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西江月遣兴的赏析
辛弃疾西江月遣兴的赏析
《西江月·遣兴》是辛弃疾一首有名的小词，选自《稼轩长短句》。词人借醉酒而大发牢骚，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和自身处境的不满。抒发了词人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伤感和愤慨，呈现出词人的耿介、旷达的性格。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辛弃疾西江月遣兴的赏析，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西江月 遣兴
辛弃疾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作者简介：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别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但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于江西上饶、铅山一带。韩侂胄当政时一度起用，不久病卒。
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后人遂以“苏辛”并称。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从心理学的角度解读《西江月·遣兴》
少年时的我，也曾十分的喜欢辛弃疾，尤其喜欢这首词。当时觉得他就是潇洒：“醉里”都能“贪”欢笑，连“愁”都没“功夫”！谁还能有他潇洒呀？
而今已过不惑的我，却能读出他的无奈，甚至从他的字里行间觉出他的压力以及他减压的误区来——瞧我，似乎也有点职业病了！开开自己的玩笑，何妨！
因酒而醉，本身就是无奈；醉里贪笑，醒时如何呢？难！醒时能笑，也用不着去贪了。没有功夫去发愁，如果不是醉里，那当然不错了！可惜只是借酒消愁，因醉而“无”愁！更难受的是，身醉而心明，那份无处宣泄的愁就变成牢骚了：觉得连古人都一无是处，今人呢？哪敢说呀！压力依然未解。
昨夜松边醉倒，可怜！不是倒在自己的床边，而是荒郊野岭的松边，无人可说的夜里只好问松了！更可怜的是，豪放的老辛兄弟竟然也如此自作多情：以为无情的松树会用情来搀扶！还好，发现不是，终于连推带气将不值得依靠的松搁置一边去了——算是还有点救。
给老辛兄弟的处方：来俺压力管理中心吧！看在你满腔报国之心的份上，还有你的才气，俺就免了你的挂号费了。
赏析：
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象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这首词上片前两句写饮酒，后两句写读书。酒可消愁，他生动地说是“要愁那得工夫”。书可识理，他说对于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这是什么意思呢？“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出自《孟子》。《孟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尚书·武成》一篇的纪事不可尽信。辛词中“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两句，含意极其曲折。他不是菲薄古书，而是对当时现实不满的愤激之词。我们知道，辛弃疾二十三岁自山东沦陷区起义南来，一贯坚持恢复中原的.正确主张。南宋统治集团不能任用辛弃疾，迫使他长期在上饶乡间过着退隐的生活。壮志难酬，这是他生平最痛心的一件事。这首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心境中写成的，它寄托了作者对国家大事和个人遭遇的感慨。“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就是曲折地说明了作者的感慨。古人书中有一些至理名言。比如《尚书》说：“任贤勿贰。”对比南宋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那距离是有多远呵！由于辛弃疾洞察当时社会现实的不合理，所以发为“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的浩叹。这两句话的真正意思是：不要相信古书中的一些话，现在是不可能实行的。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维妙维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二疏传》有疏广“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辞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辞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辞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