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陈寅恪【精选3篇】
国学大师陈寅恪 篇一
陈寅恪（1890-1969），字梁汝，号九疑，福建闽侯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在国学领域的贡献被誉为“开宗立派”，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陈寅恪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文献和史学领域，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诠释深刻而独到。陈寅恪主张“不忘本来，以古为鉴”，认为要想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必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传承古人的智慧和精神。他的著作《资治通鉴辑证》、《法书要录》、《春秋公羊传校注》等都是在学术界具有极高地位和价值的经典之作。
除了在学术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外，陈寅恪还是一位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者。他曾多次表示：“我是中国人，必须为中国的事业而奋斗。”在抗战期间，陈寅恪积极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救亡活动，为保卫祖国的独立和尊严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爱国情怀和高尚品德深受后人的尊敬和崇敬。
总的来说，陈寅恪是一位杰出的国学大师，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和奉献，都为后人树立了崇高的榜样。他的学术成就和爱国情怀将永远激励着我们，让我们倍感自豪和自信。
国学大师陈寅恪 篇二
陈寅恪，一个传奇般的人物，他不仅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更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高尚品德的国学大师。他的学问渊博，著作等身，被誉为“开宗立派”的国学泰斗，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贡献良多。
陈寅恪在学术研究上力图还原历史真相，追求史实上的准确性。他曾经撰写《资治通鉴辑证》，对《资治通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校勘，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此外，他对《春秋公羊传》的校注工作也堪称精湛，为学术界树立了典范。
除了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外，陈寅恪还是一位具有高尚情操的爱国者。他在抗战期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为保卫祖国的独立和尊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深知“国学”二字中蕴含着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和担当，时刻牢记着“我是中国人”的使命感。
综上所述，陈寅恪是一位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国学大师，他的学术成就和爱国情怀为后人树立了崇高的榜样。在当下，我们更应该传承和弘扬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精神和爱国情怀，让他的精神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国学大师陈寅恪 篇三
国学大师陈寅恪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游学海外13年带回的却是东方学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却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原因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9岁。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了江西老家，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
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09年，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陈寅恪一辈子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