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一生以节俭著称，甚至他的“俭”做的有些过，而且还能坚持三十年，这对一个皇帝来说是十分难得的。从很多史料来看，道光帝一生对银子最为敏感，不管是谁也不管是什么事，只要是掏银子都会让他觉得像割了身上的肉。反过来讲，只要是省钱的办法他都十分喜欢。
然而，有一件事情既利国利民，每年还能节省数百万两开支的新举措，让喜欢银子的道光帝犯了难，这件事便是漕运。
漕运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务，是将南方产粮区征收的实物田赋，主要是大米运往北京，以保证朝廷和八旗子弟、驻京军队的粮食供应。每年大约有400万石漕粮通过运河运往京师。一旦漕运出现问题，整个朝廷及其依赖的军队将有断炊的危险。
可是，漕运又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朝廷为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随着整个王朝的腐朽、衰弱，漕运工程百弊丛生，中间有道道关卡，致使漕运的成本节节攀升。
道光四年（1824年），洪泽湖大堤决口，导致200万石漕粮无法北运。地方大员穷于应付，向道光帝提出“借黄济运”的老办法，并向朝廷申请300万两白银。可是“借黄济运”有极大的危害性，黄河水中的泥沙会导致运河河床日渐淤高，河道淤塞。可是当时并无其他办法，道光帝只得拨款用于“借黄济运”。
可结果让道光帝大为恼火，银子花了可效果一点都没有，200万石漕粮依然原地不动无法北运。为此，道光帝下令将有关官员严加议处，同时任命山东巡抚琦善为两江总督，安徽巡抚陶澍为江苏巡抚，积极筹备一项新的漕运举措——海运漕粮。
道光六年二月，海运漕粮正式启动，江苏省的150万石漕粮全部通过海运的方式运往天津，然后转运通州。在首期海运中，1000多条商船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便把130万石漕粮运到了天津。
相比河运漕粮所需的四五个月的运输时间，海运的速度是惊人的，由此带来了漕粮米质好、损耗小、成本低等诸多好处。此次海运漕粮取得了巨大成功，江苏巡抚陶澍上奏道光帝，要求以后的漕粮都通过海运方式输送北京，不料却遭到拒绝。道光帝下旨，全部漕粮仍然通过运河运往京城，放弃海运的办法。
海运如此先进也取得了成功，道光帝为何中途又放弃了呢？如果我们认为是道光保守或是无能那就太简单了，如果道光保守就不会冒着“改变祖制”的巨大压力去尝试。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道光帝当时所面临的问题远不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简单。
首先，海运漕粮是有很大风险的，风险主要来自海上风暴和海盗。当时轮船尚未出现，运粮使用的沙船很难抵御海上的风暴。如果运送漕粮的船队倾覆，几十万石甚至上百万石的漕粮就会沉入海底，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
再者，多年的河运漕粮形成了庞大的漕运利益集团，这些人成为海运漕粮的巨大阻力。这些人包括漕运的官僚、具体运输的船工水手、负责漕粮押送的军人、海关人员、仓储人员等，为数有几十万之众。如果再把运河沿岸间接为漕运服务的人算上，那么与河运漕粮息息相关的人将以百万计算，这些人一旦失去生计怎么办？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群体事件出现。
这个时候，人们会发现，一项“利国、利民、利官、利商”的漕运新举措变得对谁都没有了好处，道光帝自然不会为了省几百万两银子而顶着这样巨大的压力。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道光帝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抗衡摆在他面前的阻力，那时候清帝国仍然是封闭的，道光帝和他的臣民仍然还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自认为天下太平，无须变革。
其实，道光帝这种做法也很好理解，毕竟大清走过了近两百年太平之路，只要确保祖宗社稷平稳就是大功一件。可他不知道大清到了他手上时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以我们不愿意接受的方式逼迫中国走向近代化。换句话说，道光帝的运气实在不太好，若是在太平年月，他应该还是一位不错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