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无用论”是一剂毒药
广州、深圳一带城中村的“包租婆”经常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小孩：“你整天想着读书这些没用的东西，再这样下去，将来就像租我们房子的大学生一样。”社会习惯于将“读了书的小职员”与“没读书的大老板”相比较，来论证“读书无用论”。
“没读书的大老板”在当下中国无非是以下几类人：一是城乡经商者，包括做商业流通、开商店饭店、做小生意;二是在城乡办厂者，包括企业和家庭作坊;三是包工头;四是包租婆和拆二代;五是乡村混混。这些人有靠能力赚钱的，也有靠拳头吃饭的，还有靠土地增值进项的，但就是没有靠技术成功的。即便是像靠办企业、经商这样创业发家致富的，包括江浙沿海大量的五金加工企业、纺织行业等，技术含量都不高。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主要特点是市场准入门槛低，一般人都能进入这个行业，如五金加工，不需要多少资金，不需要雇工，不需要高深技术，只要有个空间便可开办家庭作坊。这样谁都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就容易造成这个行业的高度竞争性，使其利润较低，也使这个行业容易饱和。只有率先进入这个行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才会最终生存下去，从而垄断这个行业，形成对其他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人的机会排斥。也就是说，行业的技术含量越低，市场准入门槛就越低，而竞争性则越强，最终发展的结果是垄断性就越高，排斥性就越强，致使后来者越难进入这个领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很多技术性较弱、市场准入门槛很低的行业造就了一大批“没读书的大老板”，这些大老板垄断着这些行业的资源与市场，排斥其他人的进入。逐渐地，其他人进入这些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即便进来了，要赚钱也越来越难。也就是说，不需要科技含量的小五金创业时代即将成为过去，“没有读书”的人要想再创业成功，已近痴人说梦。
举一个例子，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在全国百强镇中排名很靠前，现有上万家大大小小的工业企业。该镇的发家靠的是改革开放后当地兴起的小五金加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快占领全国市场，在当地也涌现出许多农民企业家、亿万富翁。对于这些没读过书的农民企业家来说，企业发展壮大的瓶颈首先是技术。只有少数企业突破技术瓶颈使自己的产品升级换代，而更多的企业则继续做着低端产品，但是他们进入该行业较早，拥有较丰厚的资金，因此能够联合起来垄断该镇的五金市场。其结果是，如果当地农民早年没有通过创业发家致富，之后就不可能再有机会成为一个新的富翁了。
同样，在其他如建筑、饭店、服装、商场等低技术行业，也已形成了市场垄断，
未来中国更多的将是“读了书的大老板”，他们出现在科技含量较高的领域。在该领域，市场准入门槛高，能够进来的人较少，饱和程度较低，且技术突破性和创新性强，领域的拓展性强，但垄断性不高。换言之，新进来者可以率先成为“大老板”，后进来者则可以通过领域拓展和技术创新同样成为“大老板”。
所以，如果你现在不读书，未来就不可能通过创业成为“大老板”。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并非所有人都认可“读书无用论”。
大家什么时候听到过知识分子、官宦、资本家等大谈特谈“读书无用论”?什么时候看到过这些家庭不送自己的子女读书而让他们更早地赚钱?你看到的更可能的是，这些家庭会创造一切机会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在浙江农村，当地成功的农民企业家无不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内外名牌大学深造，再不济也要送到国外野鸡大学混一圈，而不是过早地子承父业。
“读书无用论”在中国的市场，主要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和城市中下层家庭，也就是常说的底层社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乘着中国发展的东风先富了起来，而更多的人也通过打工、经商赚了钱，他们示范的是“不读书也能赚钱”的效应，也就使得底层社会越来越功利地看待读书，越来越不读书。这些家庭的子女过早地辍学，过早地感受到赚钱的快意，于是嘲笑起还在读书的、读了更多书的同伴来。
但是他们不知道，上层社会不会功利地看待读书。在他们那里，读书是自我提升、自我成长、自我认同、自我归类的过程，是精英自我复制、自我循环的一种机制——通过读书、接受教育，永远留在上层社会。所以，上层社会的家庭会让他们的子女多读书、读好书。
也就是说，中国上层社会没有“读书无用论”，而底层社会却盛行“读书无用论”。有了这个认识，诸君就清楚了：“读书无用论”具有极其浓厚的阶级阶层的隐喻。阶级阶层地位从来不独由经济决定，它是权力、文化和经济的有机统一体，且三者会相互转化。“读书无用论”的出现，既是中国底层社会尝到了中国发展、自己赚钱的甜头后的幻象，也使得他们停止了向上层流动的脚步，走向了自我边缘、自愿底层化。
“读书无用论”无疑是底层社会的一剂毒药。若不及时去除这种思想，中国底层社会便无希望。中国在未来如果还保持在当前的发展速度，社会继续充满活力，底层社会尚可继续做着“不读书也能赚钱”的美梦;反之，社会也快速固化，那么目前处在底层社会的家庭将何去何从?唯一的出路是，丢掉“读书无用论”，趁着还有机会赚钱，用赚来的钱让子女读更多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