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琦散文《我们头上的星空》

王英琦散文《我们头上的星空》

　　【作者简介】王英琦女。安徽寿县人。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作家班。历任麻纺厂及安徽省机械施工公司、省微波总站和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工人、干部、创作员，安徽省文联文学院作家，省作协理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散文集《守望灵魂》、《背负自己的十字架》、《热土》、《漫漫旅途上的独行客》、《情到深处》、《我遗失了什么》等17部，短篇小说集《爱之厦》、《遥远而切近的爱》，电影文学剧本《李清照》等。散文《我遗失了什么》获1987年全国优秀散文奖。

　　我们头上的星空

　　——写于四十初度，惑与不惑之间

　　一

　　在我平庸的一生中， 有过几回堪称不同凡俗的际遇——我想起了86年夏，赴《作家》长白山笔会途中的一次邂逅……

　　暮色终于浓成了夜色。群星精灵般闪烁，在列车的惯下，前仆后跃入我的怀抱。我支颐侧依窗口，正无限深情地欣赏着如诗如梦的北国之夜，对面卧铺那悄然上了一位中年男人。

　　他象无数处于这种年龄档次的男公民一样，有着宽广疏朗的前额，老派而绅士的发际，抿着嘴，在脸的下部横成一道线——这道线，既不生动，亦无个，除了给人以内向的感觉，再无内容。

　　假如不是我的死不改悔的毛棱格，致使一杯水无情彻底地泼在了他那挺刮高级的毛料裤上;再若使不是他的该死的大罗马表不合时宜地卡壳了，逼得他沮丧无奈地与我对了一次表，一定也就没戏了。

　　生活中，偏那冥冥中的许多偶然却包含着必然。简言之，我们神差鬼使地搭上了话茬，而且我还颇惊讶地得知这位貌似平平的中年男人，竟是全国UFO协会的秘书长王先生。

　　从王先生之口，我获悉了世界UFO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未来展望;了解到以特异时空下的“隐态运动”为研究新课题的潜科学兴起的重大意义;探知了史前时代人类神奇的高技术文明遗迹以及有关诺查丹玛斯的1999年大预言……

　　那次邂逅不久，我便成了全国UFO协会的正式成员。那位尊敬的介绍人王先生，后来却神秘地消失了——他就像上帝专派的特使，将我引入其道后，使命便完结了。

　　二

　　成为UFO协会的伟大会员，不觉已是悠悠八载。

　　使我痛彻的是，八年来，我竟没在自己生活的本土上发现一个诡密的“飞去来器”，更不消说对协会本身尽过义务了。

　　飞碟太虚无了吧?而生存法则是严酷的。

　　其时，我正陷于因精神向度的迷失而四处弥散的坏情绪中。飞碟固然玄妙又诱人，但与卿何干?它能给我以真言大道，解我于生存的苦海深渊么?

　　我可不能重蹈那个可笑的古希腊老头泰利士的复辙，只顾遥远的不可企及的星际图，却不幸跌入眼皮底下的深坑。

　　揖别了天上的飞碟，我扎入了地上的小刘村。

　　怀着浪漫的人文冲动(也不看如今是什么年月了)，我企图在小刘村找到精神的归宿。我把自己弄得像由表及里整个儿同模同样。

　　三年，我不能说我在小刘村找到了某种“终极价值”和“精神家园”，我只能说在矻矻地寻找本体路上，我的一段真实生命由于贴着磁实的土地和平实的人民，由于用真情和心血体验了文学，因而它便成为我人生流程中一段最富质感的生活。

　　三

　　工商化带来的日益脱离自然状态的“人造世界”，既给人带来了文明，也造成严重和负效应。其中“人心的堕落”，是一切代价中最惨痛的代价。

　　面对声色货利的物质世界，当代作家面临一种终极失缺的无根状态，比任何时候都更难以进入文学审美的特定过程。如何摆脱外界诱惑对作家心灵的干扰，寻找本我的精神自由，以调和精神与物质，现实与理想，人与人，人与大自然等诸种矛盾关系，达到内部世界的高度平衡，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便成了一切执著求真，关以人类命运为终极关怀的作家迫急课题。

　　二十郎当的时候，因为发表了几篇小文，我曾看轻和慢怠过这个世界，看轻和慢怠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我无知无畏地写着他们的名字，他们老人家却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一个作家，固然不需要太大的哲学野心，也无须太多超常规的形而上思索，但有哲学气质和没有哲学气质的写作是大不一样的。前者更富于理，更能把握自我的心态，具有更大的创作主体和超越，而后者却带有更多的自发和盲目，更容易陷进由文学本身带来的诸如文学与功利、人本与文本等矛盾的漩涡而无力自拔。

　　作家要想从根本上挣脱外在重力的网，达到理层次上的自我超越，就非得有强烈的哲学意识不可。因为，只有哲学，才可以使人生活的更有目的，使人具有正确的判断力和选择力。

　　如果说十几年前，我连哲学的皮相也没学到，那么在经历了风雨人生的今天，我才真正彻悟到哲学的魅力，哲学对人的精神生活所具有的决策意义。以我的不算太笨的哲学悟，我有一个朴素的直感;一个带着身生存危机的人，与一个甘当普通读者的人，在领会和运用哲学本义时的心态和实际效果是大不一样的。

　　我终于感悟到：一个人认识世界认识真理的幸福，才是人生最高的幸福;曲径通幽害然洞开的哲思来临那一刹，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伟大的苏格拉底把获得哲感的那一天，当成盛大的节日——高宴款待平民了。“思想的盛典”——那是远非俗世的心灵所能理会的。

　　四

　　再度对飞碟，对地外文明，以及人类一切神秘现象产生非凡的热情，是这二年的事。

　　在近年的读书写作生涯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许多先哲与后哲的著作中，都流露出了一股浓郁的天宇兴趣，一种强烈的天问精神，他们几乎都对奇伟的天空所展示出的秩序规律和无限之值，表示出由衷的敬畏和激赏的心情。或许，最早的哲学家就是天文学家，最初的哲学就是从瞩望天空开始的。

　　“动物只为生命必需的光线而激支，人却为更加遥远的星辰光线所激动。”因此，人类文明之初，人就渴望用自己有限的思维力，对恒常的天空和无限的宇宙作出解释。然而，路何其漫漫，答案安在?

　　为了更近的了解这个宇宙上帝，找出它的内在规律，爱因斯坦以人类科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科学热忱和科学毅力，进行了空前悲壮的探索，然而，他的统一场，他的宇宙秩序图，终于悲剧的未完成。

　　晚年的爱因斯坦终于坦率地承认：在宇宙的种种规律中明显地存在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远超于人类精神，能力有限的人类在这一精神面前应当感到渺小。这样研究科学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宗教情感……

　　出于同一意义的认识，被奉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圣尊康德曾说：“如果在宇宙的结构中，显露出秩序和美丽，那就是上帝!”——把不可知的宇宙干脆视若上帝。

　　在渐次深入的阅思中，我还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即许多蜚声世界的大科学家，却往往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而是泛神论者(即泛化了的神，——“自然之神”)，这在常识看来，似乎不可理喻。

　　按照事物的不可解就在于它的可以理解相对规律，正是科学家在部分揭开自然之谜的同时，也发现了它的无法被终极认识的真理。因此，他们就不敢说上帝存在的假设是无意义的，他们甚至把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部分地推之为超自然界的力量。

　　是的，本质上说，在自然法则的严谨神奇面前，在永恒而理的宇宙规律中，人类的任何超越活动都是暂时的和有限的，“宇宙上帝”只能被人间接地认识或相对的认识，却不可能被人直接认识和绝对认识和。所谓，天人合一，人定胜天，不过是人美丽而浪漫的憧憬。因为，归根结蒂，人是注定无法超越人的三维空间限制的，人类科学的视线是注定不能透过这个空间维度的。

　　然而，人的深刻悲剧意义就在于，明知超越的有限，却偏要做无限的努力。 人对无限的追求，即是人的本质特征，又是人对自身超越的努力。

　　人的这种矛盾的生存定律，致使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把穷天象之奇，探宇宙之秘，视为不竭的审美热点，同时也成为他们永恒的使命和生命源。

　　正是处于这样的认识层次，我对人类本世纪中期兴起的飞碟热气功热和一切围绕提示天地人的活动都表示出由衷的礼赞。

　　不管飞碟是否二十世纪最无聊最无价值的东西，也不管“意识(精神)即物质”这一论点是否真能给人类的观念世界带来根本的变革，仅就这种探索本身所表现出的热情和勇气，就足以在人类发展中上写下惊心动魄的一笔。人类毕竟在三维空间的有限认识层次上，在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水平上，朝着宇宙真理大大迈进了一步——把地球文明逐步提高到了宇宙文明的更高级阶段。

　　无际星空，卓然闪烁，万世不变，亘古不语……注望肃穆浩博的星空，作为一个飞碟和地外文明的虔诚信仰者，我常做一些超越的精神漫游;未来，或许有一天，人类在几乎为零概率的艰苦卓绝条件下，终于超越了光速和旧时空观的限制，在银河系的某个地方，找到了新的文明世界，收到了震撼人心的来自外星球更高级生命的频率回音，那该是怎样伟大的时刻啊!——哦，那些外星人是什么样的呢?他们也有五腑六脏，七情八欲吗?他们也有阴阳之分，男女之别，乃至也会生老病死么……

　　——哦，多么令人神往!

　　五

　　94年的炮竹一阵紧比一阵时，我的心变一阵阵地发悸：我已是人届四十了。

　　死亡意识，第一次异常真切地袭上心头。

　　整个春节，在雨雪纷播的飘洒中，我的思绪始终都停驻在有关“死亡哲学”这一古老地命题上。

　　人的年岁愈增，感悟愈真，然而他的生活可能却愈小。这真是一种绝望的悖逆。

　　如果说人的平等理相对的，那么唯有死亡的归宿是绝对的。“天网恢恢，疏而不露”。面对死亡的如许无奈，任何人也难逃冥冥之中的.大自然法则。所以才有“人生如寄”，每个人都是被自然上帝判了“死缓”的囚徒之说。

　　遑论无情的自然律，还有人间的道德律哩。

　　受拘于二律之下的人，只有承认尊重这些基本法则，承认并尊重相对于无限的宇宙存在，人仅仅是这无限宇宙的物质发展的一个环节，只有从这种定观的认识上，去观照探晓人生，人才会有真正自由的感觉，才能对死亡的必然，抱着一份“生是劳，死是息”，“生寄也、死归也”的超然顺从宁静淡泊的态度。

　　对我而言，四十是一道人生的门坎。

　　作为一种生命觉悟，一种哲学信仰，我认为一个人要想达到主体上真正的独立意识，达到对有涯人的相对超越，就非得有“死亡意识”不可。

　　建立在这种科学和理上的死亡意识，可以使人超越动物的本能被动方式，超越人生的空虚和恐惧，调和内外二界深刻的地牴牾，将灵与肉有限和无限的矛盾，与更高的人境界联系起来。一个人，既然对死悟至了本质，还害怕生的利害吗?既然敢于而对庞大的虚无，还在乎鄙近的实有么?

　　死的迫切，把生的形面上思索再次逼向我的心灵……

　　六

　　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倘他选定了某种信仰，某种自认有价值的事业以献身，他便从此显得有些怪异，有些神神道道的了(主客体两方面)。

　　近年，听到人们对我最多的评价上：急躁、琐碎、魂不守舍且神经兮兮。有人干脆认定我有成人“多动症”的毛病。

　　是这样的。

　　可怎么会呢?很久了，我确实觉得深受一种不可抗拒的心理重负的压抑和折磨。我说不清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们是无形的，无由头的，时轻时重，时即时离，每每困扰着我，控扼着我，使我经常不能进入某些规定的情景，身不由己地对许多事物做违心的反向使劲。

　　我怀疑自己肯定是哪根神经出了叉。它肯定属于一种心理或精神方面的障碍病。

　　既然人生才过半旅，既然自诩热爱生命，我便不能坐视其病而一任无奈。在试图用毅力意志克硬制，在专门拜访过有关心理学家均告无效后，我决定看书以救命，自己进行自我精神疗法。

　　书中果然有秘丹。在参看了一系列心理学精神病学以及相应的哲学书籍后，我终于明了，看书患了一种“强迫神经官能症”(我觉得“自迫”更贴切)的精神异常症。

　　溯其根源，二十几载了。

　　从十七八岁迷上文学，加上我的与生俱来的偏执气质，就象古希腊神话传说里终生服苦役的弗弗西斯，便再也没有了安生和宁静。终年被文学这个女巫挟持着迫使者，一篇刚写完，又想着下一篇，一个构思刚了结，另一个构思又冲动着不请自来。二十四小时大脑都在运转(连做梦都与文学有染)，分子都在运动。倘那几日不是在写作文学，那几日便有一种深刻的失落感焦躁感，于是便寝不安席，饭不甘味，于是便目光涣散，人如瘟鸡，即但是一年中难得的好日子(如逢年过节)，只要它是与文学不合辙二股二道的，我便也会觉得寡然索味。

　　二十多年的伏案笔耕，二十多年的穷思竭想，二十多年的文学苦旅——辜负了多少良辰美景，疏远了多少春花秋月，错过了多少浪漫情缘……如果说二十多年的精华岁月，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代价是太惨重了，那么二十多年恒定如常始终处于一种强迫思维状态下的女人呢?简直无疑就是在忍受一种旷日持久非人道的精神折磨了。哪怕你有钢制的神经和铁铸的意志，也不愁不被拧曲压走形。这种长期固执疯魔般地沉迷在远离人生活模式中的女人，其心理行为的不反常不病态，反倒是一种非正常逻辑了。

　　今天当我能站在理的高度分析自己时，其实也就找出了困扰我长久的那些有形和无形的痼疾。

　　譬如当我苦于一篇散文的形式与内容不能统一时，当我的思想和感情宥于语言的障碍，得不到深刻完美的表达时，我就会有意识无意识地把这种烦躁无奈的心情带入社会生活中——或者迁怒转嫁家人，或者在社交场合表现出与本相悖的异质情绪(如风风火火魂不附体等)，以期获得某种发泄和心理平衡。

　　更糟的是，由于积年累月地处于一种苛刻的审美状态，使得我的强迫思维在日常生活中也滥觞成灾。哪怕一只茶杯一双鞋子，也要绝对放到位，也要力求完美力求极致，其执著与认真，委实让家人和亲朋好友吃不消——逼得家人送我外号：“王极致。”

　　倘若我们把人在文学审美领域里的活动，看成是摆脱心灵压抑和个束缚的升华活动，那我不幸正好撞着个负面，得到的是更大的限制和不自由。

　　我的真面目和真个似乎只保留在真正与我有干系的事上——文学创作活动范围。当然这对文学本身来说或许是好事，它或许还如书里说：“这种具有创造强迫意向的艺术家，都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和伟大的献身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敬仰的”。但对于有强迫思维的本人来说，它却是一种不幸和痛苦，是个的扭曲和变态，是不折不扣的精神异常和自我意识障碍，是常人眼中的精神病或行为怪癖者。

　　七

　　以寻求用创作超越痛苦，用文学获得心灵解脱为其本义的作家，最终却“落于彀中”，陷于自织的网——个的失落，内界的失衡……这实在是很可悲的事。

　　这就必然导致作家与其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影响作家的创作活动与生存心态，逼发作家开拓新的自我位置和寻找新的平衡空间。

　　否则，以思想为生活，以写作为乐趣的作家便永远超拔不了的精神困顿和自虐感己戕的绝境。

　　既甘心臣服于这种具有“悲剧美”质的强迫思维，又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压力不受其役，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精神结构的完美，达到天地人三灵的合一和谐，便成了一切以文学为生命载体和生命形态和作家毕生以求都追不到的境地。

　　对于作家来说，“人生大于著书”，当是比“文学之外无所执”，更富于人和人道，也更符合生命本能原则。

　　“何不潇洒走一回”，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人的最高本质和最终理想追求。因为从哲学角度来说，人最原始最自然的需求形式是自由、快乐、光明，任何有意识无意识地压抑和扭曲人的本质精神，都会引起人自身生理或心理的变态和反抗。

　　与真实而富于活力的生命相比，于我们头上的星空和神秘有序的大自然大宇宙相比，或许，一切的意义都是无意义的，一切的价值都是无价值的，一切的纯粹都是不纯粹的，一切的执著与极致都是人的盲目冲动和可悯挣扎?

　　哦!我们头上的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一旦我们把思想求索的极放在人与宇宙的终极关系上，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我们的视野和胸次便豁然博大开朗，就会找到一种最准确的价值尺度，获得一份心灵上真正的潇洒和坦然。

　　八

　　有人认为，文学活动以及一切哲学宗教艺术活动，其本质都是“寻找精神的家园”。

　　相当精采的论点。

　　当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四年降临人类时，当我四十初度人届中年时，确确实实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一股浓浓而稠稠的精神尚无皈依，家园尚未找到的惆怅心绪……

　　四十而不惑?

　　绝不可能。人生的憬悟绝不可能在四十岁时达到巅峰嗄然止住。

　　四十而大惑?

　　也非真实。四十年的人生沉浮，也算是一部五味纷杂的人生中篇了，除非毫无感，绝顶平庸愚蠢的家伙才会历四十载而无一获，越过越糊涂。

　　按照矛盾思维这一运思法则，人的一生其实就是由惑到不惑的循环往复。人在获得瞬间的感悟，短时的解脱外，又会被新的冲突所惑，于是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新的追求。

　　人生，就是从相对自由到绝对自由的无限运动过程。

　　九

　　多年的写作实践，使我悟破一个真理：

　　作家一旦进入创作状态，一经钻进自己营造的那个苦乐酸甜的世界，所有的规范和技巧都变得无足轻重。真正强大成为创作原动力的是作家迫不及待的倾诉;受伤的灵魂，久郁的痛苦，焦灼的心境，幡醒的思想……

　　灵魂……灵魂……

　　今天，当我步入四十岁的时候，安置好自己的灵魂，建立一个坚实而理的思想大厦，比任何时候都更令我心灼、情迫!

　　何处是家园，寻寻复觅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