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中韩愈择师的标准

师说中韩愈择师的标准

　　《师说》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议论文。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师说中韩愈择师的标准，欢迎参考阅读！

　　问：师说中韩愈择师的标准？

　　答：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中心论点：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说》写于韩愈35岁，那时汉语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并不高，但是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开展，韩愈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韩愈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韩愈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提出以“道”为师，“道”在即师在，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以看出《师说》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斗争精神。

　　《师说》种，连续用了三个对比。第一，古今对比，阐明耻学于师违背圣人之道，其后果只能是更加愚昧。第二，将同一个人既明于择师教子的必要，却又不明于自己从师的必要，把这两种完全矛盾的做法加以对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示那些人确实糊涂不通道理。第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的对比，进一步道出士大夫的错误心理，发人深省地指出两种人的地位与智能的反差，更令人幡然醒晤。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的问题，就始终不能解开。出生在我之前的人，韩愈懂得的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韩愈，拜韩愈为老师；出生在我之后的人，如果韩愈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从韩愈，拜韩愈为老师。我是向韩愈学习道理的，哪管韩愈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因此，无论高低贵贱，无论年长年幼，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也难了！古代的圣人，韩愈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韩愈，焉为代词）；现在的一般人，韩愈们才智不及圣人也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吧？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韩愈。但是对于韩愈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儿童的老师，教韩愈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的停顿，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知句子停顿要问老师，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小的方面学习了大的却丢了。我没有看到韩愈的明达。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人，就聚在一起嘲笑韩愈们。问韩愈们，就说：“韩愈和韩愈年龄差不多，懂得的道理也差不多。把地位低的人当做老师，就足以感到耻辱；把官大的人当做老师，就被认为近于谄媚。”哎！求师的风尚难以恢复由此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不屑一提，现在韩愈们的智慧竟然反而比不上这些人了，这真是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所以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明。接受道理有早有晚，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专门研究，如此而已。

　　李家的孩子叫李蟠的，十七岁，喜欢古文，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没有被时代的风气所影响，向我学习。我赞赏韩愈能履行古人之道，写《师说》送给韩愈。

　　全文分4段

　　第1段

　　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讽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

　　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

　　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

　　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分句赏析

　　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的理解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韩愈“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目的就是要恢复自孟子后已“失其传”的儒家道统。正因为如此，韩愈把“传道”视为教师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任务。“受业”“解惑”，都与此有关：“业”即“道之文”，指以“六艺经传”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而“解惑”也是为了“明道”。由此可见，“师道”是贯穿全文的主线，“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个判断就是上述内容的高度概括。

　　对“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的理解。

　　有人认为这句话反映了韩愈轻视劳动人民的阶级偏见。但有人认为不能这样看，因为这句话所在的第2段，都是贬斥上层“士大夫之族”，褒扬“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和“古之圣人”的，“君子不齿”句的主语“君子”，是指韩愈贬斥的上层“士大夫之族”，而不是韩愈自己。韩愈在文章里一再用“君子”“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古之圣人”对比，贬前者，褒后者，当然不会把自己列入所谓的君子中，所以“君子不齿”只是对耻于从师的君子的讽刺，而没有对“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轻视。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评析：劈头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的论断，紧接着概括指出师的作用“传道受业解惑”做为全文立论的出发点和依据。然后句句顶接，推论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同时，一开头郑重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就隐然含有对“今之学者”不从师的批判意味，很自然地为第二段埋下了伏笔。本句翻译时要注意“者……也……”和“所以”在句式中的含义和作用。

　　运用：（翻译）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交授学业、解答疑难的。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评析：这一句是在前文已用老师的职能作出了理论论证和用孔子言行作了事实论证之后，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深化，也是对士大夫之族耻学于师的进一步批判。说明了师生关系是相对的，教与学是可以相长的。这一句由“是故”引出，用“如是而已”结尾，化繁为简，既显见解的深辟透彻，又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

　　运用：（翻译）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先有后，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关于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的资料

　　①孔子师郯子。《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杜预注：黄帝之子，己姓之祖）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杜注：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杜注：即历正之官）；玄鸟氏，司分者也（杜注：玄鸟，燕也，以春分来，秋分去）；……’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杜注：失官，言不修其职也），学在四夷，犹信。’”

　　②孔子师苌弘、老聃。《孔子家语·观周》：“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按：孔子问礼于老聃的故事，见《史记·孔子世家》《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子·天运篇》）

　　③孔子师师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避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孔子师师襄的故事，又见《孔子家语》《韩诗外传》《淮南子》）

　　赏文

　　（季镇淮）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韩愈早已有名。韩愈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韩愈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韩愈用古文来宣传韩愈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韩愈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韩愈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韩愈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韩愈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韩愈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韩愈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韩愈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韩愈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韩愈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韩愈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韩愈请教的青年，韩愈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韩愈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韩愈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韩愈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韩愈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韩愈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韩愈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韩愈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韩愈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韩愈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韩愈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韩愈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韩愈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韩愈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一般的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韩愈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韩愈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韩愈们的智慧反而在韩愈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韩愈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韩愈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韩愈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韩愈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韩愈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韩愈“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选自《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写法特点

　　1、下定义，作结论：

　　作者一开篇就以一个明确的定义确定了老师的职责，由这个定义出发，由“解惑”说到“从师”，经过一番推论，得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结论。层层衔接，一气贯通。

　　2、对比论证：

　　第二段运用三组对比：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择师教子与其身，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和士大夫之族。经过双方的对比，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效果，可以用“反而”承接上文。如：“古之圣人”才智高，尚且从师学习；“今之众人”才智低，反而“耻学于师”。通过对比，作者批判了不从师的社会风尚，而作者的观点也不言自明了。

　　3、引用论证，事例论证：

　　举出古人从师的例子，引用孔圣人的话，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也更增强了说服力。

　　写法总述

　　《师说》论点鲜明，结构严谨，正反对比，事实充分，说理透彻，气势磅礴，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文章先从历史事实“古之学者必有师”、老师能“传道受业解惑”、学者定会遇到疑难“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三个方面证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老师的年长年少，作者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明确了择师的标准。接着就从三个方面进行对比，抨击“耻学于师”的人，先用古今对比，指出从师与不从师的两种结果；次用人们对自己与对儿子的要求不同来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揭露士大夫之族的错误想法，指出这是“师道不复”的真正原因。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指出了韩愈们在“从师”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点明了从师学习的重要。作者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择师标准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的论断。为了证明这一论断，作者选择了孔子的言行来作证。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孔子是圣人，圣人尚且如此，那一般人就更不必说了。而且作者虽只用了寥寥数语，而孔子的言行却写得具体，因而很有说服力。这样，文章以其鲜明的中心、清晰的层次，充分的说理体现了逻辑思维的严密。几个感叹句，均有加强感染力的作用。句式也有变化，“其皆出于此乎”，是用推测语气作判断；“吾未见其明也”是用肯定语气作判断；“其可怪也欤”，是用惊诧语气作判断。“同”中有“变”，感情一层比一层强烈。

　　构思

　　《师说》堪称美文极品。

　　《师说》以抽象思维为主，阐述的是生活中事，对人类的健康发展有着永远的意义《师说》的语言推理严谨，风格冷俊。《师说》的态度是批评教诲。

　　但它们的成功绝不是这些零零碎碎的个别现象所能形成的。应该是诸多方面在矛盾意识、人性意识、意境意识的统帅下，以思维单元为一般规律所组成的有机体。

　　《师说》：

　　一、师说（话题）：古之学者必有师（历史地位）/传道受业解惑（作用职责）

　　从师（阐述）：人非生而知之（小话题）/生乎吾前//生乎吾后/庸知年之先后（小结论）

　　师道（结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以上是第一段，全文总话题，“师说”。

　　二、第二段是论述的核心部分，以对比论证为主，写不同的师道、不同的做法，得到的不同结果。

　　师道：师道不传（话题）/古之圣人//今之众人/圣益圣，愚益愚（结论）

　　从师：今之众人（话题）/对子女//对自己/小学大遗（结论）

　　今之众人（话题）/巫医百工//士大夫族/师道不复可知矣（结论）

　　三、第三段是全文的结论，照应首段“师说”，“师不必贤于弟子”。

　　师说：圣人无常师（话题）/孔子从师（阐述）/师不必贤于弟子（结论）

　　“圣人无常师”照应“古之学者必有师”，而“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照应“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三个段落的内容，形式上构成一种回环美（师说——从师——师道/师道——从师——师说），内容上说理更加严密，环环相扣，起于“师说”，结于“师说”。

　　四、第四段只是一个交代，说明写作缘由和目的。

　　全文重点说明，只有不断学习，才会不断提高。批判了“耻学于师”及“群聚笑之”的不良风气。同时在对老师的作用或职责的界定上，也一直为后人所称颂。“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关键是“传道受业解惑”的逻辑关系。“解惑”即解答个别问题，“受业”指传授系统知识，“传道”则具有更高境界的意义，强调应用能力（素质）的形成。

　　一般肢解文章的方法，仅限于“解惑”“受业”，而“道”的形成则完全靠学生自己的“悟性”，明确了“三个意识”的重要意义，和“两个单元”的一般规律，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传道”，才能使学生在能力形成方面，有想对明确的思路。这一飞跃就使学生对语文的学习不再迷茫，不再困惑，不再有登天无路、下地无门的不知所措。

　　末段意义

　　《师说》的末段一般认为是一篇结构完整的议论文的附言，有如文章的后记或跋，作者对写作缘起做简单的说明，为了鼓励自己的学生“不拘于时，学于余”而做，亦或仅仅是作者发表议论的一个契机，一个借口。可是如果我们认真联系前文，就会发现末段与第三段内容上紧密相承，是全文意义结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某一视角看，这看似无足轻重的地方，确实全文的文眼，忽略了这一文眼，全文犹如未点睛之龙，仅仅有其形，而缺少生动真切之感。首先，末段李氏子蟠从师学习的事例，是全文最重要的论据，在意义上是前文论述的再递近。

　　《师说》起笔，托古言事，直接明了的提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学者必有师”。紧接着对老师的职责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并对如何择师也提出独到见解：“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第一段的理性陈述完毕，第二段以感慨发端，对当时社会耻学于师的浮靡之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尽吐不平之气，也指明了文章的现实意义。

　　背景

　　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文章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韩愈所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韩愈“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韩愈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韩愈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主张“文以载道”，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