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太平军资料，有个现象引人注意：有文化的人很少参加，极少数参加的，几乎没有贯穿始终。这既归根于首要领导人洪秀全，也符合太平军兴亡的历史逻辑。
兴兵初期少有文人跟从洪秀全和冯云山，虽然在家乡广东竭力宣传，但在比较开放、比较有文化的广东，他那些只能蒙骗小孩甚至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天话”，不会有什么市场。更何况，洪秀全此时为人怪诞、名声很差，不可能贏得多少同乡的信从。因为无法立足，最后洪秀全只好转到广西深山。由于冯云山多年锲而不舍、艰苦细致的努力，才吸收了一批信徒，结果，“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
公开造反初期，读书人参与的，除共同策划“立国”的冯云山、石达开外，还有其他很少的几个人：卢贤拔、曾钊扬、黄玉昆、赖汉英、何震川、曾水源、黄再兴等。他们有的是主动参加，有的是因亲戚牵连而参加，有的是被裹胁而不得不参加。读书人一则有传统文化的正负面影响，二则有基本的人生社会常识，难于无保留地信从荒诞胡说。这正是洪秀全所讨厌、所忌讳的。他不但要成为政冶、宗教的权威，还要成为文化上的权威。于是，有文化者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从宗教和功劳而言，明明应当成为第二号人物的冯云山，被压到第四号，原因固然很多，但洪秀全的偏见是决定性因素。不然，即使因现实需要而提杨秀清于冯云山之上，也不应再让萧朝贵也居于冯云山之上。作为参与策划“立国”的石达开，如果讲能力，可以排在第二三位，结果被排在第六位。
洪秀全在排座次中明显地贬抑有文化者的思想意识，当然会得到杨秀清等无文化之人的赞同。于是成了太平军的用人原则。这样一来杨秀清当然也大力实行蒙昧主义。他要所有部下绝对服从，盲目服从，不要你明白的不可明白，不要你知道的不可知道，以便他提高权势和实行种种暗箱操作。于是，最初参加造反的其他几个通文墨的人，在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后不几年里，要么逃之夭夭，要么被杀掉。下面分别说说。
军中文人难有善终
卢贤拔。造反之初，人们称之为卢先生。他与杨秀清是亲戚，又为洪秀全写过不少东西，重要典章制度也由他奏请施行。到南京不久，调到东王府任职，提升很快。在调东王府之前，曾请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阻止洪秀全焚烧四书五经。进东王府后，又用老办法，说是“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制止洪秀全毁尽古书。这时，他已被封为镇国侯，第九号人物。
就在制止洪秀全毁尽古书之后不久，因与妻子同宿，犯了“天条”当斩。由于杨秀清力保，“革职戴罪立功”。“天父下凡”说古书不可尽毁，但洪秀全又不甘心让“妖言”流传，就成立删书衙并且亲自抓，并让卢到删书衙删改五经，并且主持编纂“太平天国”史。因此，卢没有卷入后来的太平军最高层内讧,也就没有被作为杨党而消灭。随后.他还是尽快出城逃离南京，不知去向。当然是鉴于内讧的残酷，自身全无安全感，同时也是对太平军的绝望。
曾钊扬。乡村私塾教师，随其叔父曾水源参加造反。参与太平军早期檄文的写作，后来改为记述天王言行。1853年底，升到天官副丞相。在东王府理事。他对杨秀清的心腹侯谦芳很看不惯，所以删书衙成立后，主动要求从东王府调去这个无实权单位。
曾钊扬对诸王的品性比较了解，也有清醒的看法。在韦昌辉被杨秀清打了数百大板却十分恭顺逢迎的表演结束后，他明确向熟人说：“北王阴恶而残刻，今扶之而不怒，其心叵测。”非议的是韦昌辉，却犯了杨秀清的忌。杨秀清极忌有人道破最高层矛盾的真相，尤其是诸王中貌服心不满的底蕴，于是在1855年3月，假托“天父”名义，给他一个“不杀为奴”的惩处。三个月后，又杀了他叔父曾水源，他因不在东王府了，逃过一劫。
他对石达开较尊敬，两人关系较好。洪杨内讧、石达开被逼出走后，他向洪秀全要求去劝说石达开回南京。得到洪准许后，根本没有去找石达开，而是借机跑得不知去向。他是深受杨秀清迫害之人，洪杨内讧后不存在个人安全问题，出走全然是对洪秀全和太平军不抱任何幻想。
何震川。与前两人同为太平军中主要笔杆子，而只有他是秀才。他去应北闱乡试时，写了文章到处送给两广籍京官看,文中多有不满清廷之言，人家看了都怕。没有中举人，就更加愤懑。太平军造反时，一家二十几口都参加了，不多久，家人大多死于战争中。他起初为洪秀全写诏旨，后来专门记录洪起居。太平军攻下南京时，他知道洪、杨的真实心思，带头写《建天京于金陵论》，很是风光。洪杨内讧之后，对太平军前途完全丧失信心，借口到安徽帮助陈玉成，逃得不知去向。
曾水源。造反前是私塾教师，写文章小有名气。金田起义之初，一直在洪秀全、杨秀清身边，代拟诏书，批答奏章。进南京后，一直在东王府理事，一年里几次升官，做到天官正丞相。1855年，看到东府里的女官“极为仓促”，也就是行动或神态很紧张很不正常；又听到女官说“东王若升天，你们为官的都难了”。这是可能了解到杨秀清“金体违和”——生病的底蕴。杨就假托“天父下凡”，将他杀掉，尽管他并没有扩散。曾水源这么一个笔杆子，就这样飞来横祸，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罪名竟是什么“敢在府门用眼看”！尤其骇人听闻的，连他儿子曾启彬也一起被杀了。要是他侄儿曾钊扬仍在东王府理事，就会多一个枉死鬼。
除上面几人外，赖汉英、黄玉昆、黄再兴等为太平天国的发展壮大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也同样非死即逃，无一善终。
屡试不中造成洪心理变态
洪秀全对待有文化者的态度，决定了太平军的人员构成。他自己和太平军的方针和行为，明显地将有文化者置于对立乃至你死我活的位置。所以，公开造反之后，只有少数读书人参加。太平军即将或者刚刚占领某地之时，读书人便设法逃走。有些无法逃走的，宁愿自杀，也不为之效劳。当太平军需要一些识字的人做统治工具，在南京初次招考时，告示竟说，通文墨而不应考者斩首不留。然而，纵然出了这种极为凶暴的公告，偌大南京，被屠刀赶进考场的，也只有30多人。其中几个，如郑之侨、夏宗铣等人，特意借试卷痛骂或发泄敌对情绪，他们明知这样做会被杀被磔也在所不顾，比不应考更决绝更勇烈。后来，为庆祝诸王生日，也再举办过几次文、武会试，湖北、安徽、福建、苏福（江苏）、浙江还举办过乡试。武科中试者一律回原衙听候调用，文科则更不当一回事，诱骗或胁迫一些人去热闹一阵，也就作罢。
洪秀全对有文化者的态度，是他性格、经历和地位造成的。一个极端自负、十分狂妄的人，从〖4岁到30岁，先后4次，考不上区区秀才。第三次没考上就已经身心交瘁,半真半假病了一场。第四次还考不上,在冯云山促进下决心造反。这样的老童生，这样的造反者，对科举、对读书人的心理反弹之猛烈，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他的造反宣传，“读书明白”之人绝大多数又嗤之以鼻，对他更是火上浇油。从这个事实，他更深切体会到，不读书不识字的贫民和游民，才是他造反可以利用的最好又最广泛的资源。
一些共同策划“立国”或较早参加拜上帝会的读书人，有一些基本的是非标准，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和看法，总是要表达或流露出来，教规教条虽多且严也难以禁绝，妨碍他成为思想文化的绝对权威，所以，意识和潜意识中总或多或少地将这些人视为异己。冯云山之被排名第四，石达开之不能封义王，卢贤拔等人要安排到删书衙用其一技之长，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条就是他们是读过书的人，很难甚至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奴才或没有思想的工具。
少数有文化的人参加了太平军，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他们喝下自身参与酿成的苦酒。这不但是他们少数人的悲剧，更是恶质文化毁灭太平军占领区原有文化的历史灾难。随着诸子百家之被禁绝，极少数有文化的人或死或走，广袤的大地上只有一片混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