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散文《记杨必》(精简3篇)
杨绛的散文《记杨必》 篇一
家庭的温暖与传承
杨绛的散文《记杨必》通过对家庭的描写，展现了家庭的温暖与传承。这篇散文以杨必的诞生为开端，描述了他在家庭中的成长历程，并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真挚的情感，表达了家庭的重要性和对下一代的影响。
散文一开始，杨绛就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出现。她对杨必的诞生充满了期待和喜悦，不禁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她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杨必的成长过程，从婴儿到学童再到青年，每一个阶段都展现了家庭对他的塑造作用。杨绛通过对杨必的点点滴滴的描写，展现了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多么深远而重要的。
在散文中，杨绛通过对杨必和他父亲的亲情描写，表达了家庭的传承。杨必的父亲虽然并不是一个富有的人，但他却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无私的爱，将这种精神传递给了杨必。杨必在父亲的影响下，学会了勤劳和坚持，也养成了积极向上的品质。这种家庭的传承在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让人感受到了家庭的力量和影响。
同时，杨绛也通过对杨必和他母亲的感情描写，展现了家庭的温暖。杨必的母亲虽然在散文中只是一个次要角色，但却以她对杨必的关爱和支持，让人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安全。她用无言的付出和细心的关怀，给予了杨必无尽的力量和勇气。这种母爱的温暖贯穿整个散文，让人感受到家庭的力量和温馨。
通过这篇散文，杨绛向读者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家庭是温暖和传承的源泉。家庭的温暖和传承不仅来自于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和教育，更来自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和陪伴。家庭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是我们面对困难时的依靠和支持。家庭的温暖和传承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杨绛的散文《记杨必》 篇二
坚守初心，追求人生价值
杨绛的散文《记杨必》通过对杨必一生的描写，展现了坚守初心和追求人生价值的重要性。这篇散文以杨必的成长和奋斗为线索，表达了对于人生的热爱和追求，以及对于坚守初心的认同。
散文中，杨必从小就展现出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文学的热爱。他在家庭的教育下，培养了自己对于学习的热情和对于文学的追求。杨必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挑战，但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初心，不断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他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执着的追求，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想。杨绛通过对杨必一生的描写，表达了坚守初心和追求人生价值的重要性。
在散文中，杨绛还通过对杨必的成长历程的描写，表达了对于坚守初心的认同。杨必在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中，经历了挫折和困惑，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坚守着自己的初心。杨绛通过对杨必的描写，呼吁人们要坚守自己的初心，不被外界的干扰和诱惑所动摇，勇敢地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
通过这篇散文，杨绛向读者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坚守初心，追求人生价值。人生的意义不仅来自于金钱和地位，更来自于对于人生的热爱和对于人生意义的探索。追求人生价值需要坚守初心，不被外界的干扰和诱惑所动摇，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只有坚守初心，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这篇散文通过对杨必一生的描写，向读者传递了这一重要的价值观。
杨绛的散文《记杨必》 篇三
杨绛的散文精选《记杨必》
一九三八年秋，我回上海看望爸爸。妈妈已去世，阿必已变了样儿，人也长高了。她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爸爸和大姊跟我讲避难经过，讲妈妈弥留时借住乡间的房子恰在敌方炮火线上，四邻已逃避一空，爸爸和大姊准备和妈妈同归于尽，力劝阿必跟随两位姑母逃生，阿必却怎么也不肯离去。阿必在妈妈身边足足十五年，从没有分离过。以后，爸爸就带着改扮男装的大姊和阿必空身逃到上海。逃难避居上海，生活不免艰苦。可是我们有爸爸在。仿佛自己还是包在竹箨里的笋，嵌在松球里的松子。阿必仍是承欢膝下的小女儿。我们五个妹妹(弟弟在维也纳学医)经常在爸爸身边相聚，阿必总是个逗趣的人，给大家加添精神与活力。阿必由中学而大学。她上大学的末一个学期，爸爸去世，她就寄宿在校。毕业后她留校当助教，兼任本校附中的英语教师。阿必课余就忙着在姐姐哥哥各家走动，成了联络的主线。她又是上下两代人中间的桥梁，和下一代的孩子年龄接近，也最亲近。不论她到哪里，她总是最受欢迎的人，因为她逗乐有趣，各家的琐事细故，由她讲来都成了趣谈。她手笔最阔绰，四面分散实惠。默存常笑她“distributingherself”(分配自己)。她总是一团高兴，有说有讲。我只曾见她虎着脸发火，却从未看到她愁眉苦脸、忧忧郁郁。
阿必中学毕业，因不肯离开爸爸，只好在上海升学，考进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主管这个学校的是个中年的英国修女，名MotherThornton，我女儿译为“方凳妈妈”。我不知她在教会里的职位，只知她相当于这所大学的校长。她在教员宿舍和学生宿舍里和教员、学生等混得相当熟，“方凳”知道杨必向往清华大学，也知道她有亲戚当时在清华任职。大约是阿必毕业后的一年——也就是胜利后的一年，“方凳”要到北京(当时称北平)开会。她告诉杨必可以带她北去，因为买飞机票等等有方便。阿必不错失时机，随“方凳”到了北京。“方凳”开完会自回上海。阿必留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然后如约回震旦教课。
阿必在震旦上学时，恰逢默存在那里教课，教过她。她另一位老师是陈麟瑞先生。解放后我们夫妇应清华大学的招聘离沪北上，行前向陈先生夫妇辞行。陈先生当时在国际劳工局兼职，要找个中译英的助手。默存提起杨必，陈先生觉得很合适。阿必接受了这份兼职，胜任愉快。大约两三年后这个局解散了，详情我不清楚，只知道那里报酬很高，阿必收入丰富，可以更宽裕地“分配自己”。
解放后“方凳”随教会撤离，又一说是被驱逐回国了。“三反”时阿必方知“方凳”是“特务”。阿必得交代自己和“特务”的关系。我以为只需把关系交代清楚就完了。阿必和这位“特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呢!可是阿必说不行，已经有许多人编了许多谎话，例如一个曾受教会照顾、免交学费的留校教师，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说“方凳”贪污了她的钱等等离奇的话。阿必不能驳斥别人的谎言，可是她的老实交代就怎么也“不够”或“很不够”了。假如她也编谎，那就没完没了，因为编动了头也是永远“不够”的。她不肯说谎，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任何证据，就成了“拒不交代”，也就成了“拒不检讨”，也就成了“拒绝改造”。经过运动的人，都会了解这样“拒绝”得有多大的勇敢和多强的坚毅。阿必又不是天主教徒，凭什么也不必回护一个早已出境的修女。而且阿必留校工作，并非出于这位修女的赏识或不同一般的交情，只为原已选定留校的一位虔诚教徒意外地离开上海了，杨必凑巧填了这个缺。我当时还说：“他们(教会)究竟只相信‘他们自己人’。”阿必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证据，当然受到嫌疑，因此就给“挂起来”了——相当长期地“挂”着。她在这段时期翻译了一本小说。阿必正像她两岁半“囫囵着跌下”时一样的“若无其事”。
傅雷曾请杨必教傅聪英文。傅雷鼓励她翻译。阿必就写信请教默存指导她翻一本比较短而容易翻的书，试试笔。默存尽老师之责，为她找了玛丽亚·埃杰窝斯的一本小说。建议她译为《剥削世家》。阿必很快译完，也很快就出版了。傅雷以翻译家的经验，劝杨必不要翻名家小说，该翻译大作家的名著。阿必又求教老师。默存想到了萨克雷名著的旧译本不够理想，建议她重译，题目改为《名利场》。阿必欣然准备翻译这部名作，随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订下合同。杨必的“拒不交代”终究获得理解。领导上让她老老实实做了检讨过关。全国“院系调整”她分配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评定为副教授。该说，她得到了相当高的重视;有些比她年纪大或资格好或在国外得到硕士学位的，只评上讲师。阿必没料到自己马上又要教书。翻译《名利场》的合同刚订下，怎么办?阿必认为既已订约，不能拖延，就在业余翻译吧。她向来业余兼职，并不为任务超重犯愁。阿必这段时期生活丰富，交游比前更广了。她的朋友男女老少、洋的土的都有。她有些同事比我们夫妇稍稍年长些，和她交往很熟。例如高君珊先生就是由杨必而转和我们相熟的;徐燕谋、林同济、刘大杰各位原是和我们相熟而和杨必交往的。有一位乡土味浓厚而朴质可爱的同事，曾警告杨必：她如不结婚，将来会变成某老姑娘一样的“僵尸”，阿必曾经绘声绘色地向我们叙说并摹仿。也有时髦漂亮而洋派的夫人和她结交。也许我对她们只会远远地欣赏，阿必和她们却是密友。阿必身材好，讲究衣着，她是个很“帅”的上海小姐。一九五四年她因开翻译大会到了北京，重游清华。温德先生见了她笑说：“Eh，杨必!smartasever!”默存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阿必最vain”，可是阿必满不在乎，自认“最虚荣”，好比她小时候自称“皮蛋其脸”一样。
爸爸生前看到嫁出的女儿辛勤劳累，心疼地赞叹说：“真勇!”接下就说阿必是个“真大小姐”。阿必心虚又淘气地嘻着嘴笑，承认自己无能。她说：“若叫我缝衣，准把手指皮也缝上。”家事她是不能干的，也从未操劳过。可是她好像比谁都老成，也有主意。我们姐妹如有什么问题，总请教阿必。默存因此称她为“西碧(Sibyl，古代女预言家)、阿必很幽默地自认为“西碧儿”。反正人家说她什么，她都满不在乎。阿必和我虽然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但因通信勤，彼此的情况还比较熟悉。她偶来北京，我们就更有说不完的话了。她曾学给我听某女同事背后议论她的话：“杨必没有‘it’”(“it”指女人吸引男人的“无以名之”的什么东西。)阿必乐呵呵地背后回答：“你自己有就行了，我要它干吗!”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如期交卷，出版社评给她最高的稿酬。她向来体弱失眠，工作紧张了失眠更厉害，等她赶完《名利场》，身体就垮了。当时她和大姐三姐住在一起。两个姐姐悉心照料她的饮食起居和医疗，三姐每晚还为她打补针。她自己也努力锻炼，打太极拳，学气功，也接受过气功师的治疗，我也曾接她到北京休养，都无济于事。阿必成了长病号。阿七和我有时到上海看望，心上只是惦念。我常后悔没及早切实劝她“细水长流”，不过阿必也不会听我的。工作拖着不完，她决不会定下心来休息。而且失眠是她从小就有的老毛病，假如她不翻译，就能不失眠吗?不过我想她也许不至于这么早就把身体拖垮。
胜利前夕，我爸爸在苏州去世。爸爸带了姐姐等人去苏州之前，曾对我说：“阿必就托给你了。”——这是指他离开上海的短期内，可是语气间又好像自己不会再回来似的。爸爸说：“你们几个，我都可以放心了，就只阿必。不过，她也就要毕业了，马上能够自立了。那一箱古钱，留给她将来做留学费吧，你看怎样?”接着爸爸说：“至于结婚——”他顿了一下，“如果没有好的，宁可不嫁。”爸爸深知阿必虽然看似随和，却是个刚硬的人，要驯得她柔顺，不容易。而且她确也有几分“西碧儿”气味，太晓事，欠盲目。所以她真个成了童谣里唱的那位“我家的娇妹子”，谁家说亲都没有说成。曾几次有人为她向我来说媒，我只能婉言辞谢，不便直说阿必本人坚决不愿。如果对方怨我不出力、不帮忙，我也只好认了。有人说：“女子结婚忧患始。”这话未必对，但用在阿必身上倒也恰当。她虽曾身处逆境，究竟没经历多少人生的忧患。阿必最大的苦恼是拖带着一个脆弱的身躯。这和她要好、要强的心志调和不了。她的病总也无法甩脱。她身心交瘁，对什么都无所留恋了。《名利场》再版，出版社问她有什么要修改的，她说：“一个字都不改。”这不是因为自以为尽善尽美，不必再加工修改;她只是没有这份心力，已把自己的成绩都弃之如遗。她用“心一”为笔名，曾发表过几篇散文。我只偶尔为她留得一篇。我问她时，她说：“一篇也没留，全扔了。”
一九九○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