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文化与诗歌

隋朝的文化与诗歌

　　隋朝国运较短，但十分重视教育，在文学方面虽建树不多，但在诗歌方面还是比较发达的。

　　由北周入隋的三位诗人——杨素、卢思道、薛道衡，都有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贯穿了一种深沉悲凉的情思。杨素是隋朝重臣，文武兼备，位高权重，不可一世。他的诗今存多为五言，如《出塞二首》和《赠薛播州诗》十四章，都寄寓了一种人生的感慨，风格雄健苍凉。卢思道、薛道衡的诗则体现了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如卢思道的《采莲曲》宫体气息甚浓，而他的《从军行》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展示了恢宏辽阔的境界，更为人称颂，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薛道衡的诗多以富丽精巧见长，如他的名篇《昔昔盐》写传统的闺怨题材，以抒情委婉细致著称，“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二句以女子独居的凄凉冷落衬托其哀苦的'心情，一向为人称道；而他的咏怀诗《渡北河》则慷慨有力，风格大变；他的小诗《人日思归》词浅情深，传诵千古。孙万寿有《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一诗，长达四十二韵，不事浮华，而情意真切，盛传一时。

隋炀帝

　　隋炀帝杨广颇好文学，他为晋王时，便喜爱招引文人学士。即位之后，在他周围聚集着一群宫廷文人，文风绮丽，多为文造情、无病呻吟之作。杨广的某些诗篇还有可观之处，如他的一首小诗：“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意象安排巧妙，画面富有情味。但杨广又非常自负，疾贤妒能，当时文坛领袖薛道衡就死于其手。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记载有两则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由此可以看出，最高统治者对文学的倡导有助于诗歌的兴盛，但他在文学上的自负自大和妒忌杀人，又给诗歌的发展带来重大的伤害。

　　由于上层统治者的喜好和提倡，当时社会普遍爱好诗歌，一些诗人的名作曾传诵一时。如薛道衡诗名极著，《隋书》本传记载：“江东雅好篇什，陈主犹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记述了薛道衡出使江南作《人日思归》的故事：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不仅如此，当时还流传着因擅长作诗而免罪的故事。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就记述了这样一则与杨素有关的故事：“李德林为内史令，与杨素共执隋政。素功臣豪侈，后房妇女，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药夜入其室，则其宠妾所召也。素俱执于庭，将斩之。百药年未二十，仪神俊秀，素意惜之，曰：“闻汝善为文，可作诗自叙。称吾意，当免汝死。”后解缚，授以纸笔，立就。素览之欣然，以妾与之，并资从数十万。”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隋朝的诗歌教育还是比较发达的。传统的《诗经》教育不仅在官学正在得到极大的恢复，在私学里也受到学者的重视。吟诵仍是诗歌教育的主要方法。这时出现了用楚声读《楚辞》的现象。《隋书·经籍志》谈到《楚辞》时说：“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并载释道骞《楚辞音》一卷。这就是说，当时诵读《楚辞》这种韵文，有特殊的地方腔调，而且递相传授。以擅长这种读法著名的释道骞，还写成专著《楚辞音》。隋末学者王通，学问渊博，号“文中子”，终身不仕，致力于聚徒讲学，闻名天下。他力主汉儒的诗教说，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说·天地篇》），对南北朝以来的著名诗人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几乎全部一笔抹煞。他的主张对儒家诗教传统的恢复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