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诗人杜牧曾有七言绝句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此诗以其清新的格调描绘出江南的秀丽和佛教的兴盛，后来史学家论及南朝佛教大多引用为证。其实，时与南朝相对峙的北朝其兴寺尊佛比南朝更甚。纵观北魏一朝，佛教之盛可谓前所未有，最为有名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便是很好例证。北魏佛教的兴盛可以说是达到了狂热迷乱的地步，究其原因，小编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儒家的“华夷”之辩一直作为一种民族心理结构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自两晋以来，这一问题更为敏感，所以作为少数民族的北魏鲜卑统治者不能不顾忌到这一点，儒家“正朔”、“君臣”的思想不能沿用，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鲜卑拓跋部把佛教树为大旗，以便号召民众。当时后赵的统治者石勒就曾认为“佛为戎神，正所应奉”。
其次，尽管崛起朔漠的北魏王朝俨然以“华夏之主”自居，视北方各割据势力首领为“氐”、“胡”，也视南朝统治者为“岛夷”，但他们毕竟不是华夏“正朔”所在，北齐高欢便说：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所以北魏统治者在立国之初就极力模仿汉制。
但当时，儒家的礼仪纲常已经被残酷的现实击的支离破碎，代之而起的玄学，崇尚清淡，但也只是在上层知识分子中流传，比如寇谦之、崔浩等。对于一般的民众玄学是没有吸引力的，而佛教却弥补了这一缺陷，适应了各阶层的心理需求和接受程度，成为南朝时期的推崇之物，因而北魏统治者也只能将佛教这一思想模式接受过来，并改成了具有典型北方特殊的佛教。
北魏佛教注重于石刻造像，泥塑绘画，在当时的都城平城地区（大同）始开凿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并修建了当时天下最大的寺院-永宁寺，其中有一塔为七级浮屠，高三百余尺，为天下第一。据史书记载，北魏末期，全国僧尼已多达二百多万，仅洛阳地区就有寺1376所，各地寺庙竟达三万有余，可谓盛极一时。北魏用形象化的信仰和崇拜来教化文化为当时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统一的思想基础。
另外，当时，连年征战，民不聊生，王朝更迭，人人朝不保夕，佛教确实成为当时各个阶层所共同接受的麻醉剂。统治阶层可以用来自我麻醉和奴化百姓。而百姓又可以从佛国净土中寻得一点精神慰藉，且入寺为僧，便可免除徭役。
北魏有此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历史地决定了其佛教兴盛的必然性。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的综合现象，它不仅仅反映着一定时代人们的文化心态，同时也折射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经济生活，在北魏统治的136年间，平城建都就占了97年，平城可以说是北魏许多典章制度、文化形态的发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