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中国门》关注高考：它仍是中国的现实【精选3篇】
纪录片《中国门》关注高考：它仍是中国的现实 篇一
近年来，中国的高考制度一直备受争议，而纪录片《中国门》则深入探讨了这一话题。高考作为中国教育体制中的一环，一直被认为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理念的变革，高考制度也逐渐受到质疑。
《中国门》通过讲述一位农村学生参加高考的故事，展现了中国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在这部纪录片中，观众可以看到这位学生在高考前的种种困难和压力，以及高考后的挫折和失望。这位学生代表了无数中国学生，他们为了高考而奋斗，但也常常受到高考制度的限制和伤害。
高考作为中国教育体制中的一道“门槛”，既是机会也是挑战。在中国社会，高考成绩往往被视为一个人的全部，决定着他的前途和人生。这种功利化的教育观念导致了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以及学生的过度竞争和焦虑。因此，不少人认为高考制度应该改革，给予学生更多选择和发展的空间，减轻他们的压力和焦虑。
然而，高考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可以改变的。它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教育体制中，影响着整个社会。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教育部门、学校、家长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共同探讨和实践更合理的教育理念和制度。只有这样，中国的教育体制才能真正走向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
纪录片《中国门》通过反映高考制度中的问题和困境，引发了社会对教育改革的思考和讨论。它提醒我们，高考仍然是中国的现实，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只有改革和创新才能使中国的教育事业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纪录片《中国门》关注高考：它仍是中国的现实 篇二
高考，作为中国教育体制中的一道“门槛”，一直备受争议。纪录片《中国门》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了高考对中国学生和家庭的影响，引发了社会对高考制度的思考和讨论。
在中国，高考被视为一个人命运的分水岭，决定着他的前途和人生。因此，学生们为了高考而拼尽全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和幸福。《中国门》中的故事让观众看到了这种残酷的现实，让人感叹中国教育体制中的种种不公和不合理。
高考制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功利化，二是标准化。高考成绩往往被当作一个人全部的评判标准，导致了学生的过度竞争和焦虑。同时，高考试卷的标准化也让很多学生感到束缚，无法展现自己的特长和才华。
要改变高考制度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教育部门应该制定更加人性化和科学化的考试制度，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和发展的空间；学校应该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不要只看重他们的分数；家长也应该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不要过分追求孩子的成绩。
纪录片《中国门》通过反映高考制度中的问题和困境，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教育改革的重要性。高考仍然是中国的现实，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只有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才能使中国的教育事业真正走向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愿中国的孩子们能够在一个更加公平和自由的教育环境中茁壮成长，实现自己的梦想。
纪录片《中国门》关注高考：它仍是中国的现实 篇三
纪录片《中国门》关注高考：它仍是中国的现实
走在高考这条独木桥的孩子们，整天被作业和考卷埋没。剧照摄影韩涛一年一度的高考又来了，对于每个中国家庭和孩子而言，这是一个希望与失望一体两面。在6月2日刚刚展映的纪录片《中国门》里，80后导演王杨带着摄制组从贫穷的西部中国走到繁华的东部中国，围绕“高考”这个主题，延展向中国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门》是CNEX(由两岸三地热爱纪录片的人士组成的非营利机构)2010年年度“危机与转机”主题下的命题作文，曾入围第54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展映单元。这部作品在高考之外，同时也审视着大学生毕业，现代早期教育等问题。
选择奋斗，期待未来
新京报：
王杨：开始叫“毕业”，后来觉得叫“门”可能更合适，因为这不仅是高考的问题，还是教育制度、社会公平和资源分布的问题。是几乎每个中国孩子中国家庭都要面对的门槛考验。而且高考后，人生还有无数的门槛、考试和竞争。片中的会宁一中取材自甘肃的状元县会宁，那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鉴定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土地盐碱化，干旱。他们只有奋斗，别无选择。一个被拍摄的孩子说：“我不能和城里的孩子比过去，但可以和他们比未来。”会宁正是过去中国的缩影，虽然是高考状元县，能考上北大清华的只有几个，被淘汰的是大多数。即使现在，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西部，和会宁的孩子一样的还是大多数，它们仍是中国的现实。
新京报：片中不仅有高考部分，还有大学生就业，现代儿童早期教育的部分，你是否想借此探讨一下中国教育问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王杨：片中的确有这种意图，因此选材跨越了地域，从西部到北京，再到上海。现实部分是在北京找工作的大学生，上海早教部分是我对未来的设想，它的教育理念有合理科学之处，比如要培养孩子的社交与领导能力，但片中孩子的.表情并不快乐。我在想，现实压力有多大，希望0到4岁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中产阶级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和会宁那些贫穷的家长一样，实质上都是沉重的。在离开上海时，我喝醉流泪了，想到会宁的孩子，尤其是片尾家长的眼神下雨天，眼巴巴地等着孩子高考，那就是他们的未来，反差太大了。
“活”出门外，给予祝福
新京报：从艺术性角度，这部纪录片更像一部“作者电影”，你使用了大量“门”字的变体，每个字都是一个主题，把你的各个段落连接起来。
王杨：在几条线索中，都有“门”字的变体，第一次是繁体的“斗”，讲会宁的孩子准备高考，背水一战；第二次变成了“闯”，讲西部的孩子大学毕业，想在北京找工作；第三次是繁体的“关”，再次回到会宁。这里重点是关系，与高考相关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关系；第四次是“闸”字，水坝的闸门前后都有很大的压力。里面有上海的中产阶级对孩子的早教，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女生回忆自己的成长；最后一次是“阔”字，镜头从上海回到会宁，孩子们准备高考。门里面那个活字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一种祝福。
新京报：片中出现了大量抒情的意象，比如打手电筒，比如临考前的孩子爬上土坡。你是否担心过，观众可能会觉得它主题先行，影响纪录片的客观纪实性？
王杨：我个人在尝试纪录片的心理现实主义，表现形式的真实性不是仅仅客观复原物质现实，它是导演拿着摄影机去记录的，加进作者的部分。这才是艺术的真实，并不影响片子的客观纪实性。在片尾有个段落，是会宁一中的孩子打着手电筒赶着上早自习，影调非常暗晦，片尾原本放了鲁迅的一段话“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与我对片子主题的判断一致，但是我拿掉了，否则片子在理解上的导向性太明显。孩子们的现实和未来充满挑战，但是我还是看到他们在努力奋斗，用一颗单纯的心，想要拿成绩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
高校巡展，启发思考
新京报：片中会宁的老师提到了“过门的艺术”。如何理解它？
王杨：在会宁拍摄的三个月，老师的办公室就是我们的休息室。我们时常聊天，作为贫困地区状元县的老师，他们压力很大很矛盾，知道填鸭式的教学并不好，也希望改变学生的素质，但迫于生计、社会舆论和多方面压力，不得不一届届重复应试教育。在高考前，他们提到了过门的艺术，让学生每过一道门心里就想着自己一定能成功，也是一种心理安慰。虽然他们也知道，被淘汰的孩子将是大多数。这些孩子有考去上海的，也有没考上的，复读，打工，务农。我很想回访一次，把片子拿到会宁放给孩子们去看。片子出来，肯定会有人愿意去帮助他们。会宁当地有南方的老板和慈善人士，对优秀的贫困学生做一些对口的资助，但即使有人帮助，高考这个门槛也是绕不过去的。
新京报：作为在“危机与转机”主题下创作的高考纪录片，你觉得在高考这个问题上，危机与转机体现在哪里？
王杨：题材是去年cnex的主题“危机与转机”，片中的转机就是“孩子们的希望和愿望”。对高考我个人的感受很复杂，这是唯一的方式？考核方式能否更科学？这么大一个国家，在选拔人才方面问题非常复杂，现在我们还没有答案。高考有一定公平性，当代教育对公平的需求远远大于技术改革，但自主招生也可能催生出新的腐败；同时，教育存在着区域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这种不公平性附加在高考制度上。
纪录片导演常有道德困惑，我们能对拍摄个体有什么帮助呢？面对着这些贫穷的孩子，内心时常很挣扎。即使高考结束后，这种不公平，城乡差距、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还是存在的。我很高兴片子即将去高校巡展，如果大学生看到后，有所启发思考，愿意去调查研究，教育学家和社会学家参与进来，慈善人士更多捐助，人们的希望和愿望化为行动，就是片子最大的意义。记者刘雅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