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中的社会历史与传记批评

《边城》中的社会历史与传记批评

　　《边城》写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边城》中的社会历史与传记批评。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社会历史与传记批评

　　摘 要:《边城》是沈从文的著名代表作,解读这个文本可以用不同的批评方法和不同的视角,用社会历史研究法可以从宏观上把握沈从文作为苗民血统的状况,展开苗族的环境和时代;用传记研究法可以在微观上探究沈从文形成文学观、审美观的内在生命气质。不同批评方法的使用便于研究作家本人,进而使多角度地解释文本成为可能。

　　关键词:社会历史研究法 传记研究法 沈从文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发表于1934年,是沈从文创作的一首美好的抒情诗、一幅秀丽的风景画,也是支撑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坚实柱石。《边城》写了一个古朴的爱情故事,翠翠与傩送,面对无法预知未来的茫然和期待。应该说沈从文写《边城》是有其时代背景的,更主要的是这是湘西苗民族的故事,沈从文对苗民族有着骨子里割舍不断的感情,所以我们不妨用丹纳的“三元素”说去解读《边城》。另外,沈从文对《边城》的叙述是一种抒情的笔调,有很多人称这是诗化小说。那是什么原因使得沈从文的笔调如此细腻,描写得温婉悲情,这又与沈从文本人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有相契合的地方,因此,我们也可以用圣佩韦的传记批评研读一下作品,以求分析更加全面,角度更加多元。

　　首先,所谓社会历史研究法是一种按照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去解释文学活动的文学研究方法,共同特征在于,透过作品本身而试图窥见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凭借这种背景而最终解释作品本身。丹纳被公认是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重要代表,他综合了几种学说,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说,影响很大。在丹纳看来,种族指族类人种的特性,这种种族特性构成它未来发展的“原始地层”{1}。环境指种族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地理、气候)和社会环境。时代指种族的文化传统在一定阶段或时期的'情形,包括政治、哲学、宗教、艺术、社会心理等。

　　《边城》是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湘西,是他创作的主要源泉,是他人生情感的生发与寄寓之所。可以说,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与湘西历史的独特性根连枝接。湘西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苗族是主要的世居土著民族,历代统治者开始以武力强迫湘西土著民族归于王化,于是在长达两千年的湘西民族关系史中,征服与反征服, 同化与反同化成为主旋律。虽然这种征服与同化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的统一进程,但处江湖之远的苗民却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血腥杀戮。沈从文对湘西的历史是了然于胸的,正如丹纳所描述的,这种种族特性是天生的、遗传的。沈从文曾与研究他的学者凌宇说过,“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虽然在《边城》的文本中,人物、故事的身份与特征的苗族指称被隐去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边城》具有丰厚的苗族文化背景。故事发生的原型地茶峒属于苗区,边城之边的本意,也是防范苗民的戍边之边。而且文本中涉及到了苗族习俗,端午节赛龙舟,对歌,傩事活动等。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边城》的创作和沈从文所了解的苗族文化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个故事的背景,也是一个作家内心深处的种族观念,可以说,没有苗族文化的存在,沈从文所构筑的湘西世界将土崩瓦解。

　　丹纳很注重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对文学活动的影响。提到湘西的自然环境,不禁想起沈从文笔下的两岸青山、吊脚楼、云雾中的楼阁,翠色的篁竹。沈从文在这种自然景色的沉浸中展开了《边城》的故事。丹纳认为自然环境的好坏会影响作家的情绪和价值观。沈从文可能也受优美景色的影响,对翠翠的描写像一首诗:“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可见,自然环境对沈从文塑造人物产生了很大影响。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通常隐去故事发生的时间,即使描述也是作为背景推得很远。但从很多作品中我们已经看出苗民依旧麻木地生活着,沈从文对苗民的描写其实是在唱一首首挽歌。在《丈夫》《萧萧》等作品中,“乡下人”虽然热情、善良、正直,合乎自然,但与此相伴随的理性的愚昧又使他们无法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实环境。我们看到萧萧木然地抱着小儿子给大儿子迎娶童养媳,多么蒙昧的悲剧轮回啊!沈从文可能早就注意到了,所以在《边城》《长河》中他要表现理想的人生形式、人性,因为他知道只剩下理想的形式了。他在《〈长河〉题记》里这样写:“‘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湘西在变化中见出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所以,苗民的时代状况以及民族政治、文化的发展对沈从文的创作观念是起着制约作用的,很可能到苗文化几近被汉文化同化后,沈从文就连理想都没的写了。

　　其次,透过《边城》的表层文本,我们可以窥见沈从文本人的一些经历、经验和人格特征。所谓传记研究法就是悉心探寻作品与作者的联系,试图透过作品寻找作者经历、人格,并根据作者经历、人格去解释作品。法国19世纪浪漫派批评家圣佩韦的传记批评把作品看作是作家生活经历、性格、气质、心理因素的投影。一般来说,传记研究法重要的是弄清作家的传记。可以根据作家的亲身经历解释作品,即自传;也可以根据作家的人格风范考察作品风格,根据作家对待世界的态度主要是人生态度、政治观点、伦理观点、哲学观点研究作品;还可以根据作家的创作意图解释作品;分析作家的时代状况等。

　　沈从文的传记有《从文自传》《自传编零》,美国学者金介甫著的《沈从文传》,凌宇著的《沈从文传》等。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曾提到“我所生长的地方”一切事物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以至于他十五岁离开后,“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2}。所以,在沈从文到北京后创作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也多是他对家乡浓浓乡愁的抒发,其中也不乏含有城乡文化对立的心理考虑,在他眼中,城市的喧嚣、人际关系的尔虞我诈反倒让他更加想念湘西,那里永远是他的理想寄托和精神家园。因此,沈从文作品中的人物的淳朴、善良,《边城》中翠翠,傩送的古朴爱情都是作者头脑中的家乡投影。沈从文还从小就不喜欢枯燥的书本,经常逃学,这反而使他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他不止一次在《从文自传》中提过水对他创作的影响:“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同水不能分离”,“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很大的关系”{3}。这就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想象力,因此,他看山看水都是带着审美的眼光,感性的他对自然和美的抒发是直接的,富有激情的。但他也总说“美丽总是愁人的”,这里有一种忧郁的情调。他的性格内向,既富于幻想又敏感,以及不为人理解的内心的孤独,这些情感经历融入了小说人物的心理及情绪状态,因此我们会发现翠翠的性格和沈从文有某些相对应的地方。翠翠的性格“显示出从文这方面的性格”{4}。

　　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的审美观和他所处的年代,将这两方面联系在一起,不仅是因为很多人对他的审美观的评判总是结合那个年代,而且也因为沈从文的审美理想在那个年代确实是朵奇葩。沈从文曾说过,他只想造希腊小庙来供奉“人性”,“我以为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需以‘人性’作为准则”{5}。这种人性即是生命的天然形式,原始形态就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契合。柏子、贵生、萧萧、翠翠都是这种自然生命形式的表现。这可能也是沈从文反对作家从政的理由,他一直在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也发表了很多文章,如《文运的重建》《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等。这种文学观或审美观在他的自传中很明显地流露出来,“我看一切,却并不把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6}。这样,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带给他自己和读者的就是感官上的享受,视觉的、听觉的,甚至是触觉的。《边城》开头三章集中笔力描绘了湘西山水图画和风俗习惯,我们随着文章的叙述节奏,仿佛置身于那张风景画之中。通篇的和谐之气与沈从文的文学观是完全契合在一起的。所以说,作家创作的视角,采用的文体,运用的语言等问题都是与作家内在的生命气质相契合的。

　　解读《边城》的方法有很多种,相信以社会历史研究法和传记研究法来解读文本,会相对全面一些。而且相对于沈从文的苗族身份、京派的主要作家来说,这样的方法或许更恰当一些。

　　参考文献

　　{1} 胡经之、王岳川主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2} 沈从文:《我所生长的地方》,《沈从文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

　　{3} 沈从文:《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沈从文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

　　{4} 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年第5期。

　　{5} 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抽象的抒情》,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

　　{6} 沈从文:《女难》,《沈从文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