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诗经》历史化解读的诗学意义
汉代《诗经》历史化解读的诗学意义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一
以《诗》为史，对《诗》进行历史化的解读，是汉代《诗经》阐释的一个基本倾向。“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学诚语)，“经”本就是“先王”时代的政教典籍和历史文献，以经为史，经史合一，可以说是经学家对待《诗》的普遍倾向。不过，经学家眼中的“经”不仅是历史文献，更是圣人为垂教后世所创制出的神圣经典，它并非简单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反映，还包含着文化传统、社会制度、道德观念等多方面的内容。这里所讨论的“以《诗》为史”，则主要是从将《诗经》作为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以对待历史的态度去对待《诗》的角度展开。这一倾向，应该说早在先秦就形成了。《左传》和《国语》引《诗》数百条，不少与历史、政事相关。
清代诗话理论家劳孝舆谈到《左传》引《诗》解《诗》时说：“左氏传《春秋》，学最博，而尤好说诗;诗之关时事者，往往标出”①，认为早在《左传》，人们就把《诗》与史联系起来，看成是可以承载历史的。汉代以《诗》为史的解释倾向的形成，正与先秦的解《诗》传统相关。不过，先秦把《诗》当做历史事实看，并没有明确提出以史论《诗》的观点。先秦的诗学观主要表现为以《诗》为教，重《诗》的礼乐教化功能和政治功能，较少涉及《诗》与历史的关系，这我们从孔子等人的诗学观念均可以明显见出。在先秦，明确地将《诗》与史联系起来的是孟子。孟子提出“王者之迹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观点，将《诗三百》定位在“王者之迹”的历史记载上，看成是王道教化的历史，这说明他很重视《诗》与史的关系。在孟子对《诗》的具体引用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把《诗》看成是历史，与历史事件结合起来的例子。如《孟子?滕文公下》曰：“周公兼夷敌，驱猛兽而百姓宁……《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我莫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孟子认为，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野兽，使人民安居乐业，于是《诗经?鲁颂?宫》用诗句来赞美周公，今天人多认为这一诗句是赞美鲁禧公的并不是周公。不管孟子解释是否正确，他的基本思路是将《诗》与史结合起来，《诗》史互证。类似这样引《诗》解《诗》的例子在《孟子》一书还有一些。但孟子也没有明确提出以史论《诗》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以史论《诗》的观点，对《诗》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解读，应该说是从汉代开始的。
以《诗》为史，是汉人普遍表现出来的观念。今文三家诗亦有以引《诗》证事、以《诗》为史的倾向。《汉书?艺文志》在诠释今文三家诗时，即认为它们“或取春秋，采杂说”，具有《诗》史结合的特点。在今文三家诗中，《韩诗》与史的关系最为密切。清代《诗》学家陈乔枞解说《韩诗外传》的特点时说：“今观外传之文，记夫子之绪论与春秋杂说，或引《诗》以证事，或引事以明《诗》，使‘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韩诗遗说考》)，即认为它具有《诗》与史、《诗》与理融合的特点。徐复观在谈到《韩诗外传》的表达形式时也认为它是“除继承《春秋》以事明义的传统外，更将所述之事与《诗》结合起来，而成为事与诗的结合，实即史与诗互相证成的特殊形式”②。不过，《韩诗》的《诗》史互证，还不是严格意义的《诗》史互证。《韩诗外传》属于今文经学系统，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阐发，《韩诗外传》亦具有这样的特点，其引证故事主要目的在于阐发义理，作微言大义的解读，并不刻意追求《诗》与历史有什么必然关联，是否真正记载和还原了历史。徐复观在谈到《韩诗外传》的《诗》与史的结合时亦认为它只是象征意义上的结合，是让历史上具体的人与事成为“普遍性与妥当性的一种象征”③，并非真正地将《诗》与历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历史的解读与还原。
真正体现《诗》史结合，对《诗》进行全面的历史化解读的是《毛诗》。而在《毛诗》系统中，它又特别突出地体现在《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中。
《毛诗序》解《诗》的突出特征是“以史证《诗》”。《毛诗序》主要用题解的方式，描述背景，将诗中的人物和事件与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事件联系起来，对《诗》之主题与意蕴予以说明。《诗谱》则以“谱”的形式，考证和说明各国各类诗歌产生的历史地域与文化背景以及《诗》之体例，从而对《诗》作出解释。《诗谱序》云：“夷、厉已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乐于是与。”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这段话是“总言为《谱》之理”④，也就是说是从总体上解释郑玄为什么作《诗谱》的缘由。这段话主要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即依据时代先后，考察周代社会政治之兴衰;二是“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这段话按孔颖达的解释是：“属其美刺之诗，各当其君君之化，傍观其诗，知其风化得失，识其芳臭，皆以喻善恶也”⑤，也就是考察各国政治教化之得失和社会风俗之好坏;三是“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也就是有一种从时代社会总体认识把握《诗经》篇章意思的眼光，要从每一篇诗的解释中感受到时代社会的变迁和政治风俗的好坏。显然，这些观念和方法可以看成是孟子“知人论世”，以《诗》为史观念的发展，其主要目的都是试图通过背景和史实考证，“知人论世”，引领读者更好地把握《诗》的意蕴。不过，相比孟子来说，这些观念和方法更具有理论系统性，更加突出了《诗》作为“史”的巨大社会政治和伦理价值。《毛诗序》和《诗谱》还提出风雅正变说，强调政治、时代、历史背景对《诗》的功能的决定性影响，这些都突出表现了汉人“以《诗》为史”的观念和方法上的自觉。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评价《毛诗序》和郑玄《诗》学时说“他们都是以史证诗”。他还认为郑玄“以史证诗”更加突出，“以史证诗，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⑥。其实，以史证《诗》，以《诗》为史，也是汉代普遍存在的倾向。我们在考察汉代四家诗时发现，无论是今文三家诗，还是古文毛诗，它们在对《诗》进行阐释时，总常常采取“以史证《诗》”的方式，将《诗》与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联系起来，为《诗》提供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进而对《诗》的主题作出阐释。比如，拿《诗经》中的第一首诗《关雎》的阐释来说，今文三家诗把它解释为刺诗，与刺康王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而《毛诗》把它解释为美诗，与歌颂后妃之德联系起来，这可以说都是采用了“以史证《诗》”的方式，将《诗》与历史事件和人物联系起来。当然，三家诗的“以史证《诗》”与《毛诗》亦有着一定的区别，其主要区别在于《毛诗》是以时代的盛衰来划分《诗》，几乎每一首诗都附有诗的本事，都排定了世次，都与历史上的具体人物和事件关联起来，而三家诗则不具有这样的特点。以《诗》为史，对《诗》进行历史化的解读，也不限于经学家，它也是汉代政治家、史学家、文论家所普遍采取的策略。《诗》在汉人的眼中，是“经”，是王道教化的产物，自然也可以成为治国和资政的重要依据。出于这样的目的，他们也习惯于把《诗经》当作历史看，希望通过《诗经》，提供历史的借鉴。关于这一点，从汉初陆贾回答汉高祖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的话语中就可以见出。也可以这样说，从汉初起，《诗》就开始问鼎于政治，成为帝王以史为鉴的资政工具。《史记》、《汉书》有大量例子记载统治者引《诗经》中句子作为古训和史鉴，作为治国决策的依据，也说明了这点。《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删诗，“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在这里，司马迁认为孔子的删诗已展现出史的线索，从中可以看到殷周王道政治盛衰的过程，显然也是以《诗》为史。
二
以《诗》为史，对《诗经》作历史化的解读，是汉代诗学一个基本倾向，对这一点，学术界多不否定。但怎样评价这一倾向，则多有争议。学术界有一种常见的观点，那就是认为汉人以《诗》为史、以史证《诗》，没有什么历史根据，只是一种违反《诗》的本义的穿凿附会，掩盖了《诗经》的真实面目。这一观点早在古史辨学者那里就已经提出。比如，顾颉刚在《论诗序附会史实的方法书》中就认为汉儒是用“无中生有”的方法随意解释诗意。郑振铎在谈到《毛诗序》的这一特点是，也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到：“《毛诗序》是没有根据的，是后汉人杂采经传以附会诗文的。”⑦同时，这一看法，也得到现代《诗经》研究学者的广泛赞同。比如，夏传才就这样评价《毛诗序》的“以史证诗”：“小序，即属于三百零五篇诗的题解，它所说的世次、故事，绝大多数是附会史传、杂说，用的是‘以史证《诗》的穿凿方法，提示的各诗的题旨，有许许多多谬误，歪曲了诗的原义。”又说，“小序的那些穿凿附会的曲解，像瓦砾和迷雾，掩盖了《诗经》的真面目，必须彻底抛开它们，用新的观点和方法作出正确的题解。”⑧
这一观点当然并非全无道理。汉儒“以《诗》为史”的确存在着穿凿附会的弊端。而汉儒试图建立一个按照时代排列来解释诗的完整体系，将《诗经》中的人物、事件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事件完全对应起来，作历史的还原，这在事实上也不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汉儒这种解《诗》方法就完全不可信，就背离了汉代乃至中国诗学理论发展的实际。笔者认为，汉人以《诗》为史，对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诗学理论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说来，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见出：
第一，汉人以《诗》为史，将历史上的具体人物和事件与《诗》中的诗篇对应起来，赋予《诗》的本事，虽不能复原《诗》的本事，但其中许多诗篇的解读，却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为读者更好地了解《诗》与作者、时代的关系，了解《诗》的文本意义提供了可能。对于这一点，古人早有所认识。比如，宋人叶适在谈到《毛诗序》的作用时说：“作诗者必有所指，故集诗者必有所系。无所系无以诗为也。其余随文发明，或记本事，或释诗意，皆在秦汉之前。虽浅深不能尽当，读诗者以其时考之，以其义断之，惟是之可从也……欲尽去本序，自为之说，失诗意愈多矣。”⑨在这里，叶适肯定了《毛诗序》的“以史证《诗》”的阐释方法。他所说的“所系”，就是诗的本事，这相当于《毛诗序》所说的《诗》的历史事件和背景，他认为这是阐释的唯一途径，通过“所系”来阐发“所指”(《诗》的本意)，也就是用《毛诗序》所说的“以史证《诗》”的方法，将《诗》与历史事件、背景联系起来，通过《诗》的背景分析来把握《诗》意。《毛诗序》这一方法，也得到一些现代学者肯定。比如徐复观在谈到《毛诗序》这种解《诗》方法时也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许多诗，赖《诗》序述其本事，而使后人得缘此以探索诗的历史背景、政治社会背景，更为对诗义的了解，提供了一种可以把握的线索”⑩。在笔者看来，《毛诗》“以史证《诗》”，有相当数量的《诗》是有历史的依据的。比如《召南》的“甘棠”，《邶风》的“绿衣”、“燕燕”、“新台”、“泉水”，《风》的“定之方中”、“载驰”，《卫风》的“硕人”，《王风》“扬之水”、《秦风》的“黄鸟”、“小戎”、“渭阳”，《郑风》的“清人”，《豳风》的“东山”、“七月”，《陈风》的“株林”，《小雅》的“湛露”、“彤弓”、“六月”、“节南山”、“正月”，《大雅》的“文王”、“文王有声”，《周颂》的“清庙”、“执竞”、“我将”等等，我们都能在如《左传》一类历史著作中找到相应的记载和《诗》之本事。即使有许多诗，我们今天从字面上看，见不出它与历史事件有什么关联，历史著作中也找不到相应的记载来予以证实，我们也不能轻易的否定《毛诗》的解释，认为它是附会史实，主观臆断。钱志熙谈到《诗经》中的《国风》时，曾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风》诗是“缘事而发”的歌谣体，“在最初的传播阶段，风诗中的大部分作品，它们所产生的具体的时、地及其本事还是清楚的。到了后来，随着它们作为乐歌的功能的进一步强化，其事件与意义显得次要了，
逐渐丧失了其原始的本事与主题，成为单纯的诗歌文本”，因此他认为不能轻易否定《毛诗》将《诗》与历史事件与人物联系起来，提供《诗》的本事的做法。比如，他以《邶风?式微》一诗为例，认为从该诗“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字句表述来看，是典型的“缘事而发”的歌谣体，但所缘何事，诗句却没有透露。《毛诗序》和三家诗将此诗解释为“黎侯寓于卫”之作11，从文本中也看不出来。所以现代说诗者普遍将此诗解释为劳动者服力役的歌谣，似更切合《诗》的文本，但是，《毛诗》和三家诗的说法，也不能轻易否定，因为这些诗并没有明确交代事件的背景与性质12。为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看一个例子，即《毛诗序》对《邶风》中“燕燕”一诗的解释。它将此诗解释为“卫庄姜送归妾”之作，与历史上具体的人物事件联系起来。这一说法，《毛传》、《郑笺》等都是赞同的，但宋人王质的《诗总闻》、清人崔述的《读风偶识》等反对，认为此诗应是兄送其妹远嫁，闻一多先生也赞成这一观点。除此之外，一些现代学者还提出了情人出嫁他姓说。但如果对照战国出土的郭店楚简的《五行》篇对此诗的解释，则《毛诗序》的解释与楚简最合。廖名春先生谈到此诗的解释时认为：“《楚简》“五行”篇成书的下限是战国中期偏晚，其解说更近于《诗经》产生的时代，其权威性不容否定。由此看，兄妹远嫁说，送别情人说，情人出嫁她姓说，显然不能成立。刘向《列女传》卫定姜送子妇大归说显然有丧大之哀，但重点是在定姜对媳妇的不舍，与楚简的‘能参差其羽，然，后至哀，君子慎其独也'说也不合。比较起来，还是《诗小序》‘卫庄姜送归妾也'说与楚简更合。”13这一例子亦说明，《毛诗》以史证《诗》，将《诗》与历史事件和人物联系起来，不少是有历史依据的，并非完全的简单附会和杜撰。
第二，《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以《诗》为史，提出“风雅正变”说，表明它已认识到社会政治的变化对诗歌功能转变的决定性影响。这种观点的提出，并非《毛诗》的主观臆断，也不简单地取决于汉代的政治教化传统，它实际上也是先秦至汉诗歌功能合乎逻辑发展演变的结果。“风雅正变”说的提出，虽有理论的偏颇，却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功能认识的历史内涵，对把握中国古代诗歌的源流与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风雅正变”的思想早在先秦就有萌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吴公子季札观乐的记载：“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即是把《诗》的特征与帝王之德的盛衰联系起来。《礼记?乐记》中“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本篇》)的思想，更是看到诗歌与时代，与社会政治变化的关系。《毛诗大序》可以说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风雅正变”说。《诗大序》“风雅正变”说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的观点，将《诗》的发生发展与时代的兴衰、政治的变化紧密的联结起来;二是将《诗》看成是“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之作，为美刺讽谏的政教说提供历史根据。郑玄《诗谱序》中的“风雅正变”说则是在《诗大序》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它不仅将“风雅正变”之诗与时代的`兴衰联系起来，还用“谱”的方式说明了“风雅正变”之诗所产生的具体时代和原因。比如，《诗大序》并没有具体指出哪些诗属于变风、变雅，《诗谱序》则明确指出：“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诗大序》并没有提到《诗》之正经，讲变风变雅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诗谱序》则明确指出“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它们都属于《诗》的正风正雅，产生的时代则在西周兴盛时期，主要是文王武王时代，而变风变雅则产生在懿王、夷王之后。
对毛郑的“风雅正变”说，古人多有存疑与否定。最早，宋代的郑樵《六经奥论》就从正变之说不出于孔子而出于《诗序》角度否定正变说的存在：“无所谓正变者，正变之言不出于夫子，而出于《序》，未可信也。”14后来有的人或从变风中既有美诗，就不能算作变诗的角度否定“正变”说，如宋人章如愚的《群书考索》;或从“如分正变，则不别诗体”的角度来否定“正变”说，如清人毛奇龄的《诗札》15，还有的人则试图从音律、诗之入乐不入乐等方面对“正变”说作出新的解释，而反对《毛诗》将“正变”原因归结为“时代盛衰”，如朱熹、顾炎武等人就持这一观点16。现代《诗经》学者对《毛诗》的“风雅正变”说的批评否定则更多更彻底。如顾颉刚在谈到《毛诗》的“风雅正变”时就认为此说表明汉儒解《诗》“愚笨之极”，因为他们将“‘政治盛衰'、‘道德优劣'、‘时代早晚'、‘诗篇先后”'这四件事情完全等同起来，完全违反了《诗》解释的实际17。这一看法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认为《毛诗》以《诗》的时代来定“正变”的标准的观点很是荒唐和难以接受。比如，何定生先生就认为“毛诗最讲不通处，就是以诗的世次来定‘正变'的标准”18。笔者则认为，《诗大序》和《诗谱》从时代盛衰来看“诗”之正变，是一个很深刻的看法，它涉及到诗与社会、时代关系的根本理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风雅正变说》认为“风、雅之正变，惟以政教得失为分”，而“不能以时代的盛衰来分。”19在笔者看来，政教得失与时代盛衰实际上是不可分。而《毛诗》“风雅正变”说的提出，并不在于简单地强调《诗》的政教得失功能和美刺教化作用，而在于强调《诗》的这种政教得失、美刺作用与时代，与社会政治清明黑暗和好坏的关系。其实，从时代和政治的兴衰来言《诗》，并非《毛诗》独有的观点。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删诗，“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
这里说的是孔子，代表的则是司马迁本人的观点，它说明司马迁已充分注意到《诗》与时代兴衰的关系，认为《诗》是殷周王朝政治盛衰进程的反映。《汉书?礼乐志》曰：“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这与《毛诗》提出“变风”、“变雅”说的精神一致，都是把《诗》看成是王道衰而作，与时代的政治状况联系起来。以时代和王道兴衰言《诗》，在今文经学和《诗》学中也有深刻反映。比如，《齐诗》翼奉提出“四始”、“五际”说，就把《诗》与王道兴衰联系起来。另外，我们在谈到《毛诗》将“变风”、“变雅”之诗与某个具体时代联系起来时，还必须充分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它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的，并非如指责者所说的完全出自于主观的臆断。如郑玄说“变风”、“变雅”产生于懿、夷二王之后，就可从《史记?周本纪》、《汉书?匈奴传》等著作中找到根据20。当然，《毛诗》、《郑笺》之说，也存在着明显的弱点，那就是它过于看重《诗》与时代、政治的关系，而忽视从诗歌自身的特点来探讨诗的发展演变。或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清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叶燮讲“风雅正变”问题时予以了补正。一方面，他采取《毛诗》的观点，认为“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而失，由隆而污”21。这即是说，诗之正变所表现的正是时代的状况，当时代发生变化后，诗也应随之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充分重视《诗》之发展演变与诗自身的关系，提出“正变系乎诗”的观点，这是《毛诗》的“正变”说所没有的，弥补了《毛诗》“正变”说的不足。
第三，汉代诗学以《诗》为史，对《诗经》的历史化解读，客观上也说明了“诗”与“史”之间存在着同一性，这对认识“诗”与“史”的关系是有意义的。《诗》是历史还是文学，这是《诗经》学史上人们经常争论的问题。虽然现代《诗经》研究者普遍认为《诗经》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甚至还出现像梁启超、胡适等人那样把《诗经》作为先秦古籍中的唯一信史看待的观点，但人们普遍认定的还是《诗》属于文学而非历史。于是汉儒那种几乎把《诗经》的每一篇章都与历史事件联系看法就颇遭人非议，被看成是牵强附会的穿凿之说。而实际上，从《诗经》所处的时代来看，从《诗经》最早发生的历史事实来看，它更应该被当作历史文本而不是文学文本。《诗经》“雅”、“颂”中的大量篇章，如《大雅?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可以看成是关于周民族的重要史诗，叙述了周人从始祖后稷创业到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而《商颂?玄鸟》、《长发》则可以看成是记述了商民族历史的史诗。《诗经》中有的篇章，虽不被人们看成史诗，它们却反映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大雅?常武》、《江汉》，《小雅?出车》、《六月》《采芑》等诗篇，则反映了周宣王时代民族战争的史实，这些是学术界早已认定的。《国风》中的诗在今天常常被人们解读为民歌、情诗，其实其中许多诗篇也可以当作历史来看，如《豳风》中《七月》，《毛诗序》解释为周公遭变，陈王业艰难之作，有人则解释为周代先公聚豳时期的农事诗;《豳风》中的《东山》、《破斧》等诗篇，许多人解释为与周公东征相关的诗，这些解释都是有历史根据，与史实相吻合的。又如《诗经》“四始”《关雎》、《鹿鸣》、《文王》、《清庙》，钱穆认为它们“皆与文王之德有关”22，这亦是说这些诗可以作为历史文本看待，与具体的史实联系起来。《诗》作为历史看，还可以从《诗》的体例和分类中见出。《诗》分风、雅、颂三部分，其分类的标准是什么?有人以音律别，有人以体制别，《毛诗》则强调以政事别，以时代、地域别，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的史的分类。诗就是史，史就是诗。这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尤其如此，这也许是距《诗经》时代最近的汉儒更愿意从历史而非文学的角度看待《诗》的原因所在。或许也是因为此，惯于把《诗经》看成是文学作品，是爱情诗的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中也认为《毛诗序》“以史读诗的观点，确乎有着一段历史的背景”23。其实，《毛诗》这种以诗为史，将诗视为史，为诗提供历史背景指认的方法，在后世诗学中得到广泛继承。唐人孟最早提出“本事诗”的概念，他所谓“本事”，就是诗人创作作品所提供的历史背景和资料。他不否认诗是抒情性的文本，但他同时认为要明白抒情性文本的本来意义，离不开隐藏在抒情文本后面的历史事件和依据，所以他特别提出“本事诗”一说，并认为杜甫的诗“备叙其事”，使人“读其文，尽得其故迹”24，所以堪称诗歌创作典范，被誉为“诗史”。宋人更是将杜甫之诗号为“诗史”，认为杜诗的最重要成就就在于它“用事”之博，真实地记载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和事实。明人杨慎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25，指出了宋人论诗的这一特点。他本人并不赞成宋人的看法，认为它违反了“《诗》以道性情”的特点，“不足以论诗”26。不过，杨慎这看法并没有得到广泛赞同，比他稍晚的王世贞就很不赞成他的观点。而到了清代，将诗作为历史对待，则几乎成了论《诗》之人的共识，钱谦益、黄宗羲等诗学名家都持这一看法。“诗史”概念也不限于杜甫，而是用到更多诗人身上。比如，钱龙惕笺释李商隐诗时主张：“因取新、旧《唐书》并诸家文集小说有关李诗者，或人或事，随题笺释于下。”27姚文燮注李贺诗时亦声称：“必善读史者，始可注书，善论唐史者，始可注贺”28。这些看法，均是以诗为史，把诗歌作为历史文献来阅读。笔者并不赞成简单地将诗歌与历史等同起来，因为不管一首诗的创作如何与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相关，作为一个现代读者和诠释者来说，他之所以欣赏诗，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首诗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意蕴和独到的艺术形式和方法，而不是与诗相关的历史信息。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将诗看成历史，并不意味着就一定缺乏文学的诗意和想象。深入了解诗的历史本事和信息，其实也可以丰富人们的诗意和想象。比如，我们读李白的《朝发白帝城》，了解到李白被贬谪夜郎遇赦放归的本事和事实后，就能更好地解读李
白这首诗的诗意，并唤起丰富的想象。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认为，在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对立，历史叙事也需要文学的想象。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借助于历史叙述，从这一叙述中获取更多历史事件和信息，也可以大大增强我们关于文学的想象和诗意。从这一意义上说，《毛诗》对《诗经》的历史化解读，在历史信息非常模糊的情况下对《诗》的历史本事和主题的寻求和解读，未必就不是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诗经》解读方法。比如，《毛诗序》释《王风?黍离》，加上“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宗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这样的题解，比起不提供任何历史背景，只是泛泛地说成“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的风谣体的忧愤之诗，显然更具有历史的想象和诗意。
第四，汉代诗学对《诗经》的历史化解读，还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传统，特别是中国古代诗歌早期发展的历史和传统。在当今的中甲文学理论中，有这样一种见解，认为中国古代很早就明确区分“诗”与“史”的不同，认为诗的主题是“言志”(抒情)，而“史”的主题则是记事、叙事。这一观点显然是不符合中国诗学理论实际的。其实，中国古代诗学所讲“志”，从闻一多、杨树达等人的考证看，最早都是包含“记事”、“言事”的内容的。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中说：“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29又说，“‘诗'的本质是记事的……古代歌所据有的是后世所谓诗的范围，而古代所管领的乃是后世史的疆域。”30闻一多立说的根据是上古歌诗的分离，在这种分离的背景下，歌的本质是抒情，而诗的职能在于用韵语记事。闻一多所提出的上古歌诗由分途走向合流的假设难以成立，因为歌乃诗之母，人类早期的诗不可能脱离歌而存在。不过，他把记事作为早期诗歌的功能提出来，认为记事则要靠口耳相传，所以“诗”或“志”的早期功能则在于记忆的保存，后来才演化为偏于表现情感心意的“怀抱”的意义，这一看法则是有道理的。今天许多人谈到中国古代“抒情言志”的诗歌传统的形成时，都把它归结为《诗经》。这一归结有一定道理。《诗经》的确非常重视抒情言志，特别是《诗经》中的“风”诗则基本隐去了诗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背景的记事性因素，其基本特点便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语)的抒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诗经》就一味地强调抒情。就以风诗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特征来说，它也并不是与叙事无关，只是它写因事件激发的情感欢乐，重情感抒发而将事件、记事性因素弱化，并没有完全排除叙事。而风诗中有的诗篇，如《豳风?东山》、《卫风?氓》、《风?定之方中》等，其叙事因素是非常充分的。而如《雅》、《颂》中大量记载先人历史的篇章和祖述祖先功德的诗篇，其记事言事叙事的功能则决不会弱于《诗》的抒情和言志功能。有论者将《诗经》分为记事性文本和象喻性文本，前者以《雅》《颂》为主，包括部分以赋为主的《国风》，后者以《风》诗为主。31这一划分在我看来是合理的。我们过去习惯从将《诗经》看成以抒情为主，以“兴”为主的象喻性文本，而忽视了从记事性角度来理解《诗经》，于是对汉儒将《诗》与历史事件对应起来，对《诗》作历史化解读的作法缺乏认同和了解。其实，汉代诗学对《诗经》的历史化解读和还原，虽有以史为尊，模糊历史叙事与诗歌叙事区别的缺陷，却也与中国诗歌早期发展历史相关，与对《诗经》本身内含的记事、言事、感事功能认识相关，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方能理解汉代《诗经》阐释，特别是《毛诗》解《诗》的价值和意义，也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和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