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的更迭-论沈从文作品中的时代隐忧
“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的更迭-论沈从文作品中的时代隐忧
在《边城》里的是最好的沈从文的文笔，而在其他的作品则是最好的沈从文的思想。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的更迭——论沈从文作品中的时代隐忧。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的更迭——论沈从文作品中的时代隐忧
沈从文作品(主要指小说)的艺术空间由以《边城》为代表的“湘西世界”与以《八骏图》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构成，前者属于乡土文明，后者属于都市文明。立足二十世纪的时代发展，这种艺术空间的构成极富意味。借福柯之“话语”概念，可以说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是两种具有巨大差异性的“话语”，以此考察沈从文的艺术空间之构成具有深刻的启发性。《边城》与《八骏图》是沈从文艺术世界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且以这两部作品为主讨论沈从文作品中的时代隐忧。
一、《边城》：无奈，却人性和谐
在沈从文所处的二十世纪，较之都市文明，乡土文明仍然占据最大优势。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都市文明的兴起是长时段慢慢发生的，然而，面对一种文明潮流的异向发展，思想警觉者则不免惶惑。如果说沈从文所处的时代仍以乡土文明为中心、以都市文明为边缘，那么都市文明从边缘压逼乡土文明走向中心则是时代趋向。在这种“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的更迭中，沈从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态——更具体地说，是“隐忧”——则十分令人关注。
沈从文一再强调自己是“乡下人”，他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 沈从文著：《沈从文文集》(第11卷)，广州，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版，第43页]显然，这里蕴藏着一种“乡下人”与“城市中人”的'对比，其情感偏向于“乡下人”，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则是对“湘西世界”的迷恋。
《边城》是沈从文的小说中最受瞩目的一部(篇)，其中的“湘西世界”清新自然而富有诗意，而其中的故事却是悲剧结构——充满了无奈。简要来说，其中至少有三种无奈：第一，翠翠爷爷突然离世的无奈;第二，天保、傩送兄弟同时爱上翠翠的无奈;第三，爷爷、天保、傩送均离开翠翠的无奈。这些无奈合一，最终指向了一种孤独。但在这部以“孤独”结尾的小说中，并无一股“恶”或“丑”的势力制造悲剧，其中的悲凉出于自然。读者读过《边城》，不会有愤恨的情绪，只可能产生怜悯或同情。究其原因，乃是小说中的人性都是自然和谐的，毫无扭曲或污点：翠翠爷爷淳朴厚道，深具中国传统美德，当天保死后，他无能为力地撒手人寰，令人惋惜;天保为了成全弟弟而独自远走，令人敬佩;翠翠与傩送的单纯善良更不必说，二人最后的孤独有着牧歌般的诗意。在这部充满无奈的小说中，人性是和谐的。夏志清说：沈从文“能在这种落后的甚至怪诞的生活方式下，找出赋予我们生命力量的人类淳朴纯真的感情来”[ 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确实，沈从文建构的“湘西世界”具有乡土文明独特的“生命力量”，即人性之和谐。
在都市文明疾驰而来之时，人应何为?沈从文挖掘乡土文明中的人性之美并非只是一厢情愿地眷恋，还可以看做一种应对未来的艺术策略。费孝通如此描述乡土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面对时代的“常”与“变”，面对陌生人即将走来，沈从文对乡土满怀留恋，而对都市则充满怀疑。
二、《八骏图》：从容，却人性分裂
在都市题材作品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顾问官》、《王谢子弟》中，沈从文的笔调不再如《边城》那样充满温情，而真正闪出了寒光。他试图将都市中的知识分子尽纳笔中，直戳其精神要害，展现都市文明的令人担忧的面孔。
较之《边城》中的诸多无奈，《八骏图》则充满了春风得意。《八骏图》以“八骏”之一达士先生的所见所闻，展现了诸类知识分子在都市文明压抑之下扭曲的性心理与虚假的道德观。教授甲之热衷于艳体诗文、半裸女性广告，教授乙之赏玩一位女郎的足迹和足迹里的贝壳，教授丙之打量古希腊女神雕像画的凹凸之处，教授丁之投趣于许多女性与两性关系的高谈阔论……这些看似怪异的举动实则为都市文明下人之常态。从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角度来看，其中“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冲突正是都市文明病的显现。一言以蔽之，在都市文明之下，诸多人处于人性分裂状态。以达士先生为例，围绕着他有两位女性：一个是未婚妻瑗瑗，一个是黄衣女子，后者激发了达士先生的本能欲望，前者则是遏制这种欲望的束缚性因素。达士先生在这种矛盾中徘徊，最终，沈从文以一个暗示性的结尾告诉我们，达士先生最终选择了完成一场艳遇。一切都在达士先生的选择下进行，尽管选择时有犹豫，但却以选择的自由凸显了他的从容。然而，在其从容之后却是人性的分裂。较之《边城》，这里没有了自然与理想，而充满了欲望的压抑与欲望的施展。在《边城》中，天保可以为弟弟的幸福而独自远行，傩送可以独自夜歌而不求恋人听见，而在《八骏图》中，《边城》中的场景太过理想，人是充满欲望的自私的个体，可以压抑，可以纵欲，更可以欺骗。在此，应了费孝通那句话，乡土社会是“ ‘熟悉’的社会”，自然，都市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
七位教授分别以甲、乙、丙、丁、戊、庚、辛为名，唯独缺“己”——自己的“己”，可见这是沈从文故意为之，即意在讽刺视人不视己的思维。这或许也传达着沈从文对都市文明某一要害的理解，即随着“陌生人”的增多，人把目光集中于“陌生人”身上，已然缺乏对自己的审视。也可以这么说，在都市文明之下，自己对自己来说也成了“陌生人”。
三、结论
在上述论述中，《边城》虽有诸多无奈，但展现了人性和谐;《八骏图》虽行事从容，但却潜藏着人性分裂。沈从文惯以人性作为艺术基点，由此表达爱憎，在此，他显然怀着脉脉温情追思着乡土文明，而怀着冷眼审视都市文明。在沈从文所处的二十世纪，虽然较之都市文明，乡土文明仍然占据最大优势。但时代的趋向是，朝着都市文明驶进。乡土文明作为“中心话语”正在撤离到边缘，都市文明作为“边缘话语”正在呼啸至中心。在“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的更迭中，沈从文以其艺术的直觉表达了时代的隐忧：人性状况会如何?
如今二十一世纪，都市文明已然雄踞中心，乡土文明则退居边缘。如果说当初沈从文对作为“中心话语”的乡土文明的挖掘是对作为“边缘话语”的都市文明的抵御，那么如今，沈从文对乡土文明的挖掘则成了以“边缘话语”的姿态对作为“中心话语”的都市文明的矫正——这也正是沈从文作品在当下的现实意义。
王德威“不同意以往沈从文研究中常见的两极对立，诸如城与乡、今与昔、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浑然天成的乡村美德与腐朽没落的都市价值、无所不包的自然与变化莫测的文化等。这些二元对立或能建构沈从文作品的梗概，但它们过于浅白，不足以说明沈真正的魅力所在。”[ 王德威著：《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但不得不说，只有揭示出沈从文艺术世界中的结构性张力，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其艺术世界所寄托的精神追求。而只有把这种艺术世界的构成因素提高到文明交迭、“话语”更迭的视野，才能挖掘到沈从文作品更深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