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史【精选3篇】
中国古代散文史 篇一
中国古代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古代散文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尚书》、《诗经》中的记事文就是其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散文逐渐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并在汉代达到鼎盛时期。
汉代的散文创作以《汉书》、《史记》为代表，以记叙为主，语言简洁明快，富有史料，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外，汉代还有大量散文家，如司马迁、刘向等，他们的作品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隋唐时期，散文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唐代的散文创作更加多样化，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形式也更为丰富多样，如散文随笔、游记、杂记等。代表作品有韩愈的《进学解》、柳宗元的《致远书》等，这些作品在后世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宋代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宋代散文以韵文散文为主，注重形式美感，内容丰富多彩。代表作品有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东坡志林》等，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散文史是一部灿烂的历史长卷，它不仅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展现了古代文人的才情风采。这些优秀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备受赞誉，也在后世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后人学习借鉴的宝贵财富。
中国古代散文史 篇二
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隋唐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隋唐时期的散文创作丰富多彩，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形式也更为丰富多样。随笔、游记、杂记等成为当时散文的主要形式，代表作品有韩愈的《进学解》、柳宗元的《致远书》等。
唐代以其丰富多彩的散文创作而闻名于世。唐代散文以记叙为主，语言简洁明快，富有史料，对后世影响深远。代表作品有《文选》、《唐才子传》等，这些作品在后世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宋代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宋代散文以韵文散文为主，注重形式美感，内容丰富多彩。代表作品有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东坡志林》等，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散文史是一部灿烂的历史长卷，它不仅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展现了古代文人的才情风采。这些优秀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备受赞誉，也在后世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后人学习借鉴的宝贵财富。
中国古代散文史 篇三
中国古代散文史
西周文化在长期积累和损益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空前提高，其订精神在敬天事神，而更重人事。从此出发，一切典章制度颇为完备。例如礼有吉、凶、宾、嘉、军五种，尊卑、长幼、亲疏、贵贱各有差等。乐有“房中”、“雅”、“颂”之分，舞有“大武”、“勺”、“象”之别。《易象》本古代卜筮之书，《春秋》是当时记事之史，前人认为周公所定，固不可信;但在过去的基础上是有所总结有所发展的。至于《诗》三百篇和《尚书》中的《周书》更不必说都集中地反映了周代的高度文化水平，为后来儒家经典所自出。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
西周的文学就是在上述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上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它全面深刻地反映了那时代的社会本质和面貌。
从周初到成康，的确是一个比较安定的时期。贵族统治阶级在“绥万邦、屡丰年”的情况下，为了求福佑，敬祖宗，他们经常举行大规模的祭祀，创作很多颂歌，配合音乐舞蹈，在各种祭祀仪式中进行演奏，这样就产生了《诗经》中的“周颂”。其中如《清庙》祭文王，《思文》祭后稷，是歌颂祖宗功德的诗;《丰年》、《良耜》等篇是祭农神、庆丰收的诗。另外一部分周初的诗，虽不用于祭祀而具有同样意义的，如“大雅”的《文王》、《大明》、《绵》、《公刘》等篇除追述先公先王功德外，还保存一些周朝先世的传说和史迹。贵族统治者们每当祭祀结束，照例就是宴会：“或献或酢，或燔或炙”，饮食歌舞，其乐可以想见。至于平时宴飨，如“小雅”的《鹿鸣》、《伐木》、《天保》等诗也表现了同样的愉快，而且祝福上寿，语妙形容，极尽颂祷的能事。这些都充分反映周初统治阶级安乐暇逸的生活。
但是这种日子是不长久的。夷、厉以后，至于幽王被杀，平王东迁，内忧外患，王室愈衰。春秋时诸侯争霸，战乱相寻，人民极端痛苦，阶级矛盾尖锐化。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大量的所谓“变风”、“变雅”的诗歌。其中有人民对长期兵役、徭役的怨恨，对残酷剥削的愤怒和控诉，如《君子于役》、《何草不黄》、《伐檀》、《硕鼠》等。这时统治阶级内部亦矛盾重重，有如《十月之交》、《北山》、《雨无正》、《瞻印》等，一片愁怨不平和追究祸乱原因的责难声充满了字底行间。总之，一部现实主义的《诗经》三百篇就是反映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西周的散文也正在逐渐发展。上述的《尚书》中的《周书》部分可为代表。其中可靠的有十几篇，主要是周武王至穆王时王朝史官所记的文告和策书，即所谓“诰”、“命”等，还有属于西周末的一篇，属于诸侯的二篇，这些都是周初到春秋前期的`载在简册的散文。还有一种铸在铜器上的铭文，长者达数百字，文体与《周书》相近。从大量的西周彝器铭文看来，可知当时散文应用的范围极广。西周的“诰”、“命”和铜器铭文为春秋以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之交，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前后，我国社会发生根本变化。具体地说，也就是地主阶级的兴起和奴隶主贵族的没落。西周土地国有，由于生产力日益发展，诸侯大夫在公田外开辟了大量的荒地，成为私田。私田是不纳税的，后来私田过多，春秋中叶，鲁国才采取按亩征税的办法，以增加国家收入。(见《左传》)这在事实上就是承认了土地私有权。后来奴隶逐渐解放，铁的耕器普遍使用，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了，私田就越来越多，诸侯大夫越来越富，私田的数量既超过公田，原来的土地国有制逐渐被破坏，因而促使奴隶制的崩溃，由奴隶制社会渐渐转入封建制社会。在这个社会急遽变化的过程中，私家经济力量远远超过公家，表现在政治上则是王室卑弱，诸侯强大;公室卑弱，大夫强大。这时不但周天子“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就是本来强大的诸侯也有“不保社稷”的，如田氏篡齐，韩、赵、魏三家分晋，都是空前的社会大变革。同时，吴起相楚，废疏远公族以养战士，又令贵人实广虚之地(见《史记?吴起传》及《吕氏春秋?贵卒篇》)。不久，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使人民得自由买卖：一连串的大事件先后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实在是必然的趋势。由此引起各方面的社会变化，也是必然的趋势。从春秋末年看，一般较有见识的政治家已经看到迷信天道鬼神的无益和争取人民的重要，例如子产不毁乡校，不听裨灶禳火;晏子预知民归陈(田)氏，反对禳祭慧星。他们之所以比较明智，正因为社会现实告诉他们：当前政治斗争的努力方向是人事，不是天道;斗争胜败的关键是争取人民，不是迄怜鬼神。这一新的政治经验断断乎不是保守派的公族所能理解的。果然，情况的发展到了战国，就有许多统治阶级懂得这个道理，各国诸侯卿相争相养士，特别是几个贵公子，门下食客多至三千人，鸡鸣狗盗、引车卖浆之徒莫不宾礼。冯谖为孟尝焚券，孟轲劝齐王保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些宝贵的现实的经验教训促使执政者都要求历史家总结出来，作出新的历史记录以资借鉴。因此，就促进了历史散文的发展，产生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新型历史著作，从古奥棘涩、佶屈聱牙的《尚书》“诰”、“命”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新的散文风格。
奴隶社会的崩溃，更显著地引起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西周以前的统治思想是神权至上、君权至上而又二者统一的思想。比如说，从前的天或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世间治乱兴衰、吉凶祸福都由他决定;到了战国，就有人肯定地说：“治乱非天也”“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奴隶社会是不把人当人的，春秋以来，人的地位逐渐不同了。孔子讲“爱人”，讲“泛爱众”;稍后，子夏讲“四海之内皆兄弟”;战国时，墨子讲“兼爱”;许行讲“并耕”;而孟子不但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且进一步讲“民为贵，君为轻”。总之，这时社会的变革已经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要求对一切事物的再认识，特别是上帝权力的动摇，人民地位的提高，个人作用的肯定和发挥等都在春秋以来儒、道、墨、法诸家的学说中体现出来。他们之间主张不同，互相对立而又互相影响，其中心思想最后总表现在政治上，成为某种主要倾向。
由于阶级斗争的激烈，许多政治家、学者都企图推行自己的“道”;更由于统治者的争取，他们纷纷到诸侯各国进行游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例如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墨翟、宋銒为了反对不义战争，都去说楚王罢兵;孟轲先后说齐宣王、梁惠王;许行自楚至滕说滕文公;荀卿先游齐，后适楚。其他纵横法术之士，从个人利益出发，奔走各国之间，那就不必说了。当时各派学者因诸侯延揽而大量集中，最多者莫如齐国。据《史记?田完世家》载：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术派别不同、思想见解各异的学者，都以客卿的身份住在“康庄之衢”的“高门大屋”，虽然没有实职，却都可以畅所欲言地讨论国家大事，抒发各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他们各人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互相辩难，各不相下，著书立说，授徒讲学，这不但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开始出现私家著述的风气。先秦的诸子百家，其中最突出的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的散文，都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战国时代是诸侯兼并、互相攻伐的时代，也是合纵连横、激烈斗争的时代。由于长期分裂，长期战乱，造成对人民极大的灾难，人民迫切要求统一。战国后期，七雄并峙，以秦、楚、齐三国为最强，都有统一中国的可能。而楚国幅员广大，物产富饶，自然条件远比秦齐为优。自楚威王灭越，其地东至于海，北至于河，西有巴蜀，南有黔巫，几乎占有当时大半个中国。自楚武王改革军制，整顿军备，军事力量更加强大。所以《荀子?议兵篇》说：“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革合如金石;宛巨铁钅也，惨如蜂虿;轻利僄遫，卒如飘风。”可见楚国的确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强国。后来楚悼王用吴起为相，再度富强。楚怀王初年，曾为诸侯盟主。如果长期任用得人，内政外交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人民拥护，统一中国的可能性要比秦国更大。这就是春秋以来楚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形势。
远在春秋初期，楚国就屡次同北方诸侯接触，学术文化颇受其影响。楚国卿大夫早已熟练了“赋诗”见志的外交辞令。楚灵王的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后来又出现许多著名学者。其历史典籍则有《梼杌》、《楚书》等。齐梁时，楚武王、昭王墓中发现竹简，文字略近小篆。近年各地又先后发掘出不少的楚器和竹简，这些都足以证明楚国文化有悠久的历史，在长期独立的发展中，一面吸收中原文化，一面又丰富、提高自己的文化。江汉的民歌，沅湘的民俗，以及音乐、舞蹈等艺术都极为发达，而又各具特色。这就为伟大诗人屈原的创作准备了极其优越、充分的条件。屈原是秦楚争霸时被卷入斗争漩涡的中心人物，他坚决反对楚王及其周围的腐朽集团对敌妥协投降，同他们斗争到底，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诗人的失败就意味着祖国危亡的形势越来越严重。这样就产生了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悲愤沉痛、缠绵悱恻而又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的诗篇《楚辞》。
《楚辞》的产生也和战国时代的散文一样，都有革新的意义。它是《诗经》以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它汲取民间文学特别是楚声歌曲的新形式，把《诗经》三百篇特别是“雅”、“颂”中的古板的四言方块诗改为参差不齐、长短不拘的骚体诗，建立一种诗歌的体裁，标志着我国文学史上诗歌的新发展。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先秦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它为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