州作冶春词……后田家园作《红桥诗社图》，蒋心余题之云：“难觅风流杜牧之，绿杨城郭故迟迟。如何一片红桥水，肠断渔洋七字诗。”“红桥诗社”与“秋柳诗社”，南北辉映，永为骚坛故事矣。
这里所谓《红桥诗社图》，实际应该是《冶春诗社图》。所引蒋士铨(心余其字)题诗，见于前及组诗开头第一首[25]1300，次句“迟迟”原作“参差”。而所谓“红桥诗社”以及“秋柳诗社”，也都不是真正的诗社。
王士祯“红桥修禊”之后，该地的诗人集会唱和活动蔚成风气，经久不衰。例如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的孔尚任“红桥修禊”⑩、前及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的卢见曾“红桥修禊”、另嘉庆六年辛酉(1801)的曾燠“虹桥修禊”、前及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的李彦章“小红桥修禊”等等，足以形成一个“红桥修禊”的系列。王士祯的创始意义由此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即使在清代整个扬州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的各种诗人集会之中，王士祯这个“红桥修禊”也是十分突出、值得特别关注的。
①可见惠栋、金荣《渔洋精华录集注》卷三，齐鲁书社1992年版，上册第284—290页。
②参见徐振贵《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五编《湖海集》卷十一，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2册第1201页。
③陈维崧《湖海楼诗集》，《陈维崧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上册第566—568页。此外该本《陈维崧集补遗》卷三《诗》之八“七绝”，分别据王士祯辑《感旧集》、乾隆刻本《湖海楼全集》，辑有“水阁萧萧三两家”云云、“官舫银灯赋冶春”云云各一首，见下册第1767页、第1770页。《感旧集》该首原载卷十一，标题作《和阮亭冶春绝句，同茂之、于皇、祖望、豹人、澹心、赓明》(“赓明”系陈玉璂表字)，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4册，第349页。
④王士祯《感旧集》，第276页。康爵辑余怀《味外轩诗辑》所录此诗，原始出处即在于此，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册，第411页。
⑤刘体仁《七颂堂集》，黄山书社2008年版。另按：《七颂堂诗集》卷八“绝句·七言”内，第一题为《题李长蘅画，为阮亭》，第三题却为《岁寒杂咏》四首，据题注乃明末崇祯十六年(1643年)“癸未，寓石城”作，当时王士祯还只有十岁，可知原书前后作品编次相当混乱。此二题同见第107页。又其后康熙七年(1668年)《戊申三月廿八日小集河亭，赋柳枝词八首……王阮亭……同作》，与倒数第三题《寄阮亭扬州》情形相似，依次见第109页、第116页。
⑥宗元鼎《芙蓉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8册，第411—412页。题内所谓“红桥”之“绝句”，疑指前述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那次“红桥修禊”首唱之《浣溪纱》词。
⑦参见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3页。所据黄文旸《扫垢山房诗钞》卷五《寿吴柏槎六十》，首句云：“我生岁丙辰。”详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59册第57页。
⑧参见卢见曾《雅雨堂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37页。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虹桥录·上》卢见曾小传谓“二十景”建于此后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年)皇帝第四次南巡时，恐误，见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第218—219页。
⑨王定安等《重修两淮盐法志》卷一百五十《杂纪门·祠宇》，出自《续修四库全书》第845册，第593页。
⑩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虹桥录·上》梅文鼎小传叙及该集会，误以为“此在渔洋之前”，见第231页。关于这一点，已故钱承芳先生《扬州虹桥考》一文第二部分《虹桥修禊》亦曾指出，可见《钱承芳文集》，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26页。此外，《扬州画舫录》同卷王士祯(正)小传叙及前述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唱和《浣溪纱》词那次“红桥修禊”，谓“壬寅春”云云，于季节亦误，见第211页。
作者介绍：朱则杰，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从事清代诗歌研究，浙江 杭州 310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