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赏析
陶渊明《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赏析
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接触过古诗吧，古诗作为一种诗歌体裁，指的是与近体诗相对的古体诗，又称古风、往体诗。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样的古诗才经典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陶渊明《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赏析，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原文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译文
南山下有我种的豆地，杂草丛生而豆苗却稀少。
早晨起来到地里清除杂草，傍晚顶着月色扛着锄头回家。
道路狭窄草木丛生，傍晚的露水沾湿了我的衣服。
衣服沾湿了并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只要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就行了。
赏析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中我们好象看见诗人在月出山岗后，心满意得地扛着锄头，哼着诗句，漫步归家的情景。
陶渊明创作了大量田园诗，开创了田园诗派。与中国文学史上前前后后诸多的田园诗人相比，陶渊明最大的特色就是亲自参加了农业耕作，并在诗中真切地表达了其中甘苦。他自述参与农耕的诗作共有六首，其他一些诗也涉及农耕，但并非专写此事。在这几首诗中，以这首《归园田居》（之三）与另一首《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最为人称道。
初看，此诗平淡无奇，淡到几乎看不见诗，但却得到人们的欣赏并广为传诵，原因何在？主要就在于，陶渊明的视角是诗人的，不是普通农夫的，他所表达的是只有诗人耕作才会产生的感受，不同于田者自歌。他看似平淡的语言中蕴含着朴厚悠远的诗的神韵，在平平常常的叙说中，写出了一个宁静而丰足的精神世界。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不妨从他对农耕的态度讲起。
诗作开头两句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开篇十分自然朴素，诗人在南山下种了一些豆子，豆田的情况是草很茂盛，豆苗却稀稀疏疏的。面对这种情况，诗人是什么态度呢？地地道道农夫的态度，很可能是要焦虑的，或者干脆放弃了，而诗人却欣然接受。豆田如此荒芜，他还要精心侍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一大早就起来去清除杂草，直到月亮出现在天空才扛着锄头回去。为了这长得稀疏的豆子，诗人还要在草木丛生的狭窄小道上行走，以致晚间的露水打湿了衣裳。读到这里，人们不禁会产生疑问，这么做值得么？诗人最后道出了种豆之意，原来豆子的丰茂与否，并不是他特别挂心的，衣服被沾湿更是小事一桩，他在意的.是另一件对于他整个的生命都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但使愿无违”，只要不违背自己的意愿。他的意愿究竟是什？这首诗没有说，我们可以从诗人其他的诗作中看出来。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云：“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虽然一年过去到底种了多少地，收获有几多，诗人从不曾考虑；可是在农事耕作里遇到的事情大多让他心神舒畅。因而，他吟咏不辍，虚掩柴门，甘心做个耕作于陇亩之间的百姓。依循同一思路，豆子多少，诗人并不计较，关键在于他能在农事中得到乐趣，觉得做个农夫挺不错。《西田获早稻》一诗在备述农家事之后，亦云：“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可见，诗人的意愿就是能在田园安居，过着自食其力的耕种生活。
早起晚归去耕种，诗人也认为是苦差事，他之所以不说它苦，是因为怕辜负了自己的心志。而且，尽管耕作让人四体疲劳，可没有外界特别的忧患干扰，人的心灵能够得到安宁。他说：“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巽田舍获》其一）“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西田获早稻》）在《归园田居》（其三）这首诗里，诗人就不仅不言春作苦，而且还写了他在种豆一事中得到的淡淡的欣悦。
文人士大夫对于耕作，还有两例可以与陶渊明相对照，从中更可以看出陶的个性特点。汉代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曾作有歌诗，也言及种豆。陶诗首二句可能受到杨的启发，也可能根本未受杨的影响，二人所言之事类似，只是偶合而已。不管真实的情形如何，我们都能够看出他们对种豆所持的态度是有很大差别的。据《汉书杨恽传》载，杨恽被废为庶人之后，“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他过着以财自娱的生活，看起来没有亲自参加耕作的可能性更大些。但他在《报孙会宗书》中却说：“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知何者为是。杨自云酒后耳热，仰天拊缶歌呼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他也在南山种豆，但却听之任之，根本不加整治，由它自生自落。因为他认为，人生应当及时行乐，想富贵还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由此看来，杨恽即使真的自己耕田，也只是用以发泄悲愤而沉沦的情感罢了，与陶渊明耕种以求食的朴素目的，在耕种中得到精神愉悦的态度截然不同。
陶诗中谈及“理荒秽”，这让人联想起另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从屈原的诗作中，我们看不到种豆的事情，不过他有对种植的表述。《离骚》云：“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屈原自云栽种了百亩香草，并对这些香草寄与了厚望，希望它们长得枝叶峻茂。如果香草枯萎断绝，他不会为之悲伤，可是香草却变得芜杂污秽，改变了自然的芬芳高洁品质，这让诗人哀叹不已。屈原可能真的种植过香草，但诗中并非重在写植草种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赋予此事以象征意义，指的是诗人曾培植教育过一些弟子，可是，他们却和政治上的反动者同流合污，失去本来的贞正品格，使诗人深感痛心。
与杨恽和屈原相比，陶渊明既不像杨恽那样对南山之豆不闻不问，也不像屈原那样有所寄托，他对农耕之事抱着客观而且坦然的态度，不管豆苗繁茂与否，他都尽心尽力地除草整治，而他整治荒秽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求得怎样的丰收，他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种植豆苗，别是一种顺任物之自然，顺任人之自然的态度。他在种豆除草这样极平常的事情中，发现了乐趣，实现了自我，得到了心灵的宁静，看似平淡的语句因此饱含醇厚的诗意。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卓越之处。与诗人自己其他的作品比较，就能够略知一二。比如，同是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表述，《西田获早稻》云：“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此诗则云：“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理荒秽”所说行动的指向性就比“肆微勤”具体多了，而且“带月荷锄归”一句不仅有形象，还写出优美温馨的意境，诗中有画，真切生动。有此警句，全诗生辉。诗人是“带月”而归，而不是月照而归，这样的措辞，就突出了人的主体性，流露出人物的风神，流露出人物对周遭景物的喜爱，虽然这欣喜是那样的淡，让人几乎不能觉察。富于形象性，篇有佳句，也是这首诗受人喜爱的一个原因。
诗的语言平淡古朴，具有汉魏风格，不避重复就是一证。豆，草，沾衣等字样在短短的四十个字的小诗里，都重复出现，作者并不选择其他的语词来代替，这在近体诗中是很少见的。然而这些语词的重复并没有给人累赘之感，反而让人觉得亲切朴实，仿佛诗原本就在作者胸中，是自己流出来的一样。他信口而吟，却自有旁人不能及的一片旷远散谈，天然浑成，真是令人企慕。
就结构而言，不断的转折是本诗特色。豆苗稀就不要种了吧，可诗人还津津有味地早起晚归去整治。言及归来，似乎已经无话可说，诗人转而言说道上草木长，晚露打湿衣裳。沾湿了衣裳大概要抱怨了吧，他又说不足惜，只要不违背心志就行。就在这不断的转折中，诗人完成了一幅他心灵的风景画。转折虽多，却毫不费力，没有刻意为之的痕迹，如果不是性情本来就平和，如果不是语言的功力深厚，是不可能达到这一境界的。
陶渊明
高超、闲静、淡远，是晋宋间第一流人物。说到饥饿，他是饭瓢常空，家无存粮。说到寒冷，他是粗布短衣，冬天还穿着夏天的葛衣，没有替换的衣服。他的住房是四壁空空，难以遮蔽寒风和太阳。穷困之状可以说是到了极点。读他的《与子俨等疏》说：“我常恨家中没有楚国老莱子之妻那样的贤内助来开导我，只有自己怀抱这样的一片苦心了。你们虽然不是一母所生，也应该思索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意义，齐国的管仲、鲍叔二人是朋友，在经商赢利分财时，多少并无猜疑之意，外人尚可以如此，何况你们是同父的兄弟呢！”这样看来，陶渊明还是妾生的儿子。他的《责子》
说“雍、端两人年龄都是十三”，看来这两个人一定不是同母的弟兄了。陶渊明在彭泽县作县令时，下令公田全都种成高粱，说：“这样我就能常醉酒了，便心满意足了。”但妻子和儿子坚决请求种粳稻，他就下令让二顷五十亩种高粱来酿酒，五十亩种粳稻供食用。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自叙也说：“公田的收成，足够做酒，所以顺便求了彭泽令这个小官。”他本希望种的庄稼熟了，一年后离任。然而从仲秋到冬天，他在官仅八十几天，就自动免官离职。所谓的高粱粳稻，都没有能吃到一颗一粒，可悲啊！
参考资料：
陶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语其饥则箪瓢屡空，缾无储粟；其寒则裋褐穿结，絺绤冬陈；其居则环堵萧然，风日不蔽。穷困之状，可谓至矣。读其《与子俨等疏》云：“恨室无莱妇，抱兹苦心。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管仲、鲍叔，分财无猜，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然则犹有庶子也。《责子》诗云：“雍、端年十三。”此两人必异母尔。渊明在彭泽，悉令公田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其自叙亦云：“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犹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职。所谓秫粳，盖未尝得颗粒到口也，悲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