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新考(3)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新考
三
《太平广记》卷十九李林甫条引《逸史》载：
唐右丞相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打球，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下，骑驴击，略无休日。既惫舍驴，以两手返据地歇。一日，有道士甚丑陋，见李公踞地，徐言曰 ：“此有何乐，郎君如此爱也?“李怒顾曰 ：“关足下何事?”道士去，明日又复言之。李公幼聪悟，意其异人，乃摄衣起谢。道士曰 ：“郎君虽善此，然忽有颠坠之苦，则悔不可及 。”李公请自此修谨，不复为也。道士笑曰 ：“与郎君后三日五更，会于此 。”曰 ：“诺 。”及往，道士已先至，曰：“为约何后?”李乃谢之。曰 ：“更三日复来 。”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谈笑极洽，且曰：“某行世间五百年，见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则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郎君且归，熟思之，后三日五更，复会于此。“李公回计之曰 ：“我是宗室，少豪侠，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计已决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叹咄叱，如不自持，曰 ：“五百始见一人，可惜可惜 。”李公悔，欲复之。道士曰 ：“不可也，神明知矣 。”与之叙别曰 ：“二十年宰相，生杀权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阴贼，当为阴德，广救拔，无枉杀人。如此则三百年后，白日上升矣。官禄已至，可使入京 。”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与别。……自后以荫叙，累官至赞善大夫，不十年，遂为相矣。权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顾隆洽，独当衡轴，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数年后，自固益切，大起大狱，诛杀异己，冤死相继，都忘道士槐坛之言戒也。……先是安禄山常养道术士，每语之曰 ：“我对天子，亦不恐惧。唯见李相公，若无地自容，何也?”术士曰 ：“公有阴兵五百，皆有铜头铁额，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见之。“禄山乃奏请宰相宴于己宅，密遣术士于帘内窥伺。 退曰：“奇也，某初见李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炉而入，仆射侍卫，铜头铁额之类，皆穿屋逾墙，奔逆而走。某亦不知其故也。当是仙官暂谪在人间耳 。”23
此则小说所可注意者在于：李林甫以二十岁尚未读书之无赖儿，竟至宰相位达二十年，乃不可思议之事。因此唐代流传李林甫为“谪仙人”之说，用“定命论”来解释之，这类传闻在道教盛行的唐代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李白初入长安，贺知章亦誉其为“谪仙人”24。两事对照，则李白、李林甫皆信奉道教之真实情况可知。而据两《唐书》，裴宽为虔诚的佛教徒，道不同不相谋，固矣。然而，李白一生宗教信仰前后发生过明显变化，其早年固然道教思想占据上风，而自五十岁后，佛教思想逐渐抬头。《庐山东林寺夜怀》、《僧伽歌》、《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赞并序》等作品表明，他已皈依佛教25。这是否与裴宽等的交往有关?是否也属于“嗟予沉迷，猖獗已久。五十知非，古人尝有”的忏悔之情?本文只提出此问题，以待详考。
系《上安州裴长史书》作年为天宝十二载，尚有几大疑点。
其一，《书》言：“乃杖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于此，至移三霜焉。”此涉及李白婚姻年代问题。通常，人们根据此《书》作于开元十八年，上推三年，则李白与许氏结婚之年龄为开元十五年，年龄二十七岁。此《书》作年发生疑问后，则李白此次婚姻之年代尚待确定。笔者认为，此处李白只是交待他何以定居安陆的原因，并不足以据此考证其结婚年代。事实上，李白数次婚姻之年代皆相当模糊且相互矛盾26，打破开元十五年与许氏第一次结婚的思维定式，或许对解决这一问题也有帮助。
其二，今李白集中有《赵公西候新亭颂》、《为赵宣城与杨右相书》、《赠宣城赵太守悦》等诗文，直接或间接地对杨国忠有赞词。上述诗文，《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系年于天宝十四载27。按，根据当时政治状况以及李白对杨国忠的一贯态度，李白不可能在安史之乱爆发之际作颂扬杨国忠之诗文，且于时于地皆不相符28，诸诗文可断为伪作。李白又有《书情赠蔡舍人雄》一诗，论者也认为“显然是将李林甫任酷吏起大狱事与杨氏执政后网罗人才相对比”，含有颂扬杨国忠之意。29此论亦值得商榷。按，诗中有“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猛犬吠九关，杀人愤精魂。皇穹雪冤枉，白日开氛昏”语，作于天宝十二载明矣30。窃谓此诗含义与李白同时之雪谤之作合观才能明了。白璧竟何辜云云，正指自己遭受冤屈。猛犬吠九关云云，正《上安州裴长史书》所谓“谤詈忽生，众口攒毁，将欲投杼下客，震于严威”。皇穹雪冤枉云云，似表明玄宗皇帝最终主持公道，澄清了李白的冤枉。因此，这首诗当作于二入长安澄清冤枉之后。蔡舍人或许正是帮助审理此案之人。
其三，《上安州裴长史书》与《上安州李长史书》的关系。李白在安州还有一篇上李长史书。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系此《书》于开元十七年，即《上安州裴长史书》前一年，并认为李长史当为裴长史之前任31。按，此说并无史料依据，属于臆断。从文章表面看，李白仅因误认李长史为他人，没有回避，即得罪于李长史，以至于要战战兢兢地请罪，或将此作为李白“在安州被地方官吏逼迫”的证明。但细按此《书》文意，实为游戏之笔，似卑而实狂。否则，极不符合李白傲岸不屈之性格32。李白在《书》中尽情地卖弄辞藻，呈其文采。《书》最后说：“敢沐芳负荆，请罪门下，倘免以训责，恤其愚蒙，如能伏剑结缨，谢君侯之德。敢以近所为《春游救苦寺》诗一首十韵、《石岩诗》诗一首八韵、《上杨都尉》诗一首三十韵，辞旨狂野，贵露下情，轻干视听，幸乞详览。”这哪里是在请罪，而实为一种特殊的干谒方式，是要主动寻找机会献诗献文，上门拜访。《上安州裴长史书》言：“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云云，可知李白早年惯于此技。要之，此《书》与《上安州裴长史书》性质完全不同，一属游戏干谒之笔，一为激愤辩白之文，两相比较，即可了然。笔者认为，《上安州李长史书》应属李白早年在安陆所作，是其“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的一篇奇文。
总之，本文认为：《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当作于天宝十二载，其中心在于通过申述自己轻财好施、存交重义、养高忘机以及富有才情种种品行，向时为安州长史的裴宽辩解自己遭受诽谤谗言，蒙受不白之冤的情况，表明自己当年绝不会追随李林甫，陷害裴宽等人;并表示如果裴宽不相信自己所言，将再次进京、弄清事实真相的决心。此《书》作年及具体内容之重定，对于重新认识李白生平、创作以及其他诸多作品的系年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在立论上可能存在许多不足和错误，但求能够自圆其说、对李白研究提出自己一些尚不成熟的意见而已，还望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