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思想
分析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思想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分析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思想，欢迎大家分享。
分析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思想
《岳阳楼记》是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的名篇，虽历经千余年洗礼，却如醇酒般历久弥香。文中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有志之士高尚品格的写照，千古流芳。范仲淹追求的这一精神境界，在今天仍是时代先锋们孜孜以求的最高标杆，不失为时代的强音。
岳阳楼为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素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而享誉天下。历代文人墨客留下大量赞美岳阳楼胜景的诗文，使岳阳楼闻名遐迩。唐代大诗人孟浩然《临洞庭湖》中描写道：“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生动地表现出洞庭湖的浩瀚气势，成为千古绝唱。到北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并请好友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从此，岳阳楼更加声名远播。
据说范仲淹并没有到过岳阳楼，更没有游览过洞庭湖，只是凭借友人滕子京寄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而作。这极可能就是《岳阳楼记》没有步前人后尘，避而不写岳阳楼转写洞庭湖的原因。《岳阳楼记》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隘境界，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提高了文章的境界。
由写作背景“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可知，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委婉地规劝友人滕子京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范仲淹对友人“不以己悲”，于逆境中崛起是持褒扬态度的，体现了自己践行的政治理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那么我们不禁要探究，范仲淹这一“忧国忧民”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呢？
范仲淹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父亲范墉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从吴越王钱归宋，任成德军掌书记，不幸的是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谢氏贫困无所依靠，改嫁邹平县长山镇朱文翰，少年范仲淹从朱氏宦游，度过了勤奋力学的艰难时光。范仲淹在邹平长白山醴泉寺苦读三年，留下了“断齑划粥”的动人故事，千百年来是教育史上脍炙人口的典范。范仲淹在长白山苦读之际，感到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遂有游学之举，来到应天书院读书，苦读五年，大通“六经”之旨。
青少年时代的范仲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十几年矢志不渝的勤奋苦学，不仅泛通儒家经典，增长了阅历，打下了毕生受益之学问的扎实基础，而且自觉地磨炼了意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对他的理想人格、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范仲淹“忧思深远”，树立了“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远大目标，坚持“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的人生信念。这应当是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思想基础。
“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岳阳楼记》描写“迁客骚人”登上岳阳楼眺望洞庭湖，欣赏到在阴雨天气和晴朗天气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抒发了由此产生的悲喜两重天的感情。阴雨天气及晴朗天气的景象其实也是“迁客骚人”仕宦经历的写照，或坎坷或顺畅，或“感极而悲”或“其喜洋洋”。但“以物喜”、“以己悲”两种览物之情均为作者所扬弃，他追求的是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即“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结合其仕宦生涯来考察，范仲淹为官生涯中四进四退，在这起起落落之中，范仲淹始终恪守“进亦忧”、“退亦忧”的忧思情怀。
范仲淹二十七岁进士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开始其仕宦生涯。范仲淹三十三岁时调任监泰州西溪盐仓，他在泰州的一大政绩为修筑捍海堰。四十岁时被朝廷召为秘阁校理，跻身馆职清流，开始他的立朝生涯。
天圣七年（1029），宋仁宗率百官拜贺太后于会庆殿，对于这种“亏君体，损主威”的事，恪守封建礼法和赵宋家法的范仲淹上疏以为不妥。他说：“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以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范仲淹的谏诤，惹得刘太后很扫兴。此后范仲淹又上疏，力请太后当卷帘撤班，还政于“春秋已盛”的仁宗皇帝，疏入不报，遂自请补外，出为河中府通判。
明道二年（1033）三月，垂帘听政十年之久的刘太后撒手西归，仁宗亲政，朝政一新，范仲淹被召回京，除为右司谏。七月，范仲淹被命安抚江淮灾伤，以太平州饥民所食乌昧草进御，乞以此宣示六宫贵戚，以抑奢靡。十二月，发生了闹得沸沸扬扬的郭皇后被废事件。郭皇后本来是刘太后强加给仁宗的，刘太后死后，与郭皇后有宿怨的宰相吕夷简建议仁宗将郭皇后废黜，范仲淹力谏劝阻，仁宗拒不采纳。范仲淹因此出知睦州，再放桐庐，又移苏州。当时苏州发大水，灾情严重，范仲淹到任即全力投入“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的救灾水利工程，回苏州又赈济嗷嗷待哺的千万灾民。为实现自己救民疾于一方的誓言，范仲淹不顾病体未愈，日夜坚持在抗灾第一线。
景二年（1035）三月，范仲淹被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跻身侍从。范仲淹到任，不改初衷，冒着风险奏劾专恣弄权、有毒死郭皇后之嫌的权宦阎文应，致其被贬，寻死于外。当时宰相吕夷简重权在握，深受仁宗宠幸，吕夷简执政，官员进退多出其门，免不了以个人好恶、恩怨为标的。论事无所顾忌的范仲淹给仁宗上百官图，指出官吏进退之权柄应握于人主而不应该被宰相操持，指出官吏升迁中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哪些是为公，哪些是为私。吕夷简诉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幸吕夷简的仁宗皇帝下达了范仲淹落职知饶州的处分决定。范仲淹吟出一诗：“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潇洒过禅师。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后移知润州、越州。
饶州产鸟嘴茶久已充贡，饶民不堪其扰，范仲淹在饶州的德政之一即奏免贡茶，减轻了人民负担。据说他还有另一项奏免已不产银的德兴银冶场贡课的德政。
庆历三年（1043）三月，吕夷简罢相，四月，范仲淹擢除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复除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应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整饬吏治、改革科举、兴办学校、注重农桑、减轻徭役、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史称庆历新政。推行新政目的'是解决导致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即以冗兵、冗官、冗宗、冗费这“四冗”为主要特征的财政危机。但庆历新政施行仅一年，便因触犯了权贵阶层的利益，因而招致强大的阻力。庆历五年（1045）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彻底失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出知颁州，随后改知邓州。
《岳阳楼记》写于范仲淹知邓州时期，写作此文时范仲淹已58岁，相对于其64岁的一生而言已步入晚年，其实是借此文抒写自己仕宦一生的际遇，对自己仕宦生涯始终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精神的高度总结。孟子宣扬儒家思想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范仲淹仕途沉浮三十余年，四进四退，无论是“穷”是“达”，他“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晚年范仲淹曾在家乡苏州创办“义庄”，用自己的俸禄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
“先忧后乐”的思想，究其渊源，即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孟子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范仲淹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忧乐，以天下为己任，以利民为宗旨，不论外界环境如何变迁，心中的这份永恒的信念始终不会动摇。欧阳修撰写的《范公神道碑铭》云：“公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正是范仲淹一生尤其是仕宦生涯中始终奉行的行为准则。
【拓展】《岳阳楼记》赏析：
《岳阳楼记》全文有三百六十八字，共六段。
文章开头即切入正题，叙述事情的本末缘起。以“庆历四年春”点明时间起笔，格调庄重雅正；说滕子京为“谪守”，已暗喻对仕途沉浮的悲慨，为后文抒情设伏。下面仅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八个字，写出滕子京的政绩，引出重修岳阳楼和作记一事，为全篇文字的导引。
第二段，格调振起，情辞激昂。先总说“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设定下文写景范围。以下“衔远山，吞长江”寥寥数语，写尽洞庭湖之大观胜概。一“衔”一“吞”，有气势。“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极言水波壮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概说阴晴变化，简练而又生动。前四句从空间角度，后两句从时间角度，写尽了洞庭湖的壮观景象。“前人之述备矣”一句承前启后，并回应前文“唐贤今人诗赋”一语。这句话既是谦虚，也暗含转机，经“然则”一转，引出新的意境，由单纯写景，到以情景交融的笔法来写“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从而构出全文的主体。
三、四两段是两个排比段，并行而下，一悲一喜，一暗一明，像两股不同的情感之流，传达出景与情互相感应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情境。
第三段写览物而悲者。以“若夫”起笔，意味深长。这是一个引发议论的词，又表明了虚拟的情调，而这种虚拟又是对无数实境的浓缩、提炼和升华，颇有典型意义。“若夫”以下描写了一种悲凉的情境，由天气的恶劣写到人心的凄楚。这里用四字短句，层层渲染，渐次铺叙。淫雨、阴风、浊浪构成了主景，不但使日星无光，山岳藏形，也使商旅不前；或又值暮色沉沉、“虎啸猿啼”之际，令过往的“迁客骚人”有“去国怀乡”之慨、“忧谗畏讥”之惧、“感极而悲”之情。
第四段写览物而喜者。以“至若”领起，打开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画面。“至若”尽管也是列举性的语气，但从音节上已变得高亢嘹亮，格调上已变得明快有力。下面的描写，虽然仍为四字短句，色调却为之一变，绘出春风和畅、景色明丽、水天一碧的良辰美景。更有鸥鸟在自由翱翔，鱼儿在欢快游荡，连无知的水草兰花也充满活力。作者以极为简练的笔墨，描摹出一幅湖光春色图，读之如在眼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的句式、节奏与上一段大体相仿，却也另有变奏。“而或”一句就进一步扩展了意境，增强了叠加咏叹的意味，把“喜洋洋”的气氛推向高潮，而“登斯楼也”的心境也变成了“宠辱偕忘”的超脱和“把酒临风”的挥洒自如。
第五段是全篇的重心，以“嗟夫”开启，兼有抒情和议论的意味。作者在列举了悲喜两种情境后，笔调突然激扬，道出了超乎这两者之上的一种更高的理想境界，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物而动，因物悲喜虽然是人之常情，但并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古代的仁人，就有坚定的意志，不为外界条件的变化动摇。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忧国忧民之心不改，“进亦忧，退亦忧”。这似乎有悖于常理，有些不可思议。作者也就此拟出一问一答，假托古圣立言，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誓言，曲终奏雅，点明了全篇的主旨。“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一句结语，“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悲凉慷慨，一往情深，令人感喟。文章最后标明写作时间，与篇首照应。
本文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岳阳楼记》的著名，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但他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两句话所体现的精神，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品质，无疑仍有教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