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之“时”探析
《周易》之“时”探析
“时”是《周易》中非常重要的哲学观念，在《易传》中多次出现，是《周易》的重要思想观点和文化内涵。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周易》之“时”探析的相关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周易》中出现“时”字有五十多处，可以说时的观念是《周易》哲学的中心观念。对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一、“天时”之“时”
《彖传》日：“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由此可见《周易》中时的观念最初来自对天道的认识。《系辞传》又说：“变通配四时”，“交通莫大于四时”。时间就是日月推行，“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由此可见，周易之时的观念首先来源于对天时的认识。
《说卦传》言：“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絮齐也。
‘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日：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日：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日：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以八卦配四时、配八方、配节气来说明万物的产生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可见《周易》不仅强调四时，还把节气与卦象相配。
二、顺天应“时”
《周易》对时的认识虽来自于天道自然，然而在《周易》中时的意义却不止于此。《系辞传》日：“六爻相杂，唯其时也。”意思是说每一卦都有六爻相互交杂而成，而六爻相杂却彰显出特定的时机和事物。王弼指出：“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卦以存时，爻以示变”(《周易略例》)。可见《周易》之时不仅指天道天时，还有时机、时刻、顺时而动的意思。六十四卦中的豫、随、颐、大过、坎、遁、睽、蹇、解、、革、旅等十二卦尤其体现了这一点。
如《遥彖》卦，有阴气渐长而上侵阳刚之象。虽然未到昏暗不可交通之时，但其趋势已经显露，这就需要随顺时势而采取行动，这里的意思是指顺时退避。《坎彖》卦下坎上坎，是重重危机险阻之意。王弼注日：“若天险地险，不可暂无，此谓人之设险，用有时也。若化治平治，内外辑睦，非用险也：若家国有虞，须设险防难，是用有时也。”(《周易注疏》)。天险地险为非常之态，因此当人处于重重险境之时，不可轻举妄动，须要行为谨慎，把握好时机，方能发挥良好作用，转危为安得以脱险。程颐在论《大过大象》时说：“君子观《大过》之象，以立其‘大过人’之行。君子所以‘大过人’者。以其能独立不惧，逐世无闷也。天下非之而不顾，独立不惧也;举世不见知而不悔，逐世无闷也。”(《周易注疏》)。由此可见，
《大过》之“时”不是正常状态，是一种非常情况。因此，在这样一种非常状况下，必须要有特殊举措来应对。明白所处的机遇，把握好时机，谨慎行事是《大过》卦蕴含的深意。
总之，《易传》认为，时遇是人不能主观地，随意地去选择的，只能以生而遭逢的时遇为出发点，只能顺应当前时机。但并不意味着人在时遇面前完全是被动的，恰恰相反，人在明时之后可以自主的顺天而乘时，应时，人完全可以通过对时的主动回应，而使自己能够驾弩现实的时遇。
三、与“时”偕行
《周易》认为人首先要奉天明时，然后要顺天应时，人的一切行动都要符合当前的形势，要顺乎当前的时机。然而《周易》对时的认识还不止于此，它认为顺天应时的最高境界和最理想的状态则是与时偕行。《乾文言》曰：“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坤文言》日：“承天而时行”，《大有彖》曰：“应乎天而时行”，《遁彖》日：“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艮彖》日：“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小过彖》日：“过以利贞，与时行也”，以及《乾文言》日：“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乾乾因其时而惕”，《坤六三象》日：“含章可贞，以时发也”，《丰-彖》日：“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系辞下传》日：“变通者，趣时者也”、“待时而动”等等，而《乾文言》日：“亢龙有悔，与时偕极”，《节九二小象》日：“不出门庭，失时极也”等，则是从反面给予的警诫。这些辞句，都含有与“时”相配合而行动，要审时度势，“行”与“时”相符合的意思。
如《损彖》认为：“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意思是二簋虽然是微薄之物，但若是随时而行，也未尝不可。不仅在祭祀上应有时，而且具体到普通事物的减损增益，盈满亏虚，都应该应时而行，都应该顺其时机自然而行。这种自然规律映照于人事，就是为人处事应与时偕行。又如《益彖》：“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意思是说益卦为损上益下之道，就像上天施降恩惠于大地，大地受惠而生机盎然，然而增益之道，不可滥行泛施，应该适时而行。正如王弼所说：“益之为用，施未足也;满而益之，害之道也。”(《周易注益卦》)由此可见，损与益要适时适度，则损与益无所不当，反之不合时宜，损其不当损而益其不当益。则损益皆误。应力求与天地之序，天地之时相随，调整个人的行为以达到人事相宜，与时偕行的和谐境界。
总之
“时”之观念，在《周易》经传的思想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明晓天时，到顺天应时，到与时偕行，《周易》层层深入的揭示了“时”的丰富内涵。宇宙自然，万物生命与社会人生等等都离不开“时”这个大背景，都要知时、应时、与时偕同。，因此周易重时，贵时的'用意是告诉人们要清楚我们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要把握和适应各种机遇和变化，以便在大自然和社会的制约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
成书背景
中国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先民们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产生了对神的崇拜，认为在事物背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支配着世间一切。当人们屡遭天灾人祸，就萌发出借助神意预知突如其来的横祸和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欲望，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成书时间
成于西周
顾颉刚关于《周易》卦爻辞制作年代的考证结论，认为周初作。李学勤也认为顾颉刚此文“推定经文卦爻辞‘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为学者所遵信，可以说基本确定了《周易》卦爻辞年代的范围，是极有贡献的”。
成于战国
大多学者认为《易传》成书于战国。易传的成书问题，自欧阳修《易童子问》与苏轼之后，数百年来已经罕有人再信是孔子所做了，钱穆、顾颉刚、冯友兰、郭沫若、李镜池等等海内外的学者名家均断定司马迁《史记》的说法不足信。其称易传为孔子所做，若非司马迁之误，就必是汉儒刘歆所伪窜。根据《易传》的内容来看，应是在孟子、荀子的性命天道之学出现以后的作品，有明显的黄老道家与阴阳家色彩。
成于西汉
顾颉刚根据箕子和康侯两条卦爻辞，指出《周易》卦爻辞为文王所作的传统说法不可信[8]。顾颉刚继《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之后作《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是对其所说《周易》卦爻辞所无的观象制器故事的专门考论，意在证明《系辞传》观象制器章讲到古史帝系人物的话是西汉后期人的说法。
关于《系辞传》与《世本》的关系，胡适指出，“《世本》所据传说，必有一部分是很古的，但《世本》是很晚的书，《系辞》不会在其后”，“《世本》不采《系辞》，也许是因为《系辞》所说制作器物太略了，不够过瘾。《系辞》那一章所说，只重在制器尚象，并不重在假造古帝王之名。若其时已有苍颉沮诵作书契之传说，又何必不引用而仅泛称‘后世圣人’呢？”
周易作者
《汉书·艺文志》在描述《周易》的成书过程时，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即伏羲，文王和孔子。
否定孔子作《易经》的大学问家很多，如欧阳修、龚自珍。当代学者钱玄同精心考据后认为“孔丘无删或制作‘六经’之事。”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断言：“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清儒家学者几乎一边倒认为“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康有为则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
根据现代学界研究，一般认为，《周易》（64卦及卦爻辞）为周初周人所作，重卦出自文王之手，卦爻辞为周公所作。
名称由来
马王堆帛书《周易》又称《易经》，分为经部和传部，经部之原名就为《周易》，是对四百五十卦易卦典型象义的揭示和相应吉凶的判断，而传部含《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七种十篇，称之为“十翼”，是孔门弟子对《周易》经文的注解和对筮占原理、功用等方面的论述。
春秋时，就有《周易》提法，在《春秋左传》这部史书当中，多次提到“周易”，但从当时人们运用的《周易》看，只包括六十四卦的卦画（符号）卦爻辞。
战国时，以解释《周易》为宗旨的《易传》成书。《周易》和《易传》并称为《易》，如《庄子》所谓“易以道阴阳”、《荀子》所谓“善为易者不占”之“易”包含了《易传》。
西汉以降，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孔子儒家的著作称为“经”。《周易》和《易传》被称为《易经》，或直接称为《易》。自此以后，《周易》、《易经》、《易》混合使用，有称《周易》，有称《易经》，有称《易》，其实含义一致，均指六十四卦及《易传》，一直沿用至今，仍然没有严格区分。有的学者为了区分《周易》经传之不同，称六十四卦及卦爻辞为《周易古经》，称注释《周易古经》的十篇著作（易传）为《周易大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