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两晋南北朝文人诗序论略
汉魏两晋南北朝文人诗序论略
汉魏两晋南北朝文人诗序论略
蒋振华
内容提要 考察汉魏两晋南北朝文人为诗作序的情况，大体分为自序和他序两种。这些诗序
构成诗歌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交代创作缘起、延展创作主旨、注解物理事象、发表
文学见解、和合创作潮流等叙事、抒情、阐释、说理、审美、导读等功能角色。
关键词 诗序 功能 话语
序，作为一种文体，始出现于汉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诗大序》属于为他人之作而序的情形。另一种情况则是为自己的文章书籍而作，如《后汉书·冯衍传》云：“(衍)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肃宗甚重其文。”据郭英德先生统计，《后汉书》共著录文体六十二种，“自序”为其中之一（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可见序在汉代的写作已然成风。这种文体的功能或作用，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称其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亦即按次第叙说事或理，故《文心雕龙·论说》云：“序者，次事。”
考察汉魏两晋南北朝文人为诗作序的情况，大体也分为上述他序和自序两种，但绝大多数为自序。这些诗序的创作经历了由汉代开始出现到魏晋繁荣昌盛，至南北朝相对消歇的发展过程，构成诗歌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叙事和议论等功能，有着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探究于此，更有利于学界认识“序”体在此时期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
这一时期的文人诗序，在表现形式上区分为诗人单个诗题下的诗序（包括组诗中的总序和分序，或称为大序和小序）和为诗歌总集作的序。前种形式即为自序，后种形式即为他序（但诗集中也包括作序者的诗作）。
在我们较为完全的统计中，此时诗序凡一百四十四篇，其中汉代计五篇，三国计十篇，两晋计八十五篇，南朝计四十三篇，北朝计一篇。其中自序一百三十四篇，占压倒多数；他序十篇。在自序中，单篇之序计一百零四篇，汉代三篇，两晋六十四篇，南北朝三十三篇。组诗之序计三十篇，其中有总序和分序者两篇，即束皙《补亡诗六首序》，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序》，类似于《毛诗》之大小序；只有总序而没有分序者所占比重最大，有二十五篇；统摄于同一大诗题之下只有分序而没有总序者三篇，即陆云《赠顾骠骑诗二首序》、《赠郑曼季诗四首序》，郑丰《答陆士龙诗四首序》。
从文人为自己诗歌作序的情况看，其序篇数量的多少也大体和他的诗作数量的多少成正比，甚至与他在文学史上成就的高低成正比，这个现象说明诗序的成就和地位与作家的成就和地位相映成趣，即作家成就的高低决定或影响诗序的被取舍。分朝代阶段来看，三国时期，以曹植诗歌成就最高，其诗序数量也最多，为四篇。两晋诗歌无疑以二陆、陶渊明为出类拔萃者，他们的诗序也是最多的，二陆均为六篇，陶渊明为十五篇。南北朝为诗序创作的消歇期，但诗歌成就较著者如谢灵运、鲍照、江淹、
萧统、萧纲在诗序作者中仍然为数量之多者，分别为十二篇、二篇、三篇、二篇、三篇。上述情况表明，诗序作为一种有诸多功能的文体，已被文人诗家们越来越普遍接受和认同，与诗歌一起构成有机整体，共同完成文学创作活动。
从文人为诗歌总集（或为他人之诗）作序的情况来看，在现存的十种序文中，也以两晋所作数量最多，凡六篇，分别为程咸《华林园诗序》，石崇《金谷诗序》，王羲之《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释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佚名《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这也说明两晋为诗序创作的旺盛时期。其余四篇他序分别是东汉《毛诗序》，南朝宋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南朝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南朝梁徐陵《玉台新咏序》。上述序中，多为写景状物的山水诗之结集作序。
二
此一时期的单篇与组诗之序，从诸多方面立意属笔，发挥出丰富多彩的功能和作用。它们既是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繁荣了此时期的散文创作，尤其对南北朝山水小品文贡献突出。
为赠别和应答之诗所作的序，补足此类诗歌题材的主旨，是单篇与组诗之序的一个重要功能，在诗序中所占数量最大，初步统计有三十九篇，其中尤以两晋所作诗序最多，占三十一篇。
赠答诗之序在补足作品主题的功能上，其表现形式主要有如下两种：一是交代赠别之由，申述赠别的背景材料，具有叙说缘起，充当叙事语体的功能角色，使诗作涂抹上“史”的色彩。如曹植《赠白马王彪并序》，应亨《赠四王冠诗并序》，陆机《答贾谧诗并序》，江伟《答弟广平贺蜡诗序》，谢灵运《赠安成七章并序》、《赠从弟弘元诗六章并序》等。在这几篇诗序中，曹植《赠白马王彪并序》堪称代表，最具叙事语体的“史”的功能，其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此序除了补足写诗之缘由，其创作意义还在于暗示了汉魏禅代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和魏室诸王的历史命运，其叙史价值非常明显，检校陈寿《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其中有云：“（黄初）四年，（任城王）朝京都，疾薨于邸。”陈寿闪烁其辞，为尊者讳，对稽曹植此诗序，则曹彰之死因昭然若揭，故诗序还以历史本来面目。
在申述赠别应答之由的诗序中，以对方迁官、徙职、征调上任之因而赠诗作序者之数量最为可观，这些序文承担着人物系年的叙事作用，也是一种叙事语体。此类诗序篇幅一般短小，写作平实质朴，粗略统计约十一篇，其中傅咸、陆机、陆云、潘尼、陶渊明、谢瞻、谢灵运等诗坛宿将都有此类诗序。如陆机《答贾谧诗并序》云：“余昔为太子洗马，鲁公贾长渊以散骑常侍侍东宫积年。余出补吴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为尚书郎。鲁公赠诗一篇，作此答之云尔。”这个诗序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文人系年信息，元康六年即公元296年，陆机“入为尚书令”，是他与弟云二度入晋朝，是年，张华为司空，其政治活动也愈益频繁，陆机兄弟参与其中；同年，以贾谧为中心的“二十四友”集结形成，陆机兄弟亦参与其中；又同年，石崇召开诗坛盛会“金谷之会”，随即有《金谷诗集》的诞生。而序中所云陆机与贾谧诗作往返酬答，足见贾、陆在“二十四友”中创作活动之盛，也证明了陆随贾之殷勤密切。
二是于赠别之际，多诉安慰、奉劝之怀，以表相思怀念之款，暗示双方情谊之深，亦作为对诗歌主旨的补足。此类诗序多半充当抒情语体的功能角色，其著者有曹植《离友诗三首并序》，陆机《赠弟士龙诗十首并序》，陆云《赠郑曼季诗四首并序》，陶渊明《答庞参军并序》，傅咸《答辛旷诗序》等。如陶氏《答庞参军并序》云：“三复来贶，欲罢不能，自尔邻曲，冬春再交， 然良对，忽成旧游。俗谚云，数面成亲旧，况情过此者乎？人事好乖，便当语离，杨公所叹，岂维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老病继之。辄依周礼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此序申足诗歌怀忆相思之感，字里行间亦含对故交好友的离别深情，造语平淡却情蕴深厚。从风格上讲，陶渊明的十五篇序（为此一时期
诗序数量最多者），如同其诗歌一样，也表现出为苏轼所指称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趋势。
为抒怀、感时、咏物、颂赞之诗所作的序，大多发挥着阐释、演绎的功能和作用，充当诗歌的'导读语体之功能角色。这类诗序主要有张衡《四愁诗并序》，石崇《楚妃叹并序》、《思归引并序》，陆云《赠顾骠骑诗二首序》，郑丰《答陆士龙诗四首序》，刘琨《答卢谌诗并书》，卢谌《赠刘琨诗二十章并书》，曹毗《双鸿诗序》，苻朗《拟关龙逢行歌序》，范泰《鸾鸟诗序》，鲍照《松柏篇并序》，范晔《双鹤诗序》，王叔之《伤孤鸟诗序》等。以张衡《四愁诗并序》为例，其阐释话语尤显必要，因为诗中所写人物、指称深邃晦涩，故序文有诠释之语云：“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为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再如曹毗《双鸿诗序》云：“近东野见有养双鸿者，其仪甚美，又善鸣舞，虽志希青翠之游，身非己有，物之可感，良谓此也。”曹毗的《双鸿诗》今不存，但序文阐释的以物观人的事理，多少演绎了诗人的人生感悟，由此序可以推知诗歌蕴含的基本内容。四言诗在此一时期没有完全退出诗坛，在赞美、颂扬人物令德、美誉、才思和勋功等题材上，此体多为所用。由于赞颂之体，“纤巧曲致”，“促而不广”（《文心雕龙·颂赞》），因此，作诗者以序来伸展阐发，衍释四言与颂赞两体的局促与曲致，也是势所必然。此类诗序如陆云的《赠顾骠骑诗二首序》《赠郑曼季诗四首序》、共五篇，郑丰的《答陆士龙诗四首序》共三篇。以郑丰的《鸳鸯》六章之诗序为例，其阐释性话语明白通彻，使诗歌的典雅奥涩趋于淡泊浅近，其序曰：“鸳鸯，美贤也。有贤者二人，双飞东岳，扬辉上京，其兄已显登清朝而弟中渐，婆娑衡门，然其劳谦接士，吐握待贤，虽姬公之下白屋，洙泗之养三千，无以过也。乃肯垂顾惠我好音，思与其游道德之乐，结永好之欢云尔。”这不单是对诗题的阐释，也是对晋伐吴时重臣张华所云“伐吴之役，利获二俊（陆机、陆云）”的权威话语的一种阐释。此类诗序多为组诗名义下的小题而写，如上举陆云的释《有皇》、《思文》、《谷风》、《鸣鹤》、《南衡》，郑丰的释《鸳鸯》、《兰林》、《南山》，此外，束皙的《南陔》、《白华》、《由庚》、《崇丘》、《由仪》诸诗虽不为颂赞之辞，但其序都是对这些题目的解释，故亦属阐释语体。
通过诗序之体来阐述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文学思想，《毛诗大序》首开先例，从此序者争相为作，与此一时期文学理论争鸣的主流趋势遥相呼应。此类诗序充当发表理论见解的议论语体之功能角色，共同促成文学思想的繁荣。其表现形式有如下两种：
，曹植《鼙舞歌五首或是直接议论，序文各自从不同角度阐述文学观点，此类诗序有《毛诗大序》
序》，傅玄《拟四愁诗四首并序》，石崇《王明君辞并序》、《思归引并序》，陶渊明《游斜川并序》，谢灵
第一文库网 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并序》，鲍照《代白纻舞歌词四首并序》等。在这些诗序中，除《毛诗大序》较为系统全面表达诗歌理论外，余者林林总总，或突出一点，或兼论几方，议论语体简洁明晰。如曹植序强调对乐府诗的求新变，傅玄序对张衡七言诗的评价，称其“体小而俗”，石崇序对音乐新声的重视，陶渊明序主张诗歌与山水之美的结合，谢灵运序强调诗歌风格、文学风格与诗人作家人生遭际、时代环境之关系，鲍照序主张追求文、雅，江淹序强调审美趣味多样性和文体风格多样性的兼容并包，并提出了一些文学批评理论如反对贵远贱近、重耳轻目。上述序文都是通彻明朗的文艺性散笔，短小精悍，见解透辟，开文艺性杂文之先绪，如上引谢灵运诗序中的几篇小序，文体简约短小，字字珠玑，作为议论语体，概括精到。如《王粲》序云：“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又如《徐干》序云：“少无宦情，有箕颍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辞。”又如《刘桢》序云：“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或是借赠诗作答以观赏之态带出对文学创作的看法，此类序文属于随机而发的反射性语体，往往点到为止，委婉含蓄。主要有傅咸《答潘尼诗并序》，刘琨《答卢谌诗并序》，卢谌《赠刘琨诗二十章并序》，康僧渊《代答张君祖诗并序》，荀济《赠阴梁州并序》。以傅咸序为例，其序云：“司州秀才潘正叔，识通才高，以文学温雅为博士。余性直，而处清论褒贬之任，作诗以见规，虽褒饰之举，非所敢闻，而斐粲之辞，良可乐也。答之虽不足以相酬报，所谓盍各言志也。”傅咸品评潘尼之诗，以“斐粲之辞”
画龙点睛地予以评点，简省恰当，顺势带出“诗言志”的创作意图，随机生发。这种对潘尼诗点到为止的品评，实为后来钟嵘《诗品》评潘尼诗“文采高丽，并得虬龙片甲，凤皇一毛”张本。由上观之，这类反射性语体的诗序，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繁富既有某种启迪作用，又丰富了此一时期的文学思想。
在此一时期的单篇与组诗之序的话语系统中，还有一种写景、纪游的话语，帮助读者见证作序者对山水景色之观游，我们称之为见证语体，它们充当引领读者进入山水景物之审美境界的导游功能角色。此类诗序主要有：袁山松《白鹿山诗序》，湛方生《庐山神仙诗
三
前已述及，在此一时期的文人诗序中，为诗歌总集所作之序凡十篇。其中八篇为写山水与游览的诗集而作，八篇中又有六篇序三月三日祓禊诗。此类序文，多纪览游之胜，状山水之美，操山水与审美之话语，充当娱神怡情之功能角色，在诗序中独树一帜，其功能形式表现为：
一是纪文士诗人自发的游览之旨趣，抒发其游山玩水之乐，描写那青山秀水之美，诗序语言为主动作序之话语，此类诗序有石崇《金谷诗序》，王羲之《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佚名《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如石序有云：“金谷涧中，有清泉茂林……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又如王序有云：“会稽山阴……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泉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佚名之序有云：“（石门山中）双阙对峙其前，重岩映带其后……其中有石台石池，宫馆之象，触类之形，致可乐也。”从所引中得知，诗序普遍写山水之乐，充分发挥着愉心乐意之功能。
二是记文士诗人陪侍帝王游览之趣，既写山水之美、游赏之乐，又抒群臣赋诗之乐，诗序语言为诏命作序之话语。此类诗序有程咸《华林园诗序》，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如颜序有云：“松石峻峗，葱萃阴烟”，“情般景遽，欢洽日斜”，“并命在位，展诗发志”；王序有云：“于时青鸟司开，条风发岁，粤上斯已，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树草自乐”，“今日嘉会，咸可赋诗”。此类诗序话语，与上一类之功能角色一致。有趣的是，在所有十篇诗集之序中，作者均借作序之机不同程度地表现为文学理论、文学思想、
文学观念之话语，就连最简短的程咸《华林园诗序》也有“诏延群臣作诗以颂之”的诗可以颂的观念表述。撮其主要思想理论条述之，则为：《毛诗序》总论诗歌之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社会作用；程咸序涉及诗的功用；石崇序云诗可以“叙中怀”；王羲之序认为山水可以娱情，诗可以表现山水之美；孙绰序云诗“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释慧远序阐述诗歌创作中的虚静内观的心理状态；佚名序强调作家要善于发现自然之美，积极感受山水之“神趣”，追求精神上的愉悦，认为诗人之感情缘自于山水之中；颜延之序云诗可以“发志”；王融序云“载怀平圃，乃眷芳林”，诗人感物而抒怀；徐陵序从理论上确立了一个诗歌流派——宫体诗的存在。这些诗序话语，反映了山水诗在这一时期兴盛的原因和发展脉络，大致为山水之美对欣赏者的感发以及欣赏主体借山水以畅情化郁，也即山水客体与诗人主体互动之所致。它们与此一时期文学理论领域的主流话语相配合，共同繁荣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潮流。
综上观之，汉魏两晋南北朝的文人诗序，既是多功能多角色的文学话语形式，又是短小优美的散文，尤其是赏心悦目的山水小品文，而更多的则是审美与文学理论话语，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因此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作者简介］蒋振华，1964年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发表过专著《汉魏六朝道教文学思想研究》等。
·札记·
韩愈《黄陵庙碑》辨误
韩愈《黄陵庙碑》云：“刘向、郑玄(石本玄作康成)亦皆以二妃为湘君。”(宋魏仲举《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康成，即郑玄的字。按此处的郑玄当为郑司农(众)(说证详下)。刘向“以二妃为湘君”者，见《古列女传》卷一《有虞二妃》。其云：“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而郑玄并不以二妃为湘君。《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之从也”条郑玄注：“《离骚》所歌湘夫人，舜妃也。”(《礼记正义》卷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196页)可见，郑玄是以舜二妃为湘夫人。郑司农(众)的著述隋前已散佚，而据《山海经·中山经》“帝之二女居之”条晋郭璞注“郑司农亦以舜妃为湘君”(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0页)可知，郑司农以舜二妃为湘君。郑司农即郑众，东汉初年人。因其“建初六年，代邓彪为大司农”（《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25页)，又因其与同时但略晚的宦官郑众同名同姓，故后人以其官名称之为“郑司农”。郑玄(康成)为东汉末年人，晚于郑司农(众)，故世称郑司农及其父郑兴为“先郑”，而称郑玄为“后郑”。据上考证，韩愈《黄陵庙碑》文中“郑玄(康成)”当校正为“郑司农(众）”。原其致谬之由，盖韩愈误记耳。兹检韩文诸古本及今人诸校注、译释本均未见考正，故特予辨之。
（叶修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