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明妃曲》原文赏析

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原文赏析

　　明妃曲二首

　　王安石

　　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王安石《明妃曲》二首赏析

　　历代文人似乎对昭君出塞这一咏史题材有特殊的感情，从西晋石崇的《王朋君》一诗篇起，一直到清末屡吟不绝，各具风貌。这类题材的诗歌或以悲怨凄凉立意，或从个人遭际着眼，或讥讽汉帝的寡情少恩，或咒骂画工的居心不良，或直言无隐，哀叹国势的不振;或机锋侧出，写下一段翻案文字。“如何一段琵琶曲，青草离离咏不休”(元虞集《昭君出塞图》)，纵观封建时代的众多歌咏昭君之作，王安石《明妃曲二首》算得上这类题材作品中的佼佼者了。王安石论诗有“自出己意，借事相发，情态毕出”(《蔡宽夫诗话》引王安石语)的议论，正可用来评价此二诗。二诗刻画人物动作、心理，形象饱满，抒发情感，寓意精警，耐人寻味。形象与议论的有机组合，赋与了诗歌不朽的艺术魅力，令人赞叹不已。诗云：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王昭君字嫱(一说昭君是字)，南郡(今湖北秭归)人。汉元帝时她被选入宫中，数岁“不得见御”。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与匈奴和亲，昭君嫁给了呼韩邪单于。《汉书》与《后汉书》对此均有记述，唯《后汉书》言其“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似是自愿出塞和亲的。西晋时因避司马昭讳，改其名为明君。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画工弃市”一段增加了元帝按画图召幸宫女一节，说昭君因不肯以黄金贿赂画工，得不到元帝的赏识才被遣嫁匈奴的。后来元帝迁怒于众画工，杀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毛延寿在画工中最善描摹人物，于是就成了后人唾骂的对象。《西京杂记》写成距离汉元帝已四百余年，又属小说家言，本不足信。但晋武帝因嫔妃众多而“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却是史有明文(见《晋书·胡贵嫔传》)，因此，汉元帝以画图召幸宫女也是可能的。

　　封建文人对于这种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与荒谬，往往不能正面触及，至多不过用“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岂能制夷狄”(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批判帝王的昏聩。王安石自然也不能摆脱时代的局限，但他却巧妙地将批判的锋芒藏起，旁敲侧击地以“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二语道之，别出心裁，令人耳目一新。这并非给毛延寿翻案，而是要说明人的气质、风度难于形诸笔墨，别有寓意。清人赵翼评此二句说：“但谓其色之美非画工所能形容，意亦自新。”(《瓯北诗话》卷十一)可谓抓住了问题的症结。

　　抽象议论的成功源于具象描写的动人。作者先抓取昭君辞别汉宫的一个场面，却又不正面描绘她的容颜，仅将一位梨花带雨、鬓脚低垂的悲怨女子推到读者的面前。《后汉书·南匈奴传》中“顾影徘徊，辣动左右”的记述是诗人写作的依据，悲伤的美人更易引起人们的哀怜。“尚得君王不自持”一句即是从旁观者的反应反衬出昭君的动人姿色以及动静相宜的气质、风度。诗人借用元帝眼目观察昭君，给读者也留下了驰骋想象的余地，从而坐实了“意态由来画不成”的议论。

　　两首诗中的昭君形象始终蒙有一层悲怨凄凉的面纱。她时刻思念着家乡，穿完了从汉宫带去的衣服，“可怜着尽汉宫衣”是从细节上刻画昭君的心态。由于语言相异，昭君只有借琵琶传达内心的哀怨，“弹看飞鸿劝胡酒”是从神情上刻画昭君的心态。嵇康《赠秀才入军》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诗句，王安石即袭用此句意，将昭君神情恍惚、若有所思的内心矛盾淋漓尽致地描摹了出来。古人心目中，鸿雁能够传书，一边弹琵琶，一边远望鸿雁南飞，自然是思乡情怀的流露。如果说第一首重在写昭君辞汉的悲怨，那么第二首则重在渲染昭君出塞后的凄凉。二诗中的昭君形象的统一也是理解全诗的一条线索。

　　诗中的昭君形象明显带有诗人的想象成分，除了传达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某种审美情趣外，还带有这一群体的悲剧意识。在封建专制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有能力的人才往往难以主宰自身的命运，他们必须得到高位者的赏识才有可能飞黄腾达。这些人一方面孤标傲世，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寻求知音，以求得心理上暂时的平衡。作者笔下的昭君形象于楚楚动人中弥漫着悲凉色彩，显然也是作者怀才求遇潜意识的表露。二诗作于嘉祐四年(1059)，当时王安石39岁，此前曾写有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余言，指出“万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这些建议未被当政采纳，但王安石并没有因此消沉，他从地方调任京都后，更亟欲一展宏图。写于这一时期的《明妃曲》也就不完全是以古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了。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体现心中潜意识的同时又能超脱于其上，从鸟瞰人生的角度，体味着人间的苦乐。作者以对昭君穷形尽态般的形象描绘为思维依据，高度概括凝练地揭示出人生的哲理。第一首中“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二句，第二首中“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二句，与前述“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二句共同构成了二诗的理智线索，是三个经过提纯的警句。“君不见”二句借昭君家人之口道出了作者的感慨，他以汉武帝的陈皇后失宠幽居长门宫与出塞的昭君相比，意在传达失意之人无分南北的思索。“汉恩”二句又借路人之口道出作者的憧憬，他以昭君自身的遭际为喻，重在表现人对知己的渴求。屈原《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诗人化用此句，吟诵的正是这种人际间感情纠葛的悲欢。

　　由于作者写下“汉恩自浅胡自深”一句，曾引起很大的争议。范冲曾对宋高宗说，安石此诗“坏天下人心术”(见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七)，宋朱弁则借一太学生之口骂道：“若如此诗用意，则李陵偷生异域不为犯名教。”(《风月堂诗话》卷下)宋罗大经认为此诗“悖理伤道甚矣”(《鹤林玉露》乙编卷二)。有人甚至说：“靖康之祸，酿自熙宁，王、秦两相，实遥应焉，此诗为之谶矣。”(清周容《春酒堂诗话》)郭沫若先生则为此句辨白，认为诗句原意是“汉恩浅吧，我也不怨;胡恩深吧，我也不恋”(《]王安石的明妃曲》)。这些讥弹或辨白，似乎都太拘泥于对“汉恩”一句的表面解释，而忽略了下一句“人生乐在相知心”的深层涵义。人类生活除饮食与安全的需求之外，友谊和爱情也是必不可少的，属于人类一种归属或自尊的需求。春秋时的管仲曾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可见古人对知己的看重。“士为知己者死”，封建知识分子为了知己，可以死而无憾。“人生乐在相知心”所反映的正是这种心态，它由感人的昭君故事相引发，更增强了诗句的感染力。

　　从理智线索看，两首《明妃曲》也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三个警句，摇人心旌。它们同以昭君故事为背景提炼，同植根于诗中昭君的形象线索，借其哀怨之情升华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精警议论，极大扩充了诗的内涵。二诗之妙就在于与昭君故事的离合之间，借题发挥，卷舒自如地宣泄出作者对人生的思考。不同时代的人都可以从三个警句中找到自己感情共鸣的位置，这也许正是它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原因。此诗一出，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等人皆有和作，也说明了二诗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功。

　　一般说来，唐诗主情韵，宋诗主议论，《明妃曲》二首则情韵与议论并胜。据说王安石少年时“以意气自许”，为诗“不复更为涵蓄”，后来“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宋叶少蕴《石林诗话》卷中)。二诗恰作于他中年以后，显示出其诗风演化的痕迹。然而也正因为二诗人物形象的丰满动人，致使一些论者认为作者主旨在表现昭君眷恋祖国的悲怨之情，并超出了个人恩怨之外。诗无达诂，形象大于思维，这种论断也有合理之处。扑朔迷离的诗歌意象也许更能令读者神往，给人以充分咀嚼回味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