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剖析

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剖析

　　千百年来，历代的文人墨客对“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留下过太多的绝词佳句供后人吟唱，然而每当屏幕传出“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起秋流到冬，春流到夏”的委婉歌声时，总会有一缕缕淡淡的哀思，莫名的幽怨，萦绕在我们的心头。我们从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主题歌——《枉凝眉》的悲剧性旋律中，不仅仅听到了主人公“春怒秋悲”“风露清愁”的哀怨，也不仅仅听到了主人公“重露繁霜”、“相思血泪”的悲泣。更为深邃的感受是它使人们听到了主人公对“风刀霜剑”“花落人亡”的封建吃人礼教的控诉，给人以一种忧郁的美感、深沉的美感。人们对宝黛爱情留下了无尽的哀思，宝黛爱情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不妨来看看二者的婚姻选择标准：

　　首先，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不是那种一见倾心式的爱情，而是在长期相处，共同生活中产生的爱情。这样紧密接触的共同生活，为宝黛的爱情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其次，宝黛的爱情是以共同的生活理想和社会理想为基础的，这就是共同的反封建的思想情结，这是他们牢固的爱情基础。薛宝钗就是因为缺少这一点反封建的思想意识，贾宝玉才会最终选择林黛玉;第三个因素是宝玉、黛玉二者的个性气质极为相投。宝玉崇尚自然天真，喜欢自由行动，渴求摆脱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法的束缚，摆脱世间的一切俗套，追求个性的自由和解放，这恰好符合林黛玉的个性和脾气，而在中国的婚姻史上，以上述三个原则作为婚姻的选择标准的，这在古代是绝无仅有的，也是绝不可能成功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在宗法制的封建家族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族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贾府统治者为维护正在走向没落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政治利益而采取了断然的措施——摧毁宝、黛的爱情。所以宝、黛的爱情必定会以失败而告终，一个在凄清寂寞的潇湘馆里死去，另一个最后是离开了贾府而遁入空门。

　　一、宝、黛爱情与家族利益相违背

　　《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是我国文学史上千万多得的典型人物形象。贾宝玉出身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的贵族之家——贾府，虽说贾府是个富贵之家，但它集中了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既包括封建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包括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贾府通过贾元春这个人物，与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帝王的淫威在贾府里得到了形象的表现，特别是“四大家族”之间，更是一损俱损，一荣皆荣。贾府与广大农民阶级和下层社会同样有密切联系，充分表现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反压迫的阶级关系，特别是在贾府高大的围墙里面，更是集中了各种封建末世的矛盾;卫道者与叛逆者之间，主子与奴仆之间，奴才与奴隶之间，主子内部大小主子之间等等，可以说是矛盾重重、错综复杂，充满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及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正是这种矛盾不断激化，使贾府一步步走向彻底的垮台。大家庭的大崩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个讯号是贾元春得了痰厥，不及时医治便死掉了，这就确定了贾家哀败是无可挽回的，因为靠山先倒塌了。接着是升了内阁大学士的王子腾赶着进京，离城只2百多里地，患感冒风寒、误用了药，一剂就死了，王家的荣耀也完结了。王夫人悲女(元春)哭弟(王子腾)，加上一个丈夫(贾政)放了江西粮道，即日便要起程，这些因素都成了贾家走向哀败的必然趁势。王熙凤无法改变，探春理家，同样无法改变。为使贾府“永保无虞”，贾母、贾政、王夫人以及凤姐等当权人物，必须找到“诊救”的办法。而办法无非是两条：一条是加紧对农民和其他被剥削者的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另一条就是寄希望于他们家庭的年青一代能够“光宗耀祖”。贾宝玉是贾府传宗接代的“命根子”，贾府统治者的希望当然寄托在他身上。因此，在贾宝玉到了“当婚”的时候，贾府统治者就不得不选择薛宝钗这样一个经济上“家有百万之富”，政治上坚持维护封建制度的“完人”作为贾宝玉的配偶。一来可以借她利用“夫妻”关系劝服贾宝玉走“荣宗耀祖”的道路;另一来可以借薛家的势力来维持正在走向衰败的贵族门庭。即使没有这个现成的薛宝钗，他们也要找到一个薛宝钗式的人物，而绝不会让一个子然一身，无钱无势的林黛玉成为贾家的“宝二奶奶”，更何况薛宝钗是“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小姐。薛宝钗到贾府来，原是候选入宫充当“公主郡主入学陪侍”的，她从小所接受的是系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她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她必须是一个封建卫道者，按照她的人生哲学，她无论嫁给哪一个封建卫道者或“功名富贵”观念思想的男人，都会“随分从时”的。无论从思想还是从性格，薛宝钗和贾宝玉都是格格不入的，可是正当林黛玉受着“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时候，她却“好风凭借力”直取“宝二奶奶”这个“青云”之座。她这样做，不是出于一般的“自私”，而是服从于封建统治者的政治上的需要。从薛家方面来说，当时虽是“珍珠如土金如铁”，但政治势力远比不上贾府的大，在政治上正急需依靠贾府这样的门庭来提携和保护，所以薛家也希望借宝钗的婚姻来攀上这门“高亲”。

　　贾府统治者为维护正在走向没落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采取了断然的措施——摧毁宝、黛之间的爱情，让薛宝钗无端介入以替代林黛玉，终于造成了悲剧的结局，这就正反映了四大家族在日益没落的困境中，他们需要通过“联姻”这条道路来加强勾结，扩大其实力。

　　二、宝、黛爱情与时代性不相符合

　　贾宝玉虽然出生在“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因为“衔玉而生”，使贾宝玉在贾府取得了特殊的地位，使他成为了贾府的“宝贝”，“命根子”，因此，贾府的统治者就一定要把他培养造就成为封建贵族的接班人。贾母的宠爱、贾政的严格，宝钗、湘云的劝戒等等，虽表现形式不同，但实质上行动的目的都是一个，那就是都要使宝玉从公子变为老爷。而贾宝玉的叛逆思想，恰恰在这“宠爱”、“严格”、“劝戒”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贾宝玉彻底否定“仕官之途”，他给那些所谓借“读书上进”的人起了一个美名：“禄蠹”。贾雨村在宝玉的眼中就是最典型的“禄蠹”，贾宝玉从心眼里厌恶这些人，并不是他个人与之的恩怨。他认为“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是把后世“须眉洁物”引导成“禄蠹”的根本原因，因此，宝玉厌恶“禄蠹”实际上是反对使人变成“禄蠹”的那些“立意造言”，也就是反对封建道德思想。把这种叛逆思想，形成了他与贾政之间尖锐的对立。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贾宝玉在贾府中既是“宠儿”又是“囚徒”。他虽然过着极其优裕的物质生活，但却有着强烈的不自由的痛苦。王夫人到怡红院“阅人”时，盛怒之下说一句话：“打量我隔得远，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虽不大来，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里”，这就表明，宝玉确是在王夫人等的“心耳神意”的监视，管束下生活的。他当然没有自由，他没有行动的自由，没有读书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交朋友的自由，更没有婚姻的自由，对于这种封建势力的囚禁，他是深深感到苦痛的。第四十七回中，宝玉对柳湘莲表达了他由衷的苦闷：“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作不了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人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不由我使”。这段话充分表现了宝玉要求自由的思想，他虽为公子，有着特殊的地位，而在他心目中都没有严格的主子，奴婢的等级观念。贾宝玉对于他们是实行自由、平等、博爱的，他尽心地结交他们，“他纵容得怡红院的丫头们越发没有了样儿”，并且宝玉还有一个最被众人所潮笑的观念思想，就是“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浊臭逼人”。宝玉见人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是因为封建制度下的男子的宗法思想和等级观念特别严重;他见女儿便觉清爽是因为女子在这方面污染的比较少，并且他们是受害深重的主要受害者。“天地问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这是宝玉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观念的大胆的反抗。

　　贾宝玉是贵族公子，林黛玉虽然在贾府处于寄人篱下的地位，但她同样是一位千金小姐，不过她母亲早死，家庭破落比较快，疲于奔命的父亲顾不得给她进行传统的封建道德教育，伦理教育等，因而黛玉在思想上易于接受民主思潮的影响的空隙比较大。林黛玉从小生活在资本主义萌芽较早的杨州，受到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影响比贾宝玉更为深刻，她在贾府的地位又决定了她对摆脱封建礼教和封建法权的羁绊的自由自主的生活的追求，必须要比贾宝玉更为强烈。因此，在贾宝玉与以贾政为代理的卫道者之间的冲突中，林黛玉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贾宝玉一边，而且生怕贾宝玉的叛逆思想“没”了。贾宝玉挨了贾政的毒打之后，林黛玉探问宝玉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可都改了吧?”然而贾宝玉最终也没有“改”。她从来不用什么“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什么“仕途经济”之类的“混帐话”去劝戒贾宝玉“改”掉其发自内心深处的叛逆思想。这就是他们相亲相爱的深厚的政治基础。

　　判逆者爱情，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为“连心结”，当他们成为“知已”的时候，人们说他们“爱情发展”了，倒不如说他们手携着手在叛逆的道路上越来越远了，这样的“爱情”，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容许的。象宝玉、黛玉这样的青年，他们各自的婚姻问题毫无疑问应该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的，并服从于他们的家族的政治要求的，这些，在封建社会里被认为是正常的，合乎常规道理的，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自由恋爱，私订终身则是封建主义所绝对不能容许的。然而，宝黛二人由于具有叛逆的“性格”，对封建礼教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们对“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挑战。贾宝至公然表示：“你们说‘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前盟’”，所以，贾府的当权人物们必定把这对叛逆者拆散。纵使黛玉“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也无力回天挽回失败的局面。

　　三、宝、黛的自身性格也是其爱情具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林黛玉就其本身性格来说是属于那种感情脆弱、性情乖僻，“小心眼”的典型封建少女的形象。她出身于“清贵之家”，由于小时候父母钟爱过度，致使其比较任性，后因父母早丧，又是寄居在贾府，就自然而然感到有一种孤苦伶仃的感觉，环境的龌龊和势利，使她“自矜自重，小心戒备”。为保持自己纯洁的个性，她始终“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并常以“比刀子还利害”的语言，揭露周围不合理的现象，因而被人看作是“刻薄”、“小心眼”。由于封建制度所派生出来的种种束缚和羁绊，导致了黛玉和宝玉产生了一致的叛逆性格，她鄙视封建文人的庸俗，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他们的内心思想终于走到了一块。由于封建环境的压力和她自己新受到的封建意识的束缚，她渴望宝玉向她吐露爱情，然而一旦宝玉天真地问她倾诉爱情时，她又“气得说不出话来”，说这是“胡说”，是欺负了她，这就表现了贵族小姐面对现实所呈现出的自身软弱性的一面。可以说，林黛玉的情是一枚“秘情果”，从未对人(包括自己苦恋的宝玉)透露过一个字。虽然在宝玉送给她的`帕子上题过情诗：“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天幅鲛绡劳解赠，叫人焉得不伤悲!”。这些情况都表明宝黛的爱情已经由掩饰、猜疑、试探的浅层次，发展到了暗中传递信物，表白内心隐情的深化阶段，这是她一生中对冲破封建阻力的一次最大的行为表现，更是她对宝玉“宿命论”的一次最大胆的否定，也更是她要求生活权利和个性自由而发出的一次最强烈的呼喊，但是最终黛玉至死都没有把那首相思血泪的情诗交给宝玉看过。“男女大防”的礼教束缚使她不敢越雷池一步，不仅自己不敢向所爱的人表白内心深处的真情，而且连听到宝玉向自己坦然表白爱情时都不敢正视，每次都是翻脸峻拒以示清白，一个人则在背地里为自己得到对方纯洁的爱情而高兴不已。这就是说明她受封建意识的束缚是有一定影响的，她的这种恋爱心理证明她未能摆脱封建思想的精神桎桔。这些情况从另一方面也恰恰证明了黛玉在思想上渴望自由恋爱，能够自己找到自由美满的婚姻，但她在行动上却无法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她虽然不满意封建包办婚姻，但是她不能不把婚姻的实现寄托在家长的身上，而这种寄托无疑是要以落空而结尾。

　　小说三十三回写林黛玉无意中听到宝玉对人批评宝钗称赞自己的话，心里很感动，高兴自己眼力不错，“素日他是个乱，果然是个乱”。但是她转而一想到自己的未来，想到她跟宝玉恋爱婚姻，就免不了感到悲伤，“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这就充分说明林黛玉是把自己的婚姻交由家长去主张的，这一切无疑是跟林黛玉自幼受到的教育养成，以及生长于封建贵族大家庭这些情况是分不开的。但是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本质和封建家庭没落的客观现实，决定了贾府的统治者要镇压他们的爱情，因此，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尾已成了必然。

　　其二，只重目的，没有手段。宝黛二人都没为这份感情的结局而去争取现实的解决方法，既没有向权力者投诚(如黛玉在贾母、王夫人面前表现得像个称职的媳妇)，也没有起用体制的力量(如宝玉去考取功名，从而取得发言权、自主权)，宝玉是无论如何也不想走“仕途经济”这条钦定的金光大道，而黛玉也从不去劝他。贾府的统治者对黛玉的个性及其身体状况完全失望，对她的基本评价就是：“多心、心重、心细”。其实不然，黛玉在行酒令的时候，把《牡丹亭》和《西厢记》的内容引摘了几句，当时宝钗就盯了她一眼，事后，宝钗又把黛玉请到蘅芙院笑道：“你跪下，我要审你，黛玉被审得“满脸飞红，满口告饶”。宝钗于是对黛玉进行了一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育，“咱们女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你我只该作些针线纺织的事才好”，“见了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话说得黛玉“低头吃菜，心中暗服”，这些情况，首先说明黛玉毕竟逃不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描写爱情的作品，在一般维护封建礼教道德的人看来，都不是“正经书”，看这类书的青年，尤其是女青年，会被看作有失身份，甚至是不道德的。所以林黛玉虽然心里那样喜爱《西厢记》、《牡丹亭》等作品，却又怕别人知道她看过这些书。其次这也说明了林黛玉纯真、幼稚，她不但不反感宝钗对她的一番说教，倒反而感激宝钗对她的关怀，甚至把自己过去怀疑宝钗的念头也向她坦白了。心情天真率真的黛玉当时并没有反过来问薛宝钗：“如果姐姐自己不曾看过那些不正经的杂书，又怎么知道妹妹在行酒令时引用了这种(杂书)里的词句呢?”面对宝钗的批评，黛玉竟是“羞得满脸飞红”，可见封建礼教在她心中造成的影响有多么的严酷。不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她对宝玉的爱情就是空谈，更何况贾家给家庭的主要继承人——宝玉选媳妇就如同皇帝选皇后，是关系到家族兴衰的头等大事，绝对不会草率行事。上至太君贾母，下到丫环都要积极参与，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整个贾家的盛衰的利益。全府(贾家)上下谁都知道宝、黛二者的心意，但是只要不符合主子们的意志，他们再有心意也没有人会挺身相助。随着贾母态度的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想当初黛宝刚到贾府时，贾母搂着她大哭“我的心肝宝贝儿”，到后来贾母又认为：“我看那孩子大是心细”，“这孩子就是心重些，所以身子不结实”，“是她自己害了她”)，宝玉和黛玉的爱情也就划上了何止符号。

　　至于贾宝玉从小是在脂粉堆里长大的，整日过着丫环们陪着的公子哥儿的生活，他虽是贾府的接班人，但是他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优柔寡断。在那“花柳繁花地，温柔富贵乡”的贾府里，他除了要求得到真挚的爱情和自由的生活之外，他还不能提出更新、更明确的理想。因此，每当他的想法同封建势力尖锐冲突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当他发现贾元春赏赐给他的东西与黛玉的不一样，反而与宝钗的一样时，他只是觉得纳闷，而不去想想这是为什么。按照他在贾府得天独厚的地位，他有能力让青梅竹马的黛玉留在自己的身边，然而由于他反对宗法思想，蔑视封建主义，不承认等级制度，他想怎样就怎样，纵情欢乐的生活态度等这些都极大地感怒了他的父亲贾政——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代表。对他来说，宝玉的功名比什么都重要，是他的政治生命的一部分，他打宝玉为的是让宝玉能“光宗耀祖”，但不论怎样劝告宝玉、打他，对宝玉来说，终归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这位“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的“公子哥儿”，平日就“最厌峨冠礼服”“驾市往还”之类，并且批评那些热衷科举功名、讲究“仕途经济”的人都是“国贼”“禄蠹”之流，甚至指斥“死谏”“死战”的这臣武将都是些“沽名钓誉”的“循眉法物”(三十六回)。在封建社会里,一般人都重男轻女，他却偏说“天地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又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等话，这种言行大大背离了封建统治者阶级的期望，他们不得不使浑身解术，包括摧残宝、黛之间的爱情，来达到使他走回“正道”的目的。

　　史湘云劝告宝玉时，他立刻回敬道：“姑娘请别的屋里坐着，我这里仔细腌脏了你这样知识经济的人”;宝钗去劝戒他时，同样碰了钉子，宝玉生起气来骂她：“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蠹’之流”。总之，不论是贾政的板子、王夫人的盼望，还是宝钗，湘云。等人的规劝，都无一凑效。贾宝玉还是“不知悔改” “反而认清了封建统治者的凶恶面目及其反动本质，他的叛逆性格更为坚定，他和黛玉的爱情发展到了一个心灵默契的新阶段。正是由于他们的爱情具有比较深刻的反封建内容，所以他们的爱情更加触动了封建主义思想代言人阶级的利益，因而它必将受到封建卫道者阶级的众多发难而殒落，以失败而告终。”

　　综合前文所述，宝、黛爱情的悲剧主要原因是他们那些背离当时的封建礼教和传统观念的叛逆言行，无疑遭到了封建卫道者阶级的严酷否定和破坏。不顾封建地主阶级大家庭的“家世利益”而片面追求理想中的自由和爱情又没有付出顽强的反抗斗争，一味的优柔寡断，逆来顺受的脾性决定了宝黛二人空有追求自由恋爱的理想，而最终为封建势力，而且是根深蒂固，在当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封建势力所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