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杨贵妃鸣冤?
鲁迅为杨贵妃鸣冤?
关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在历代诗词歌曲中有诸多反映。
鲁迅有过一个以杨贵妃为主题的写作计划，他对许寿裳、郁达夫、孙伏园、冯雪峰等许多关系亲密的友人都曾谈起过，有些情节的设想已经相当具体，可见不仅他的计划是认真的，而且已经有了创作的兴奋。1924年暑期，西北大学邀请鲁迅到西安讲学，他觉得正好可以体味一下大唐旧都的实地风光，便欣然答允。然而这一次旅行的结果却是让鲁迅打消了原有的念头，其中缘由颇有意味。
关于鲁迅想要写的《杨贵妃》，许寿裳、郁达夫的回忆说它是一部长篇小说，鲁迅本人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夫人的信中也说到“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但当初陪同鲁迅去西安的孙伏园以及在西安负责招待鲁迅的李级仁都明确地说他计划写的是一部剧本，并且都具体说到鲁迅向他们谈起过某些剧情的安排，这显然也不可能是误记。看来鲁迅对长篇小说和剧本都有过考虑，只是并未作最后的决定。
但不管是小说还是戏剧，主旨和基本的内容应该是一致的。对此郁达夫在《奇零集》中回忆说：“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心里有点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所以梧桐秋雨，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记忆的情节也大略相似。作为剧本的《杨贵妃》，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中回忆说：“鲁迅先生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恰好李级仁的回忆与孙伏园所说形成了补充：“鲁迅先生来西安讲学，我任招待，曾两次到他的寝室中去。谈到贵妃的生前、死后、坟墓、遗迹等，记得很清楚，说要把她写成戏剧，其中有一幕，是根据诗人李白的《清平调》，写玄宗与贵妃的月夜赏牡丹。”
看来鲁迅去西安时心中考虑的主要是剧本，而且，按孙伏园“全剧为三幕，每幕分别以词牌为名”的说法，其中两幕已经是可以知道的，即《清平调》和《雨淋铃》。近时日本学者竹村则行有专著《杨贵妃文学史研究》问世，他认为鲁迅所拟两幕的名称都有历史沿袭的成分，所以根据历代杨贵妃文学的主要素材，推想鲁迅所拟的另一幕或许为《舞霓裳》，即《霓裳羽衣曲》的简称。他又根据诸家回忆录所记，对鲁迅拟想中的《杨贵妃》剧本作出假设性的“复原”：第一幕《清平调》，写玄宗与杨贵妃情爱正浓的情形，主要场景为二人在兴庆宫沉香亭畔赏牡丹，召见翰林供奉李白，李献《清平调》词三首;第二幕《舞霓裳》，写二人情爱在貌似热烈的气氛中无奈地衰减，主要场景为七月七日长生殿密誓，以及在之后的宴饮中贵妃作霓裳羽衣舞，至安禄山叛变;第三幕《雨淋铃》，写二人情爱的悲剧结局，主要场景为马嵬坡事变，玄宗以不能庇护为借口任凭杨贵妃被害，继而在逃亡途中又回忆起往日情景，而懊悔莫及。这当然未必是鲁迅准备写出的《杨贵妃》;但既然他没有写出来，这样的猜想也还是很有趣的。我们知道鲁迅打算把杨贵妃之死处理成玄宗假兵乱之机解脱已感厌倦的情网，这种情节可能酿成的心态是极其复杂的，以鲁迅的冷峻之笔，如果真的写出来恐怕不知是怎样令人心惊。
鲁迅写作《杨贵妃》的计划因西安之行而变得热切，也因此行而彻底灰冷。论其原因，首先是他到达西安之后所见景象衰败、暗昧而颓废，破坏了他对古都原有的想象。再就是陕西军阀刘镇华滑稽而蛮横的举止，大概也令他败兴。刘当时以督军兼省长，是西北大学的创办人，也是此次举办暑期学校的实际发动者，他广邀文化名人来陕，本有为自己沽名钓誉的用意。暑期学校讲演完毕后，刘镇华邀请鲁迅去讲武堂讲演，鲁迅回复他说要讲也只能讲中国小说史，别的不会，不肯答应刘镇华请他另换一个题目帮忙捧场的示意，结果弄得“兼座”大不高兴，几乎扯下面皮。当时的《新秦日报》透露了这消息，被罚停了几天刊。总之十多天住下来鲁迅心情大坏，后来他在给山本初枝夫人的信中说：“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摹想的好。”
鲁迅终于没能写成他的《杨贵妃》是令人遗憾的。但要说这后果完全缘于那次西安之行，却未必得其真实;换言之，即使鲁迅没有在西安受挫的经历，这部小说或剧本恐怕也不可能写成。杨贵妃的文学故事包含了各种华丽的因素：宫廷风情、帝王生活、权力斗争、突发兵变，以及美貌、恋情和悲惨的死亡，极富浪漫气息，不管鲁迅看待它的眼光如何较前人为尖锐，上述基本特质是不可能清除掉的。而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势的贫弱、艰困、暗昧，足以阻止任何感受敏锐的人进入到那种华丽和浪漫的故事氛围中去。鲁迅说西安“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别处又何尝能见到“唐朝的天空”呢?盛唐一直是中国人的旧梦，然而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尤其对于鲁迅这样具有诗性敏感的思想者来说，这个梦已经不再有在文学中存活的能力。西安之行只不过使必然的结局更早显现而已。
说起鲁迅人们容易想到他的强烈的反传统立场，其实他对“传统”是有区别和选择的。他所不喜的，主要是宋以后文化的保守气息，说“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对明、清高度强化的专制所造成的普遍性的人格奴化现象，更是格外憎厌;而论及汉唐“豁达闳大之风”，鲁迅则多有称美，并曾具体地说到：“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不是说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评价我们必须一律遵从鲁迅，但他取舍的准则确实值得我们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