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哈佛岁月》读书笔记
《我的哈佛岁月》读书笔记
李欧梵先生是我敬重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读大学，第一次捧读《铁屋中的呐喊》时的震动和愉悦，及至读到他的《狐狸洞呓语》，始在语言的轻松机智和见解的独到深刻背后了解到欧梵先生“狐狸型”的治学方式和为人的性情，更添了一份学术之外的亲切，
《我的哈佛岁月》读书笔记
。近来欧梵先生又有新著《我的哈佛岁月》面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我耳闻后忙找来一睹为快，同时也在关注网上报端的书评;其间有两则评论、商榷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先是9月7日《中华读书报》上刊登了徐慈威的一篇《一流学者的“二流”著述——评李欧梵的新著〈我的哈佛岁月〉》，其后半月余，《新京报》“书评版”又登出了一则与徐文商榷的文章(9月23日，《“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兼与徐慈威先生商榷》)，署名“舒平”。读完《我的哈佛岁月》，我原本想写点什么，一时没有下笔，正巧看到这两篇评论，还是把自己的一点想法写出来。
这两篇文章的名字放在一起有点绕，先要解释一通。徐文题为“一流学者的‘二流’著述”，在文中有一段关于“刺猬型”学者和“狐狸型”学者的论述，坦言“我宁愿相信，事实上李先生也是一流学者”，同时他认为“李先生的这本《我的哈佛岁月》，即使不用学术的眼光审视它，充其量只是二流著述”;而题中的引号一方面表明引自原作，另一方面也隐隐体现了徐先生的善意。舒文名“‘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一看即知化自徐文，舒平先生坚持称《我的哈佛岁月》是“二流” 学者的“三流”著述，其实是以退为进的法子，说到底还是想让人承认《我》是“一流”学者的“一流”著述。
舒平就这个问题首先向徐文发难：李先生在书中明确地说过自己只是“二流学者，三流作家”，(书中欧梵先生说的是和“西方传统中的名家”相比，“以世界大师级的尺度来衡量”，“有时自嘲”，以此自况，这其实是看似自谦实则自负的说法)，你非把他归入一流之列，莫不是想“借批判的对象来抬高自己”?进而以此猜测竟得出结论：“国内的批评界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有些批评家专门喜欢拿名人开刀，借此打通自己的成名之路，即使批评的对象不够一流，也非要把他说成一流，否则自己的批评便会显得缺乏分量”。看完这段话我大吃一惊，徐慈威的文章写得很是平和中肯，(相形之下倒是舒平的文章到处显得尖酸)，我竟没有看出包藏了这样的祸心，忙按图索骥地把徐文又读了一遍，除了读出诸如“由于李先生骨子里是位学者，所以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还是在在地透露出它所蕴含的或者说内敛的学术价值”等句子和为文的坦率真诚外还是没有其它——似乎是舒平虚惊了一场。其实舒先生的话也并不新鲜，是文坛上的故伎了，前几年有个沪上文人就惯用此术，把一切批评者都看作“攀援的凌霄花”，这种话的`恶劣之处就在于以自己已获得的话语权力而制止别人开口，幸而不是欧梵先生本人;我看到这类话一向有些愤懑不平，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发此旧论，让人不免惊讶，不过听来既颇为耳熟，就不会如小儿女羞赧而退，还要照做凌霄花。
舒平的文章存在两大问题，剖辨清楚，许多问题自然水落石出。舒文的第一类问题在于往往把一个问题推向极端，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样就歪曲了徐文的原意往往导致谬误，他再紧抓不放加以发挥，结果讨论的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我无暇指出文中无数的逻辑漏洞，仅举两例。
一例是徐慈威先生认为“以一个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而与哈佛女孩的妈妈去比试，去打擂，起点就不高”，舒平先生则说出这样一番话，“如果一个人总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喜欢将人分成三六九等，那就是思想有问题了”，“哈佛女孩的妈妈怎么了，人家能把女儿培养成才难道没有资格将自己的经验与众人分享吗?”前者提出的问题是欧梵先生作为在海外多年的学者、知识分子在书写个人记忆时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高度，这种被期待的精神高度使得论者认为李先生不应以一个畅销书作家——哈佛女孩的妈妈作为参照(至于到底应不应该，下面会详细讨论)，后者并没有在这个问题的本质上作出回应或驳难，而是粗暴地给对方首先扣上“总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喜欢将人分成三六九”，“思想有问题”的大帽子，然后是近似胡搅蛮缠的发挥，回头一看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什么时候前文中讲哈佛女孩的妈妈不能写书了呢?
另有一处，徐慈威举“罄竹难书”一例称《我的哈佛岁月》文字水平未免有些粗制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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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哈佛岁月》读书笔记》()。至少在大陆一般的用法中，欧梵先生确实把这个词一连两次用错了。应该说徐慈威所指的“文字水平”就是指单纯的遣字用词，到了舒平的笔下，却颇为高调地称“我辈喜爱李先生文章，恰恰是喜欢李先生那种随意、潇洒，挥洒自然，天马行空的文风”，由“文字”到“文风”，舒先生偷换的概念可谓大矣!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舒平在文中提出，“徐先生认为李欧梵水平粗制滥造(看官注意，这里 ‘文字’又被置换成了‘水平’)，我也想在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一句公道话’，仅从徐先生的这篇文章来看，徐先生自己的文字水平也未必堪称‘一流’，至少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都没能被说服!”云云，且不说这里的“文字水平”又不知何时变作了论理的水平，也不说徐慈威先生论理的水平到底怎样，批评对象和批评者之间有无可比，需不需要比，这大概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请舒平先生恕我言语稍有不逊，因为这里实在有些离谱了，“商榷”到最后却质问起批评者的水平以壮声势，实在有些不妥;我其实想说明的还是，当一个概念反复被置换时，讨论已经没有意义了。舒文的第二大类问题，也是根本的问题在于舒平本人对于价值的评判缺少一种内在的尺度，这才导致了形形色色的不一致和整个文章的“格调不高”。舒文中至少出现了三种类型的著述：回忆录、畅销书和学术著作，对于它们评判显然不能执行同一标准：回忆录有自身的精神维度，畅销书要符合的是市场的准则，学术著作也自有一套学术的规范，当然回忆录也可能是畅销书，但总是要遵循最“本己”的价值尺度。舒平本人意识中这种尺度的缺席造成了文章的混乱和可笑，一方面质问“哈佛女孩的妈妈怎么了?……”，另一方面又毫无道理地假借正义之名批判所谓“所谓的学术著作”;尺度的混乱导致对所提及的诸种著述都缺少应有的尊重(误读也是一种不尊重)还是很表面的问题，我说的“内在”是指一本好的回忆录应是一部优秀的精神传记和心灵自传，而不只是身体和经历的纪录，欧梵先生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的研究者，作为&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