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传》考辨作文
《长恨歌传》考辨作文
中国流传下来的《长恨歌传》，也有不少疑窦需要弄清。而这方面则必须下工夫通过版本的考订与比较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河南师范大学的周相录教授曾注意到《长恨歌传》的版本异同，其所著《〈长恨歌〉研究》一书，从《太平广记》本《长恨歌传》创作缘起中出现唐宪宗的庙号不符合古代的典章制度、陈鸿自称“前秀才”有违于唐人自称的习惯、“并前秀才陈鸿作传，冠于歌前，目为《长恨歌传》”不似陈鸿口吻等方面，证明该本《长恨传》确凿无疑地经过了后人的改易。他又从对各本创作缘起所载《长恨歌》写作时间、陈鸿与王质夫当时所居之地的差异，以及对《文苑英华》本《长恨歌传》和《丽情集》本《长恨传》正文字句的比较分析，认为《丽情集》本《长恨传》原则上可视为陈鸿原作。张中宇先生《白居易〈长恨歌〉研究》的结论也与之略同。其实，二人提出下列主要论点和论据，还有商榷的余地，下面我们进一步加以考辨。
首先，《文苑英华》本有“方士因称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周相录先生认为称“唐天子”，不合唐人习惯。这一说法看来似乎是铁证，然事实并非如此。通常情况下，唐人谈及本朝应称“大唐”、“皇朝”、“我唐”等，但也有例外。唐人著作中异域、仙家之人提及唐代帝王时通常会称“唐天子”。如唐代张读《宣室志》卷1记载：
有胡人数辈挈酒食诣其门，既坐，顾谓颙曰：“吾南越人，长蛮貊中，闻唐天子网罗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动四夷。故我航海梯山来中华，将观文物之光。”
同书卷6又云：
群仙曰：“吾闻唐天子尚神仙，吾有新乐一曲，名‘紫云’，愿授圣王。君，唐人也。为吾传之一进，可乎?’曰：‘弇，一儒也。在长安中徒为区区于尘土间，望天子门且不可见，况又非知音者。如是，则固不为耳。”
证据并不止此，唐封演所撰《封氏闻见记》卷1《道敎》篇云：
高祖武德三年，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白衣老父，呼善行，谓曰：“为吾语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无贼，天下太平。”
颜真卿《唐故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侧记》篇亦云：
吐蕃素闻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贤相也。落魄如此，岂可留乎?”遂赠以驼马，送还于朝。
据此，《长恨歌传》中方士作为唐代天子的使者与仙人交接，自然应该称“唐天子”。至于《丽情集》本作“方士传汉天子命……验于汉天子”，以“汉”代“唐”，确实与《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闻道汉家天子使”一致，却与《丽情集》本开头“开元中，六符炳灵，四海无波”不相符。《长恨歌》作为叙事诗体，为了保持文理的.一致以及诗情发展的连贯性，通篇以“汉”代“唐”，有助于艺术效果的表达。而《长恨歌传》作为传奇体，作者往往喜欢标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令人确信其事，所以在开头明确指出“开元中”，既已确定是唐代开元中发生的事件，如果再在后面作：“方士传汉天子命……验于汉天子”，以“汉”代“唐”，则于文理不通了，故笔者以为《文苑英华》本用“唐天子”应该更符合陈鸿的原作精神。
其次，《文苑英华》本叙“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笄矣”，而《丽情集》本叙为“得弘农杨氏女，既笄矣”，因此认为《文苑英华》本《长恨传》与《长恨歌》明显不一致，此亦为周、张二先生主要论据之一。其实，歌与传是不同的文体，不可能以歌来要求传，也不能认为歌、传一定要相一致。《长恨传》作为传奇体，要更着重情节的发展过程，故作者对李杨相识的处理应是颇费踌躇的。叙述的笔墨也颇为隐晦：“时每岁十月，驾幸华清宫，内外命妇，熠燿景从……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顾左右前后，粉色如土。”[26]应该说唐玄宗是在华清池中“若有所遇”，既而才“诏高力士潜搜外宫”，既是“内外命妇”，所以要指明“于寿邸”，否则“弘农杨氏女”凭什么能见到当时的至尊呢。然而作者内心又有意识要为尊者讳，故后面加一句“既笄矣”。《丽情集》本则没有“于寿邸”三字，应为后人发现其矛盾之处，故删除了。正因如此，故宋赵与时《宾退录》卷9云：“白乐天《长恨歌》书太真本末，详矣。殊不为君讳，然太真本寿王妃，顾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何耶?盖宴昵之私，犹可以书，而大恶不容不隐。陈鸿《传》则略言之矣。”
第三，《文苑英华》本载：“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堕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间，幸惟自安，无自苦耳。’使者还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宫宴驾。”《丽情集》本则无此段，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段议论。周相录先生认为《长恨歌》中既无对玄宗之死的交代，《文苑英华》本纯属强安蛇足。其实，周先生忽视了《长恨传》为传奇体的事实，传奇既是记载故事的，就应该对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与结果进行交代。如果去掉关于玄宗之死的话，整个故事就缺乏结局，这是不合乎传奇体特征的。再根据日本流传的《长恨歌序》，可知《长恨歌传》对玄宗之死的交代是有根据的，且《长恨歌传》与《长恨歌》本来就不是一体的，如果《长恨歌传》没有对玄宗之死加以交代，更不合乎情理了。
另外，《丽情集》本那一大段关于“故圣人节其欲，制其情，防人之乱者”的议论实在不像出自陈鸿之口。白居易《李夫人》诗云：“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对尤物惑人加以谴责，元稹在《莺莺传》里也说过类似的话：“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联系到白居易、陈鸿对李杨爱情的同情，对所谓“尤物”的矛盾心理，应该说《文苑英华》本所载“乐天因为《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更加合乎时人的看法和陈鸿的口吻。
周相录先生还从“豫”字避讳的角度，认为《文苑英华》本应是经过后人篡改的。这也值得商榷。我们知道，与后代相比，唐人避讳，并不十分严格。与白居易同时代的文人作品当中就有不少人没有避“豫”字讳的。如元稹《生春》诗20首之20：
何处生春早，春生濛雨中。裛尘微有气，拂面细如风。柳误啼珠密，梅惊粉汗融。满空愁淡淡，应豫忆芳丛。
白居易自己的诗文中，也有不避“豫”讳的例子，如《寓意诗五首》之一：
豫樟生深山，七年而后知。挺高二百尺，本末皆十围。天子建明堂，此材独中规。
可见，这一证据也不能成立。至于其他个别字词的错讹，可能是流传过程中的传抄失误，不必细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