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版本及内容流变
《坛经》版本及内容流变
佛教经典分为经、律、论三藏，即佛陀金口所说的语录称之为“经”，佛陀所制定的戒条为“律”，佛弟子们为阐释佛法而著作的经典是为“论”。这就是说，惟有佛祖亲口所说教义，才能被尊为经;非佛所说，则为伪经。
可是，也有一个例外，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他所讲述的语录，却被尊称为“经”，而且千百年来毫无异议——这就是慧能的《六祖坛经》。
《坛经》是慧能多次说法的综合结集，也是他一生重要活动的记录，因此，集中展现了他的佛学思想。它的问世，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一个全新时代开创的标志——从此，宣告了中国禅宗的正式形成，宣告了佛教中国化的初步完成。正如汤用彤先生指出的那样：“此经影响巨大，实于达摩禅学有重大发展，为中华佛学之创造也”。
的确，作为禅宗的宗经，作为指导禅僧修行的理论纲钡，《坛经》对于禅宗的迅猛发展、快速传播，使其一跃成为汉传佛教最大的宗派，乃至佛教的主流，其作用不可估量。而且，一千多年来，它早已超出了佛教范畴，对中国文化、整个东方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正因为如此，在一千多年的流通过程中，《坛经》的版本流变出了将近三十种。内容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力图从这两个方面作一些探讨。
坛经的版本
《坛经》问世以来，随着禅宗的兴旺发展，五大流派相继建立，天下僧衲尽归其宗，十个和尚九个习禅，各种版本的《坛经》也传遍了全国。尽管版本众多，题目花样翻新，但据印顺等专家学者考证，它们所依据的基本上是四种版本：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
(1)敦煌本
敦煌本《坛经》，是在敦煌发现的一种《坛经》的版本，约为12000字。因系手抄本，故也称作“敦煌写本”。敦煌写本是两种抄本，一种是英国人探险家斯坦因早年从敦煌盗运出去的大批中国古代珍贵文献之一，1922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它，并翻拍成照片。中国最早利用这一发现进行研究的，是胡适先生。另一种是敦煌当地文化名流任子宜于1935年在敦煌千佛山之上寺发现的，其抄写字迹工整，错漏较少，系敦煌写本中的精品。后不知所踪。上世纪八十年代，周绍良先生等人在敦煌县博物馆重新看到了这个馆藏号为077的抄本，并拍成了照片。周先生经过整理校勘，以《敦煌写本坛经原本》为名，199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通过内文对比，可以确认这两种抄本源自同一种版本。
(2)惠昕本
惠昕本又称宋本，此本经名在所有版本中最为简洁：《六祖坛经》。它的改编者是晚唐僧人惠昕，故有“惠昕本”之称。它的编写时间约为宋太宗乾德五年(967)，最早的刻本为北宋时期，所以也称“宋本”。
此本前有惠昕的《六祖坛经序》一文，其序云：“故我六祖大师广为学徒，直说见性法门，总令自悟成佛，目曰《坛经》，流传后学。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余以太岁丁卯，月在蕤宾，二十三日辛亥，于思迎塔院，分为两卷，凡十一门，贵接后来，同见佛性者。”
惠昕编写的两卷本《坛经》，大约14000字，早已在中国失传。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是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由晁子健在湖北蕲春刊行的，后来传到了日本，由日本学者在兴圣寺发现的。其序下题有一行字：“宋依真小师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因此认定，这就是惠昕所改编的版本，故又有“兴圣寺本”之称。
(3)契嵩本
契嵩本书名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故又称曹溪原本。据《普慧大藏经》记载，该版本是宋代名僧契嵩于宋致和年间(约公元1055-1056)改编的，有一卷、十品、两万一千多字。其大梵寺说法部分与敦煌本、惠昕本大致相同，但其他部分字数大大增加了。这种版本的最早是北宋仁宗至和三年(公元1056)刊行的。宋吏部侍郎郎简所撰《六祖法宝记叙》一文称：
“达磨赉衣钵，航海而来，……以其法传慧可，可传僧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慧能，而复出神秀。能于达磨，在中国为六世。故天下谓之《六祖法宝记》，盖六祖之所说其法也。……然六祖之说，余素敬之。患其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会沙门契嵩作《坛经赞》。因谓嵩师曰：若能正之，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璨然皆六祖之言，不复谬妄。乃命工镂板，以集其胜事。”
然而，这种三卷的契嵩本今已难得一见。所幸的是，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禅僧德异在吴中刊行了一种《坛经》，他在序文说：
“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德异幼年，尝见古本。自后遍求三十余载，近得能上人寻到古本，遂刊于吴中休休禅庵。……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岁中春月叙。”
据学者研究考证，德异幼年所见到的`、后来刊行所依据的古本，就是契嵩的编纂本。但是，经文已不是三卷，而是一卷十门，21000字，史称“德异本”。这个版本在日本发现了元延枯三年(1316年)的刻本，称为“元枯本”，是经高丽而传人的。德异本翻刻本极多，明末高僧憨山大师重刻的曹溪原本，也就是这种本子。
(4)宗宝本
宗宝本又称流通本，即元朝僧人宗宝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改编本，题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此本经文后有宗宝作于公元1291年的跋文：
“六祖大师平昔所说之法，皆大乘圆顿之旨，故目之曰经。……余初入道，在感于斯，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按察使云公从龙，深造此道。一日过山房，睹余所编，谓得《坛经》之大全，慨然命工锓梓，颛为流通，使曹溪一派不至断绝。……至元辛卯夏南海释宗宝跋。”
经宗宝集成的《坛经》，在四个版本中篇幅最长，达到了24000多字。这也是流传最广的版本，普遍收录于明版诸本大藏经中，所以也称“流通本”。
那么，这四个版本是什么关系呢?
有人说，“在坛经各本当中，敦煌本为最古，它是后来各本《坛经》的基础”(宇井伯寿《坛经考》)。胡适先生在《神会和尚遗集》中说：“敦煌写本《坛经》是《坛经)最古之本。”周绍良先生更干脆，在《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整理说明及考定中指出：“敦煌所发现的本子，正是法海集记的原本……是唯一的‘原本’，在惠昕整理《坛经》之前，再没有其他原本，这是可以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