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与奸雄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对比的论文【优质3篇】
英雄与奸雄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对比的论文 篇一
曹操，作为中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在《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的形象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将分析两部作品中曹操形象的对比，并探讨其中的原因。
在《三国志》中，曹操被描绘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聪明机智，善于计谋，能够迅速应对各种复杂的局势。他以其卓越的智谋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成功地统一了北方的各个势力，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他的政绩被广泛认可，被视为一个英雄般的人物。然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与之有所不同。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被描绘为一个奸诈狡猾、心狠手辣的奸雄。他常常使用阴谋诡计，欺骗他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对待他人冷酷无情，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和利益。这种形象与《三国志》中的曹操形象相去甚远，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对曹操形象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
首先，作者的写作目的不同是造成两部作品中曹操形象差异的重要原因。《三国志》是一部历史记载，旨在客观地记录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事实。因此，它更加注重事实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相比之下，《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作品，旨在娱乐读者。为了创造悬疑和紧张的情节，作者可能会故意夸大曹操的负面形象，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和吸引力。
其次，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也影响了对曹操形象的描绘。《三国志》是在西晋时期编写的，而《三国演义》是在明代创作的。西晋时期，曹操被视为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和政治家，享有很高的声誉。然而，明代社会动荡不安，诸侯割据，政治黑暗，人们对权力和政治的怀疑和痛恨更加深厚。因此，明代作者可能更倾向于将曹操描绘为一个奸雄，以反映当时社会的不满和愤慨。
最后，读者的观念和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曹操形象的认知。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观点和偏好，他们对曹操的评价也会有所差异。有些读者可能更倾向于相信历史记载，认为曹操是一个英雄般的人物；而另一些读者可能更倾向于相信小说中的描写，认为曹操是一个奸雄。
综上所述，英雄与奸雄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对比是由于作者的写作目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以及读者的观念和评价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读者而言，了解这一差异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曹操这一历史人物，并对他的形象有更深入的理解。
英雄与奸雄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对比的论文 篇三
英雄与奸雄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对比的论文
曹操的形象历来为人们所争议，尤其是三国文化热持续升温的今天，对于怎样在新的时期评价曹操（这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新时期”一样，虽然目的、意义、实质已大为不同）应当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本文无意于此重复。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管是“英雄”也好，“奸雄”也好，曹操形象（此文指文学形象，含《三国志》及《三国演义》中的不同形象，有关问题下文详述）之所以进入千家万户，自有其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和不朽的美学价值。本文的目的亦即是想从曹操形象的美学意义方面略陈固陋。
一、《三国志》作为文学作品对曹操形象美学价值的肯定——英雄的产生
曹操“英雄”形象的形成，在文人笔下主要是《三国志》的影响。毫无疑问，《三国志》是一部史传作品，但正如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历史小说一样，《三国志》也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性质，或者说具有小说的因素，只不过，它是在完全依赖历史真实的情况下，作者进行了文学加工。周亮工在评《史记》中项羽被围垓下、与虞姬唱和时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有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①”。其实，对于任何成功的史传著作均可作如是观。所谓“笔补造化”，正是指作者对历史人物言行的艺术加工。《三国志》对曹操艺术形象的塑造，立足于史实，成功地描写了曹操在动乱社会现实中体现出来的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的聪明与才智，其宽广的政治胸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超乎世俗的治人用人韬略、杰出的文学创作成就，无不为后人所赞赏。
曹操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特点，集中地体现了人类在与自然、社会的抗争中顽强、不屈、美好的品质，换句话说，这些特点代表了人类最崇高、卓异、优秀的特征，是“美”这一深刻内涵在“人”的行为中的凝聚与扩散。人们在曹操身上看到了自己一直追求的人性优点，这一优点，就象一轮迷离梦幻般的光环突然之间变成了屹立在自己面前的现实，给人们以无限的慰藉与力量。就这一点来说，《三国志》起到了巨大作用，它使人们相信，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人们都可以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战胜来自自然的、社会的各种困难，最终取得成功。
陈寿对曹操智慧与才能的肯定，实现了对曹操英雄形象的塑造。《三国志》中，曹操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作者除了利用重大事件展示其卓越的才能外，还用相当数量的篇幅刻画其细微举动，通过曹操一句话，一件事来达到肯定、颂场的艺术效果。陈寿在为曹操作传之始即说：“太祖如此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对曹操青少年时期的准确概括。尤其是“世人未之奇也”，也是未来曹操性格复杂的预兆，从侧面为下文叱咤风云、权倾朝野作好了充分的铺垫。接着在平定黄巾起义后，曹操任济南相，作者描写了他将原来“长吏多阿附贵戚，脏污狼藉”的混乱局面一变而为“郡界肃然”的政绩，裴注引《魏书》亦评道：“政教大行，一郡清平。”“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另外，冀州刺史王芬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候，以告太祖，”但因“太祖拒之，芬等遂败”。这两年事，足以说明，世人对曹操“未之奇也”只是暂时的。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讨伐董卓时，曹操初步显示出了其果敢、骁勇的性格，面对强大的敌人，尽管各路诸侯按兵不动，曹操仍孤军奋战，以至于人马俱伤，狼狈逃去。但他并未就此罢休，回到诸军阵前，仍然不却锋芒，一面责让众军，一面出谋划策，试图说服诸侯军，力杀董卓。曹操的这种不屈不挠的性格表现，一直贯穿于他一生当中，也正是因为他有这种顽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不屈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才使他最终成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由“世人未之奇也”成为“世之奇人”。
显然，曹操自身的才能、气魄、力量、精神、气质等等是形成曹操英雄形象的基本美学内涵，它们构成了曹操形象的基础，成为曹操英雄形象之所以感人的重要因素。
二、《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背景——“奸雄”的出现
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问许子将（按许邵字子将）：‘我何如人？’固问，然后子将答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汤用彤《读人物志》亦云：“《后汉书》言许子将目曹操曰‘子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另外，《世说新语·识鉴》也说“曹公少时见乔玄，玄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这是将曹操视为“治世英雄，乱世奸雄”较早的材料。其中刘邵的说法为世人所公认，而乔玄之说，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已予以否认。《三国演义》也直接取用了刘邵的话。总之，不管怎样，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说由来已久，据史料，它也为曹操所接受，曹操听后竟“为之大悦”②、“大笑③”。曹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盖曹操素以创业自任也”。④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无论古今，“奸雄”二字，无非有两个含义：所谓“雄”，指英雄，其义甚易理解。而所谓“奸”，则应结合曹操的思想、行为及表现来理解。
曹操听了别人称自己是“奸雄”不但不怒，反而非常高兴，正是因为他没有把这句话视为对自己的贬斥，相反，他把“奸”看作是计谋、智慧、权变，并决心以此来发挥自己的特长，在乱世中一显身手。其实，曹操之所以成功，之所以能打败不具备这种“奸才”的刘备、孙权，也正是靠使用这种手段。如果客观、历史地看问题，那么，这些手段的使用，无非是“适者生存”而已，并不像后世“脸谱化”的戏曲舞台上所展示的那么阴险、毒辣、残酷、卑劣。当然，曹操所采取的手段，有时颇为残忍，但是，作为封建军阀，作为在乱世中夺取权利的领袖，有谁能避免得了这种残忍？刘备、孙权是否自始至终是以“仁义”来夺取蜀汉与东吴统治地位的？恐怕都离不开杀戮。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他们都属于争权夺利的军阀，其中只能是智者胜，勇者胜，得人心者胜！其实，从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作用看，曹操都远远超过刘备、孙权。这样的曹操，我们怎能以脸谱化的“奸雄”一言以蔽之？
曹操由历史走上舞台（指脸谱化的戏曲艺术），并作为“白脸奸臣”而家喻户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再加上毛纶、毛宗岗父子的评点，曹操的脸谱化迅速固定。尽管《三国演义》及毛评之前已有不少拥刘反曹的观点，但是，那仅仅是出于政治目的，是政治需要，关键所在也仅是应该尊谁为正统的问题，并没有使曹操的形象有所改变。虽然反对他，仍然把他作为一个英雄（或者说是历史上的“奸雄”）来看的，如典型的习凿齿的观点：
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晋）配天而为帝，方驾于三代，岂肯俯首于曹氏，侧足于不正？……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
（《晋书·习凿齿传》）
显然，习凿齿是欲让晋承汉祧，拥刘反曹。其他如朱熹等反对曹操者，其目的也不是反对曹操本人，而是反对以魏为正统。说透了，这是一种社会需要、政治需求。但到了《三国演义》，尤其是毛宗岗的评点，情况则大不相同。
毛宗岗在评点中，对曹操大加挞伐，称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并把他与诸葛亮“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关羽“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相对照，其目的显而易见。就小说美学来说，毛宗岗无论对关羽、诸葛亮，还是对曹操的评点，在人物的美学方面的'成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但问题在于，就曹操本人来说，他却使曹操的形象大为改观。评点中，毛宗岗不断以各种语言攻击曹操。如在小说中曹操听了刘邵的话，不怒而喜之后，毛评道：“喜得恶，喜得险，喜得无礼，喜得不平常，喜得不怀好意。只此一言，便是奸雄本色。”曹操马踏麦田，割发代首，毛评道：
曹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命诸侯，又借诸侯以攻诸侯。至于欲安军心，则他人之头亦可借，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毛宗岗之语均引自毛宗岗评点本《三国演义》，下同。）
赤壁大战之后，曹操痛哭郭嘉，认为“若奉孝（郭嘉字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毛评道：
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以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土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罚。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钱帛用，又可作挺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
毛宗岗的这些点评，是使曹操成为“奸雄”的重要原因，之后的戏曲舞台竞相把曹操固定为“白脸”而使之脸谱化，渐渐由正面历史人物演变为舞台反面角色，这已离开了历史真实。
三、“英雄”与“奸雄”作为文学形象的合理性与统一性
曹操的形象，不论作为英雄，抑或是奸雄，都符合“真实”二字，《三国志》使之成为英雄，符合历史真实，《三国演义》又使其变成奸雄，则符合艺术真实。从文学角度看，英雄与奸雄尽管有种种不同，但都是成功的艺术形象；从文艺美学方面看，又都是美的，都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智慧，有效地体现了社会意义。
《三国志》的作者用极其详实的历史资料，通过文学加工，塑造出了真实饱满、栩栩如生的历史英雄曹操。这种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真实的，只是在细微未节的描写当中，进行艺术创造，其目的是为了更加历史人物使真实、更加符合历史原貌。因此，可以说。《三国志》中的英雄曹操是由历史所造就的，曹操与历史共存，犹如一朵晶莹透明的浪花，闪耀在人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这样的英雄能够适应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能够为社会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国演义》（及毛评）则是在历史真实（或者说是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另立楼阁，完全是一套新的人物概念，人物形象已远远抛开了史实，形成了纯文学化的人物形象。如果说，《三国演义》中有不少历史事件的话，从作者思想来说，这些事件主要是用来为作者的思想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反映人物的历史面貌。
《三国演义》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历史演义小说，说它非常成功，就是因为它塑造了许多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当然也包括曹操。本来在《三国志》（及裴注）中，曹操的形象已呈现出了个性特征的复杂化，但在《三国演义》中，这种复杂化尤其突出，作者罗贯中把《三国志》中曹操的一言一行尽可能地放大，并运用自己的观点来演绎、深化曹操。这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不仅是能文能武、屡建奇功、智勇双全的英雄（这是作者依据历史事实而表现出来的历史真实），而且也成了阴险狡诈、凶恶残忍、卑鄙无信的奸臣，这也正是毛宗岗动辄斥之为“奸雄”的真正内涵。
作为奸雄的曹操与作为英雄的曹操同样都是成功的。《三国演义》通过对曹操的立体塑造，成功地展示了动乱的社会现实中曹操的典型形象。为了国家的统一，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他竭尽全力，思贤若渴；为了战胜对手，他博采众议，择善而从；为了巩固实力，他积极号召发展生产，造福一方，即便是在晚年，他也仍然纵横沙场，征战不休。一生孜孜以求，斗志永不削减。我们看到的曹操是一个胸怀壮志、鞠躬尽瘁的政治家。但另一方面，他又是阴森可怕、举动无常、捉摸不透、杀人如草芥的军阀。这就使其性格表现为两面性。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两面性，《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艺术真实性将大为减弱。因为这种性格复杂化的表现，恰好说明人的思想并不是单一的，而是随场合、环境的不同而发生不同变化。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曹操的形象前后有着许多不同，这些不同都有其社会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我们不难发现，《三国演义》基本上还是以《三国志》为依托，许多事件（尤其历史大事）都直接取材于《三国志》，从这个
注释：
①转引自钱钟书《管锥编》。
②④汤用彤《读人物志》。
③孙盛《杂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