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盐引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是大清政府大肆套财的手段之一。全国各地的盐商数不甚数，清王朝的户部，以大量印盐引来补充国库，康熙年间的盐引泛滥成灾，盐引制曾一度面临取消的危机。
雍正初，康熙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国库空虚，天灾不断，贪官遍地，无论朝廷拔多少款都被地方们瓜分，为了四处赈灾筹银，雍正下令抄了很多官贪的家财，还严令禁止户部“超发”盐引，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才挽救了所谓的“康乾盛世”。
乾隆登基，雍正打下了扎实雄厚的基础，使“康乾盛世”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其中，盐引制也扭转了颓势，大量的盐商们捐纳赈灾，使得国内的灾民屡屡得到安抚，这些盐商们都得到乾隆的嘉奖。
乾隆曾六次下江南，就接见过当时的“八大盐商”，仅在扬州一地，徽州盐商的资本就相当于当时国库存银的一大半。
盐商为什么如此有钱？并不是因为他们垄断着全国的盐业市场，而是由于盐引的存在。
据《清朝野史大观》:“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百万家产还是“小商”。
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南巡至扬州，扬州盐商花几十万两白银为他修建行宫，又修葺大虹园（今称瘦西湖），供其玩赏。一日乾隆游湖，曾对“边上的人”感叹:“盐商之财力伟哉！”（《高宗南巡遗事五则》）
可惜的是，时间仅仅过了3年，即乾隆三十三年，新任“盐政”查账，发现在他之前的二十年里，“盐政”的宫吏们私自“超发”盐引，从中克扣、提留“引银”竟达一千多万两。乾隆大怒，许多官吏和徽州大盐商都被抓捕至北京问罪，其中包括纪晓岚等知名“要员”(纪因此受到牵连，而被发配新疆)。这就是著名的“两淮盐引案”。
“两淮盐引案”为“纲盐盐引”的没落埋下了伏笔，但真正的改革是在70年以后，即清道光十二年，清政府为了消除盐业“引商”们的暴利进而改革《盐法》，改“纲盐制”为“票盐制”，对持有盐引“窝本”的庄家与大户课以“重税”，新式盐引被称为“盐票”，价格随行就市，以此打破盐业的垄断与专营。
票盐制
票盐制的利害之处并不是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引的垄断，而是取消了行盐地界，即“引岸”(也称“赴岸”)限制，“招贩行票，在局纳课，买盐领票，直运赴岸，较商运简捷。不论资本多寡，皆可量力运行，去来自便”。
票盐制虽然保留了各种盐引的手续，如“行盐”等等旧规，但盐票可以“越界竞争”，“官督商销”(《清史稿·食货志》)，该政策实行以后，盐价“暴跌”，“楚西各岸，盐价骤贱，民众为之欢声雷动。”显见的效果是“打压盐价”，作为“庄家”的大户盐商纷纷“崩盘”。
当时各种著作之中都曾记载过此次“盐改”的台前幕后——“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既掠之于商”(梁启超：《淮盐平议》)、“由是群(盐)商大困”、“盐商顿变贫户”。
盐商们交不起朝廷规定的重税，又没生意可做，于是家产被“抄”;屋舍园林，一律“罚没”;家族子孙，流离失所，甚至外出乞讨。“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红楼梦》语)，正是当时十分真实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