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倾向与文化意义(3)

　　部分研究者认为白居易刻意美化统治阶级的感情生活，例如刘大杰以为“主要是把宫闱艳史美化为永恒的爱情” ⑩ ，反映了白居易思想的局限性。从艺术创造来说，“美化”并非没有，如隐去杨贵妃出于寿邸，整体上强化李、杨感情的力度等，但却不是反映白居易思想的局限，而是相反。因为白居易表达进步、积极的劝讽主题需要进行艺术的“美化”，李、杨之爱越美好，感情越真挚，越深厚，就越珍贵，帝王失去的就越多，唐朝政治危机通过这一个侧面反映出来的后果就愈严重，帝王溺情荒政就愈不该。反过来说，如果李、杨之间本无真情，安史之乱给予唐玄宗感情上的直接损失不过是失去一位无足轻重的女子，没有切肤之痛，如何达到劝讽目的?劝讽的效果有多大?《长恨歌》写至深的真情是实，渲染得美好、生动感人也是实，但需要注意，目的指向却不在感情本身。爱情说注意到并大力论证白居易描写的李、杨真情，恰恰忽视了白居易的良苦用心。

　　但是，另一方面，《长恨歌》也并非表达尖锐、直露的讽谕主题。由于自居易诗歌专有讽谕诗一类，数量多达150首，“讽谕”一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特殊内涵，具有意旨明确、大胆尖锐、近于杂文的匕首投枪式表现风格等特征。因此，采用讽谕之说，由于无视《长恨歌》描写的帝王之情、人性化特征、婉曲风格及其与讽谕诗的显著区别，学术界就无法统一，这也是目前各种文学史不是采用爱情说就是偏于爱情主题的双重说的重要原因。

　　除了并没有采用近于杂文的匕首投枪式讽谕诗的表达方式以外，还在于《长恨歌》是从一个特殊角度，即帝王个人生活的角度，反映政治悲剧的严重后果，以特定背景下的悲情故事劝讽帝王。白居易承认李、杨有情，从客观上说，使《长恨歌》摆脱了一般讽谕规劝诗单纯抽取政治因素的片面性，从而使李、杨事件在更大程度上保持了其丰富性和完整性，这也正是《长恨歌》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提出“动之以情，婉转劝讽主题说”(劝讽说)，正是基于《长恨歌》的文本特征、讽谕说的特定内涵等作出的选择。《长恨歌》非大团圆悲剧模式的采用，不但直接支持、强化了劝讽主题的有力表达，而且在关于《长恨歌》主题的争论中，也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