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读后感【实用6篇】
《铁皮鼓》读后感 篇一
《铁皮鼓》是一部以德国纳粹时期为背景的小说，作者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画家、音乐家、电影制片人、电台记者和电视主持人冯内古特。这部小说以一个小男孩奥斯卡的视角，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
通过奥斯卡的眼睛，我们看到了战争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小男孩奥斯卡的成长过程充满了悲剧和痛苦。他的母亲因为与一个波兰男人有染而遭到社会的唾弃，最终走上了自杀之路。奥斯卡的父亲也因为政治原因被捕入狱，而奥斯卡则成为鼓手。他用铁皮鼓抗议战争的残酷和不公，成为了一个抵抗者。
这本小说通过奥斯卡的独特视角，揭示了战争带来的痛苦和破坏。战争让人们失去亲人，让人们陷入贫困和绝望，让人们无法忍受的痛苦。同时，小说也揭示了战争给人性带来的冲击和考验。在战争的洪流中，人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有的选择了抵抗，有的选择了妥协，有的选择了背叛。人性的复杂和脆弱在战争的背景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这本小说不仅仅是一部描写战争的小说，更是一部关于人性的小说。通过奥斯卡的成长过程，我们看到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和考验，也看到了人性在战争中的光芒和坚韧。作者通过奥斯卡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普通人在战争中的选择和抗争，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战争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教训。
《铁皮鼓》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批判战争的艺术作品。作者通过奥斯卡的视角，通过小男孩的眼睛，向我们展示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这本小说用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深刻的思考，让我们对战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思考。它是一部必读的经典之作，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思考。
《铁皮鼓》读后感 篇二
《铁皮鼓》是一部以德国纳粹时期为背景的小说，作者是冯内古特。这本小说通过一个小男孩奥斯卡的视角，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
小男孩奥斯卡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他用铁皮鼓表达了他对战争的反抗和抗议。铁皮鼓成为了他的武器，也成为了他的媒介，他用鼓声抵制战争的残酷和不公。奥斯卡的铁皮鼓不仅仅是一个乐器，更是一种象征，代表着对战争的抗争和对和平的渴望。通过奥斯卡的铁皮鼓，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小男孩对战争的反思和抵抗，也向我们传递了对和平的向往和渴望。
《铁皮鼓》这本小说通过奥斯卡的视角，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冲击和考验。在战争的洪流中，人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有的选择了抵抗，有的选择了妥协，有的选择了背叛。人性的复杂和脆弱在战争的背景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丰满，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如此丰富和复杂，让人不禁为他们的遭遇而心生悲痛。作者通过奥斯卡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普通人在战争中的选择和抗争，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战争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教训。
《铁皮鼓》这本小说不仅仅是一部描写战争的小说，更是一部关于人性的小说。通过奥斯卡的成长过程，我们看到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和考验，也看到了人性在战争中的光芒和坚韧。作者通过奥斯卡的视角，通过小男孩的眼睛，向我们展示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这本小说用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深刻的思考，让我们对战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思考。它是一部必读的经典之作，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思考。
《铁皮鼓》读后感 篇三
小说《铁皮鼓》共分三篇，此刻我只读了其中的第一篇，我就我读的这一部分简单讲讲我的感受。
君特格拉斯以其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主人公小奥斯卡这个形象。小奥斯卡一生下来就能听懂大人说话。在他出生的时候，因为两只飞蛾挡住了灯光，使他感觉到人世昏暗，便想回到娘胎里去。只可惜为时已晚。这也为小说的后文作了铺垫。因为小说的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时代的黑暗和社会的动荡造成了小奥斯卡对社会的不满，对生活的不满。他在三岁的时候自己从楼梯上摔下，将自己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痴呆”，而且不再长个，但他却依然拥有很高的智商，而且他还获得一种特异功能，能用尖利的叫喊声震碎一切玻璃制品。这样他能够隐藏自己，保护自己，远离了复杂的成人社会。他开始整日敲打他心爱的铁皮鼓，躲在一旁冷眼观察这个世界，用他的方式回避和应对这个黑暗的社会。
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来描述奥斯卡的生活，并且用了回忆的方式。在小说的开篇，就写奥斯卡居住在精神疗养院里。他居住在完全与世隔离的病房里，只透过护理员与外界联系。由此也体现出奥斯卡对当时社会的厌倦和不满。他依旧整日敲打他心爱的铁皮鼓，在鼓点中回忆他的往事，然后让护理员为他拿来“清白”的纸，写下他的回忆。那里为什么要用“清白”一词呢，我觉得这也是奥斯卡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一种讽刺和鄙夷。
在小说的第一篇中，当奥斯卡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后，便产生了厌恶之感。他不停的敲打着他的铁皮鼓，从而发泄他对畸形社会的不满。他也常常用他能够唱碎玻璃的潜力，去“扰乱”社会的秩序。在他眼里，这个社会是混乱的，怪异的，无可救药的。
小说的很多地方都是由君特。格拉斯本人的经历和见闻写的。他也借小说表达自己对一战时期德国的黑暗的不满。
《铁皮鼓》读后感 篇四
《铁皮鼓》的作者刚修改完最终校样，这本书就离他而去。最终校正发生在十四年前，从此我就失去了《铁皮鼓》。这部小说被译成了克罗地亚语、日语和芬兰语，我料定它会使各国的小资产阶级坐立不安。但泽市郎富尔区是我失去的故乡，它的声名在世界各国不胫而走。
评论与成见堆积如山，它们似乎阻挡了我通往此书的道路，因为我从未首尾连贯地阅读过印刷好的《铁皮鼓》。五年以来，《铁皮鼓》的写作计划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决定了我的生活习惯乃至睡梦。此刻这一切都已结束。随后出版的几本书，例如《狗年月》和诗集，当时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为止我从未读过装订好的《铁皮鼓》，这能够归因于职业习惯所产生的厌恶感。即使是此刻，当有人要求我讲述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产生过程时，我也只是漫无目的地翻阅某些章节的开头几页。起初我并不太情愿回顾我往日的状况和写作《铁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茧自缚。《铁皮鼓》的作者谈《铁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见证人。
正因为我承认自己没有资格评述这部小说，所以我能够成堆地清扫垃圾，并且能够避免有益的谎言。这些谎言像插枝一样使日尔曼语言文学的温室欣欣向荣。
既不是创作欲(诸如我肯定要写并且明白怎样写)，也不是蓄积已久的决心，(诸如我此刻要动手写了!)更不是某种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标(天赋的义务之类)，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机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许是我的最可靠的推进器，因为我要缩短自己与上流社会之间的距离。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干一番惊天伟业。时断时续的文科中学教育(我以五年级高中生的身份肄业)更助长了这种臭不可当的雄心。这是一种危险的动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动力，所以我在写作时总是简单而冷静地控制这种动力。我将写作视作一种有距离感的、带有讽刺色彩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个人的，而它的结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则是公开的。
一九五四年我的母亲海伦·格拉斯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六岁。因为她不仅仅怀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热爱戏剧，所以在她的儿子十二三岁时，她就不无嘲讽地叫他培尔·金特(注：培尔·金特，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的主人公，利己主义者。)。她的儿子喜欢虚构故事，并且向她许诺将给她带来财富、送给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尔以及香港旅游的旅费。《铁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后面世，并且获得了培尔·金特所想象的那种成功。母亲在世时，我总想向她证明自己的潜力;然而直到她谢世之后，我的能量才得以释放。
《铁皮鼓》读后感 篇五
安娜亲身经历了《铁皮鼓》长达四年之久的创作过程。她经常想听，有时也务必听我讲述小说的临时结局，这些尚未最终确定的结局常常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我在写作时经常出神，并且不停地吸烟，以致室内烟雾缭绕，安娜也许很难确认这个男人就是她的丈夫。作为她的伴侣，我肯定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整日沉迷于我所虚构的人物世界中。我是一台操纵着许多电路的配电设备，我与若干相互穿插的意识层面紧密联接在一齐。人们称之为“疯魔”。
我在埋头创作的同时，活得也很实在。我精心地烹调五味，一有机会就去跳舞，因为我十分欣赏安娜的长腿与舞姿。一九五七年九月，就在我专心致志地写作《铁皮鼓》第二稿时，我们的孪生子弗朗茨和拉欧尔出生了。这不是一个创作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每月有三百马克的生活费，这笔钱是我随手挣来的。在四七社一年一度的聚会上，我售出了我的素描与石版画;瓦尔特·赫勒雷(注：瓦·赫勒雷(1922—)，德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杂志《重音》的出版者之一。透过向我约稿和采用我的稿件付给我稿酬，他生性乐善好施，间或来巴黎时就将钱带给我，在遥远的斯图加特，海森比特尔(注：赫·海森比特尔(1921—)，德国“具体诗”诗人。)将我从未上演的剧作制作成广播剧播放;翌年，我已开始雕琢《铁皮鼓》的终稿，此时我获得四七社文学奖，第一次赚到了一大把钞票，总额为五千马克，靠着这笔钱，我们买了一台电唱机，这台电唱机这天还能出声，它属于我们的女儿劳拉。
我从未参加中学毕业考试，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常常使我的父母感到忧伤，但是有时我认为：恰恰是这一点保护了我。因为如果我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那么我肯定会拥有一个职位，我会成为夜间节目修改而将自己刚动笔的文稿锁在抽屉里。作为一位被埋没的作家，我肯定会对那些文思敏捷的作家满腔怨愤，这些作家在大自然中竟然能够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上天常常赋予他们灵感。
《铁皮鼓》读后感 篇六
与那些具有社会职责感的作家相比，我肯定处于劣势。这类作家在社会义务的旗帜下敲着打字机，他们毫不关注自我，而是以社会全局为出发点来履行他们的职责。根本没有什么高尚的企图促使我为战后德国文学奉献一件璀璨的珍品。我不想，也不能满足那时文学界提出的“澄清德国历史”的'合理要求，因为我的努力无法给人带来慰藉，无法使人释怀。我试图丈量我自己的失去的乡土，并且首先一层一层地铲平所谓的中产阶级(即无产者与小市民的泥砾)的垃圾堆。《铁皮鼓》的作者也许成功地发掘了某些新的认识，揭穿了某些人的伪装，用冷笑实实在在地打破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魔力，瓦解了人们对它的虚假的敬畏感，并且重新赋予了迄今为止被缚的语言以行动自由。但是他原本不想，也不能够澄清历史。
鄙人满足于艺术创造的快乐，欣赏变幻的形式，喜欢在纸上描绘反现实。简言之，艺术尝试的器官早已存在，它期盼着克服阻力，吞食庞大的素材。然而素材也早已存在，它等待着基础代谢。出于对大规模的素材的恐惧，加之本人自由散漫，心不在焉，所以我未作大的努力。
私生活的诱因再次解放了我的创造力。一九五四年春，就在我母亲去世后不久，我与安娜·玛佳蕾塔·施瓦茨结为伉俪。婚后的我专心致志，恪守市民的劳动道德与奉献精神，并且下决心要向突然闯进我的陋室的姻亲们证明我的才能。我的姻亲都是循规蹈矩的瑞士公民，他们像清教徒一样质朴，宽容大度，用艺术鉴赏家的眼光注视着活蹦乱跳的我在过于庞大的器械上作体操表演。
这是一种可笑的冒险
行为，因为安娜刚挣脱大资产阶级的保护，转而寻求不安定的生活，并且留意翼翼地在战后柏林的艺术家圈子中初试身手。那时她肯定没有作一个所谓的大作家妻子的野心。
尽管小市出身的飞黄腾达者的兴趣经常与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豪门闺秀追求妇女解放的愿望发生搞笑的碰撞，与安娜的结合还是使我坚定不移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奋进。虽然创作《铁皮鼓》的文学契机发生在我们相识之前，但是我们的婚姻为我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