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读后感(经典3篇)
《方言》读后感 篇一
《方言》是当代作家莫言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通过讲述一个家族的故事，展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和人性的复杂性。读完这本小说，我被其中描绘的方言文化深深吸引，同时也感受到了人情世故的冷酷和社会的残酷。
在《方言》中，莫言将方言作为故事的背景和主题，通过对方言的细致描写和对方言文化的深入探索，展现了方言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方言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表达方式，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乡土的情感。莫言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家族中不同代人之间使用不同方言的场景，让我们感受到了方言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和与之相关的亲情、友情等情感纽带。
同时，莫言也通过对方言文化的描绘，展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和人性的复杂性。小说中的家族经历了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巨大变革，而这个变革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和人性的复杂性也随之展现出来。方言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既是乡土情感的象征，也是社会变革中的隐喻。莫言通过描写方言的流失和方言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个体与社会的矛盾等问题，引发了我对社会现象和人性的思考。
在阅读《方言》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人情世故的冷酷和社会的残酷。小说中的角色们在生活的压力和社会的诱惑下，不得不做出一些令人痛心的选择。他们有的为了生存而背叛亲情，有的为了利益而背叛友情，甚至有的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而置他人于死地。这种冷酷和残酷在小说中层出不穷，让人感到心寒。同时，我也意识到这种冷酷和残酷并非个体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环境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莫言通过小说中的描写，让我对社会的不公和人性的丑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总的来说，读完《方言》让我对方言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也让我对社会现象和人性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入的思考。莫言通过对方言的描绘和对社会的批判，让我看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和人性的复杂性。这本小说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和思考。
《方言》读后感 篇三
《方言》读后感
西汉扬雄所编《方言》，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十几年前曾认真读过几遍。可惜自己不懂语言学，所以一直不敢乱说。只是在一篇讨论汉代政治文化中心转移的文章中略略涉及。我当时写道：“根据《方言》的介绍，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第一，各地方言从战国到西汉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是因为，该书大量使用了诸如秦、楚、赵、魏、周、韩、郑等战国国名来标明区域界限，方言区有着明显的战国痕迹。扬雄编撰此书时，除去查阅典籍外，更多地是向来京城的孝廉、卫卒了解各自地区的方言。孝廉、卫卒不可能通晓久已失传的古代方言。他们所提供的只能是当时正在使用的方言。当时使用的方言表现出战国的区域特征，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即从战国到西汉，方言区基本没有变化。（关于这种现象，可以参阅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第二，《方言》也记载了一些普通语，这些普通语按周祖谟先生的意见，“是以秦晋语为主的”。上述两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一方面，西汉去战国不远，旧有的历史传统依然顽强存在，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对楚地、齐地、河北赵、魏等地的风俗描述也能使我们感受到，他生活的时代还未迈出战国的历史之门。可以说，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从文化上看，战国并未结束。从另一方面看，秦汉统一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已初露端倪。秦晋方言多为普通语，这与该地的政治中心地位是相适应的。”
除了这些认识之外，《方言》还能给我们一些其他的启示。《方言》在表述上，多数情况下是先列方言词，最后列出通用语，如《方言》卷一：“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党”、“晓”、“哲”都是方言词，而“知”则是通用语。
但是也有的时候编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卷九舟条：“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或谓之航。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小舸谓之艖，艖谓之艒。小艒謂之艇，艇长而薄者谓之
《方言》呈现出的最大特点是，较大的方言区都在中原四周，如秦晋区、河北赵魏区、北燕朝鲜区、齐区、吴越区、楚区，而中原地区的情况却十分混乱，根据不同的方言词汇可以划出许多不同的区域，如陈楚宋魏区、陈楚宋卫区、宋魏区、陈楚区、周韩郑区、周韩郑卫区等等。严耕望先生在《扬雄所记先秦方言地理区》中将这些混乱的区域合并成一个“中原区”。这恐怕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恰好是流行于这一地区的方言词汇。在我看来，中原地区绝对不构成一个方言区，这是中原地区最大的特点。我的猜测是，中原地区四通八达，战国时期周边大国林立，中原诸小国不仅在政治上被迫“朝秦暮楚”，而且在语言上也被周边大国撕碎了，所以难以形成统一的、排它的方言区。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按严耕望先生的考证，上面提到的“陈楚宋魏”中的“楚”并不是指楚国的全境，而只是“指淮北之陈蔡汝颍地区而言，至多扩及淮水南北，决非指荆楚（郢楚）故地而言也。”严氏此说有可靠的史料依据，完全可以相信。《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索隐：“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属楚，故云楚苦县。”“庄子者，蒙人也，名周。”索隐：“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也。”按此，老、庄正在“陈楚宋魏”区域内。“苦”、“蒙”均在今河南境内。过去论及老、庄思想，学者都强调其楚文化的背景。这是不错的，楚国多神话，按民俗学的解释，神话与传说不同，神话偏重于解释。在神话的土壤上容易产生像老、庄那样较为纯粹的哲学。但当我们注意到老、庄生活的具体地域时，上述解释又显得有些不够了。为什么老、庄思想未能产生在更南方的楚国腹地呢？为什么他们恰好出自楚文化圈的最北部呢？要知道，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这里已经不属于南方了，而是属于河、淮平原。
我们试着解释一下。《史记?货殖列传》称：“陈在楚、夏之交。”正义云：“言陈南则楚，西及北则夏，故云‘楚、夏之交’。”陈地如此，其实从广义上看，“陈楚宋魏”整个地区（这里所说的“魏”也不是指魏之全境，而是指与陈楚宋连接的部分魏地。）都处在南北文化交汇的位置上。这样的地区是容易产生新思想的。相反，过于闭塞的南楚腹地要落后得多，不易有新思想发生。
“边缘地区”是重要的。春秋战国以来，原本落后的秦、楚都在向中原发展，最终到达了“边缘地区”，这对于它们接受新文化、国势趋强是至关重要的。《战国策》说：“凡天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为什么燕最弱？我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燕远离中原地区，未能到达“边缘地区”，从而难以接受新文化。从方言上看，燕虽然与齐，以及与河北之赵魏有些共同的方言词汇，但更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方言词汇却是在“北燕朝鲜之间”。这说明燕主要的交流对象是比它更为落后的地区。这就制约了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