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咏怀诗及其与杜诗的比较
刘禹锡的咏怀诗及其与杜诗的比较
中国文学史上多咏史怀古之作，其中刘杜尤为著名，他们之间有何异同呢?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是中唐时期的优秀诗人。他与柳宗元、白居易志同道合，诗才并举，又友善，故有“刘柳”、“刘白”之称。贞元九年，他(21岁)与柳宗元同榜登第，又中博学宏词科，官监察御史。他一生失意，动辄得咎。唐顺质宗永贞元年，和柳宗元参加了王叔文的政治革新活动。不久王叔文失败，他被贬为朗州司马，时年34岁。后又贬为连、夔、和三州刺史。56岁时调回京都，任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太子宾客等职，官终检校礼部尚书。
在刘禹锡的八百多首诗歌中，最见功力的是立意高远的咏史诗，他的咏史怀古诗在题材范围特别是思想深度方面较前人有进一步拓展――初唐以前的咏史怀古之作，多摹写叙述古人古事或借以叹咏个人遭遇。从最早的班固的题名“咏史”诗到曹植、王柴的咏史之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常常专咏一事，虽然有时也有一些寄托，但是并没有多少咏怀的成分。此时，咏史和咏怀是径渭分明的。直到盛唐李白、杜甫诸家，才较多地从不同角度接触社会问题，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刘禹锡继承和发展了李杜创作的优良传统，站在总结历史教训、探索历史规律的高度，并将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以古鉴今，借古讽今，从而使这些作品既有深厚的历史感，又有鲜明的时代感，且反映出作者求真求善的审美取向和求实求变的哲学思考，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强烈的理性光辉。无疑，这是对咏诗发展的.有力推动。
刘禹锡今传咏古诗共四十余首，其间尚不含涉及古人古事、借典抒怀的作品，这个数目虽只占他八百余首诗作的百分之五，但也可与李白相领顽，远远超过了代和同时期其他诗人所作，而思致之深远，艺术之精进更足以方驾李、杜而为其余者家所不及。称他为中唐最工于咏古的优秀诗人实不为过。论及其咏史佳作《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金陵怀古》等，赏叹者以为“此等诗何必老杜”，翁方刚《石洲诗话》认为“……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这当不是溢美之词。
然而刘杜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下面分别举其怀古诗一首，并进行比较：
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马嘶古道行人歇，麦秀空城野雉飞。风吹落叶填宫井，火入荒陵化宝衣。徒使词臣庾开府，咸阳终日苦思归。《荆门道怀古》(刘禹锡)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杜甫)
相比之下，杜诗作于夔州，以己之漂流比庾信之萧瑟，刘诗作于南迁途中，同僚(柳宗元)流散，抱负理想均趋幻灭。两人所处时域相异，但身世心境，则相通无碍，然而，仔细揣摩，两诗给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方东树解释说：“(刘诗)少成语顿挫，又无自己在诗内，所以不及杜公”，刘禹锡被称为“诗豪”，人品诗品均是遇挫不折，“其锋森然”，确实少了几分温柔敦厚，沉郁顿挫，所谓“无自己在内”，杜诗纯是将自己比作庾信，而刘诗所谓“徒使词臣庾开府，咸阳终日苦思归”，实有江山寥落，故国不在，庾信之哀泣亦是徒劳之意，比杜氏相比，少了一份同情，多了一份外在的直观。这种以冷峻的态度旁观世事荣枯，并由此得出“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一类的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文学史上的咏史怀古诗歌，大多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作为现实主义诗人，刘禹锡更是如此，众所周知，由于参加“永贞革新”，刘一生多难，从三十四岁开始，直到五十七岁，度过了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远谪年犹少，放归鬓已衰”，这种磨难，对他一生的命运来说，是不幸的，却给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源泉和动力。所谓“愤怒出诗人”，刘禹锡的大量诗文，都是他在被贬期间的发愤之作，他往往从地方风物来起笔评论古史，书写时艰，寄寓思古之幽情，把咏史与咏怀古迹溶为一体，相比起来，刘的借古讽今之作，似乎比杜诗更有针对性，诗人生命沉沦的悲凉感恨，赋予其怀古诗作以反思历史的力度和体察人生的深度，刘禹锡的《蜀先主庙》堪称代表之作，诗云：
“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株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诗咏蜀先主庙，而无一语道及“庙”字，全写西蜀盛衰，在此盛衰过程中，尤为突出地指出了“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这关键性的一点。从历史上看，西蜀之盛，在于先主刘备得一诸葛贤相：西蜀之败，在于刘禅庸弱无能，不会用人。因而就史实和诗的性质而言，确是在咏史：然而在咏史的背后，又何尝没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愤慨而不明言，借咏史以抒发之，打通今古，令人于历史相似性的联想中更深刻地认识现实，无疑愈发增加了诗作的内在意蕴，强化、深化了诗人讽刺抨击现实社会的力量。这种力度和深度不独表现于上述二诗中，而且在其他同类作品中也清晰可辨：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蔡州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金陵怀古》
故国荒台在，前临震泽波。绮罗随世尽，麋鹿占时多。筑用金椎力，摧因石鼠窠。昔年雕辇路，惟有采樵歌。《姑苏台》
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马嘶古树行人歇，麦秀空城泽雉飞。风吹落叶填宫井，火入荒陵化宝衣。徒使词臣庚开府，咸阳终日苦思归。《荆州道怀古》
对杜甫来说，八年的安史之乱，以及漂泊西南时期，叛军的铁骑，军阀的混战，使他受到战乱的冲击与战争的洗礼，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无限关注，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这是他诗歌能够深刻反映现实的原因所在，同时，他又是一位富于同情心并有着丰富感情的人，他的诗大有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之概，梁启超称之为“情圣”，他将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怀，一寓于诗，尤其是七律，紧紧扣住自己的生活经历，把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危难，溶于个人的咏怀抒情之中。然而杜诗多书写对国家局势的忧念和对太平盛世的向往，而决少对现实的鞭挞、朝政的指斥，刘禹锡则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执政者，赋予咏史诗以美刺之旨。可以说，杜甫侧重于忧，而刘禹锡侧重于“讽”。
同时，由于刘禹锡有着更为进步的历史观，其政治见识似乎也比杜甫更为高明。他的怀古诗在思想上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不仅善于托古言志，借古讽今，也很善于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表明一个同时是政治家和哲学家的诗人对社会的很有见地的看法。也就是说，他的怀古诗既能就事论事，又能透过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去观察和发现社会发展的一定趋势。他在怀古诗中，把这种种社会现象加以归纳，提出了“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金陵怀古》)的哲学观点，即强调人的社会活动对于社会发展变化的决定的作用，否定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支配作用。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使得他的怀古诗具有了深刻的哲理性。而这在杜甫的咏怀古迹中就很难寻觅。显然就总体而言，杜甫的成就是刘禹锡所望尘莫及的，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他们在咏史诗的发展史上相互辉映，各有千秋，在诗歌的发展史上都耸起了巍峨高大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