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晋书》的史论论文
也谈《晋书》的史论论文
史论的创立，由来已久。《左传》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汉书》有“赞”，《三国志》有“评”，《晋书》以下，则多为“史臣曰”。《晋书》往往在有些例目前加一段序言，说明设立之原由凡例，有时也进行评论，亦可视作史论。自史汉至晋书，史论总的趋势是字数越来越多，篇幅越来越大。《史记》“太史公曰”直抒胸臆，数言辄罢，且极浅近；《晋书》“史臣曰”则要慎重其事地讨论晋代由统一而分裂，由强盛而寡弱的历史教训，以免唐帝国重蹈前辙，不厌其烦，反复说教。又唐承六朝
余
风，作者皆擅骈文偶体，写来不免铺排张扬，所以刘知几就批评这如同“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太不相配
了
（《史通·论赞》篇）。兹后论者相沿，都持此看法。这其实是值得商榷的。
同散文一样，作为一种文体，骈文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能否自由表达。如果是拙劣的散文，那又有什么可取？所以刘知几尽管非难《晋书》用骈文写史，而他自己用来表达这种批评意见的《史通》本身，就用骈文写成。这也并没有妨碍它多方面地探讨史学源流发展，分析各家优缺得失，流畅自如地表达各种看法。这说明，完全不是文体的问题，而在于是否操练成熟，运用得当。李慈铭说：“骈骊行文，自六朝至五代，诏策诰戒，无不出此”（《越缦堂读书记》）。联想我国中古时期文学批评与史学批评的双葩《文心雕龙》和《史通》，皆用骈文写成而影响久远，说明骈文之用，是时尚表现。《晋书》史论也是如此。另外，从史论的发展看，史迁陈寿以降，大都极讲求音节之铿锵鲜明，诵读上口，骈化趋势已很明显。反过来说，骈体的铺排跌宕，回转多变，对于分析复杂多样的历史事件，评价功过相间的历史人物，正有委迤折衷，曲尽其致之妙用。要之，史论的好坏，不主要在文体，而在于历史观点的正确程度。这样来看，《晋书》史论是相当出色的。笔者曾就《晋书》史论评价人物之实事求是、褒贬准确等特色作过探讨（《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 兹就其有关历史事件、历史现象评价中表现出的是非观点和历史进步性，再作举例说明。
例如，西晋的统治为什么那样短暂？祸乱不息的`原因何在？武帝等纪，后妃、齐王攸、荀勖、贾充、杨骏等传的史论一再反复指出，西晋的统治来自所谓禅让，因而不注意采取措施使老百姓“感而应之，悦而归之”，所以根基本不深固。在此“新集易动”之基础上，晋武帝“无久安难拔之虑”，“居治而忘危”，荒淫怠政，宠信后党，重用贾、杨、荀等奸凶之人，逼死齐王攸，疏远正直的朝臣，弄得“朝寡纯德之人”，正气不振；贵族统治阶级腐化堕落，奢侈无耻，加上其时“政令不恒，赏罚斯滥，或有材而不任，或无罪而见诛”（《八王传·序》）。从官场的乌烟瘴气，政治的是非颠倒，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败坏，不可救药。因而“晋道中微，基于是矣”，祸乱之兆，“彰于此焉”，统治危机已隐隐萌生了。而在托付后嗣这样的大事上，晋武帝却“建立非所，委寄失才”，“树立失权，托付非才”，终于引起贾后乱政并导发八王之乱，直接促成了西晋败亡。这种
又如“五胡”的崛起，本为当世瞩目，《晋书》史论自然要探讨其事。试看对前燕政权的开创者、鲜卑族慕容廆的评论：“英姿伟量，是曰边豪，衅迹奸图，实惟乱首”，“二帝构平阳之酷，按兵窥运；五铎启金陵之祚，率礼称藩。勤王之诚，当君危而未立；臣主之节，俟国泰而将徇。适所谓相时而动，岂素蓄之款哉”（卷108—111《载记》“史臣曰”），这里分析了慕容廆的策略是养兵蓄甲，坐观时变，不去挽西晋既倒之狂澜，那是徒然费力；却来打起拥戴东晋的旗号，这会得到境内胡汉各族的支持，争取政治主动。所以用“相时而动”来概括其万全的战略姿态。接着又指出其成功在于“制敌多权，临下以惠，劝农桑，就地利，任贤士，该时杰”。这是符合“五胡”们汲取汉文化营养促进自身发展，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勃发向上，不可战胜的历史真实。又如对前秦苻坚的评论：“雅量瑰姿，变夷从夏”，“遵明王之德教，阐先圣之儒风，抚育黎元，忧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纬军国，符融以懿戚赞经勖，权、薛以谅直进规谟，邓、张以忠勇恢威略，隽贤效足，＠①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并举。乃平燕定蜀，擒代吞凉，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义，幽险宅心”，“因以功侔曩烈，岂直化洽当年！虽五胡之盛，莫之比也”（卷112—115《载记》“史臣曰”）。这里正确地指出了符坚成功的原因是：加速封建化，继承前代基业，任用了王猛等良才干臣，勤政爱民，因而得到百姓拥护，成为“五胡”中最强盛者。苻坚臣僚，仅王猛、苻融有附传，其余权翼、薛贊、邓羌、张蚝等事迹只散见于苻氏载记中，史论在此一一提到他们并就其主要方面给予评价，这是恰当的。以下又探讨苻坚败亡，在于由盛而骄，刚愎拒谏，穷兵黩武，导致人心离散，所以淝战一败，内部鲜羌势力即叛，前秦瓦解于顷刻之间。看法是有见地的。又如评论石勒说“对敌临危，运筹贾勇，奇谟间发，猛气纵横”，“古之为国，曷以加诸，虽曰凶残，亦一时杰也”（卷104—107《载记》“史臣曰”）；评论乞伏炽盘说“叱咤风云，见机而动，牢笼隽杰，决胜多奇”，“览其遗迹，盗亦有道乎”（卷125《载记》“史臣曰”）；评论赫连勃勃说“器识高爽，风骨魁奇”，甚至骇叹“岂阴山之韫异气，不然何以致斯”（卷130《载记》“史臣曰”）。总之面对十六国“或篡通都之乡，或拥数州之地，雄图内卷，师旅外并”，“莫不龙旌帝服，建社开祊”（《载记·序》）的史实，作者虽也不脱传统偏见，说了些“丑类”、“丑虏”、“狼心”之类的话，但在更多地方，史论则主要是赞赏着这些“五胡”民族出类拔萃的优秀代表人物在一定时期的建树，客观中肯地分析评价他们的成败得失，甚至连石勒雄视曹操的豪迈气度，书答刘琨的洒脱风格等生活细节处都注意到并表赞许，这同时也就表现了《晋书》作者平等对待兄弟民族的进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