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发展综述范文推荐5篇

符号学发展综述范文 第一篇

符号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出现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索绪尔符号学直接被发展成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大潮:雅各布森1、罗兰巴特2、格雷马斯3等人，把结构主义发展成为六十年代最显赫的学派。

符号学也开始卷入其他思潮：马克思主义(戈德曼、阿尔都塞)，心理分析(拉康、克里斯蒂娃)，现象学/解释学(梅洛·庞蒂、利科)等。这三者加上以符号学为重点的形式论体系，共同构成了现代批判理论的四大支柱。

比如在社会学研究方面有霍尔的文化解码理论、伯明翰学派费斯克等人的亚文化“符号抵抗”研究、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鲍德里亚的商品符号学；在心理分析方面有弗洛伊德解析梦的“修辞”，这与符号的分析策略非常相似、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心理分析”理论中，符号学成为心理分析与女性主义结合的桥梁。

而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这一理论系列，关注意义的生成与理解，与符号学有相当多重叠部分。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仔细讨论了符号问题；梅洛·庞蒂则是将符号学与存在主义结合的第一人；此后格雷马斯、库尔泰、高盖等人发展“主体符号学”理论；塔拉斯蒂近年的著作系统地提出了存在主义符号学；利科深入总结现象学与叙述的关系……

这些人大都不承认自己属于一个名叫“结构主义”的运动，但是他们不讳言对符号学的热情。他们所提出的符号学体系，大都构筑在索绪尔理论之上，他们的符号学实际上是“语言学式”的符号学。

例如罗兰巴特研究时装，集中于时装的语言描述；格雷马斯对符号方阵的理解，实际上是概念语项的对峙。但是语言学模式使符号学难免落入结构主义的共时格局，索绪尔理论很难摆脱封闭系统，这让符号学的“语言学模式”有了局限性。

但即使如此，在这个阶段符号学的几种模式还是未能汇合，索绪尔模式依旧一家独大。第二阶段的特点是符号学成为人文-社科规模宏大的总方法论。

（1）雅各布森（1896-1982）

著名的俄罗斯语言学家，1896年10月11日出生于莫斯科。主要的学术领域包括艺术、文学、语言学、符号学等。1918年，雅各布森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两年后任莫斯科戏剧学院俄语教授。发表《无意义的书》、《未来派》、《俄国现代诗歌》等著述，强调诗歌和语言学的联系，提出“文学性”概念，成为俄国形式主义的领袖人物。

并尝试从交际的角度考察语言的功能及相互关系，推动了语言学从形式主义向功能主义的转变，首创二十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最为流行的术语一一结构主义，其结构功能观在学界的影响持久深远。著有《言语初步分析》(1952)，《语言的基础》(1956）， 《语言学与诗学》（1958）等书籍。

（2）罗兰·巴特（1915-1980）

著名法国作家

1976年，罗兰巴特以其欠缺研究生资历的背景，在福柯的推荐下，得以破格进入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罗兰巴特的一生经历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媒体文化评论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学期（1962-1976）、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期（1976-1980）。

罗兰巴特故后留下了五卷本全集约6000页和3卷本讲演录近千页，表现出他在文学、文化研究、人文科学诸领域内卓越的艺术评鉴力和理论想象力，是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想家之一。

（3）格雷马斯（1917-1992）

立陶宛裔法国符号学家、叙述学家，在符号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生于前苏联图拉，1934年毕业于立陶宛大学法律系，1944年移居法国，1949年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在土耳其、埃及等国大学任教。从1965年开始任教于巴黎，他的学生与同事构成了后来的“巴黎符号学派”。

格雷马斯在叙述分析问题上提出“行动素理论”，进一步发展了叙述的情节模式理论；他改造东西方各种逻辑意义图式，提出著名的“格雷马斯方阵”。很多学者至今认为方阵的架构可以解答符号学的许多难题。

著有《结构语义学》（1966），《论意义》(1970) ,在与库尔泰合编的《符号学一语言理论分析词典》（1979）一书中总结了他的符号学思想。

符号学发展综述范文 第二篇

符号学的第三种模式，是德国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文化符号论”。他的符号学从哲学出发，建立一种象征哲学作为普遍的“文化语法”。

卡西尔的象征思想在其弟子朗格(Susan Langer)的文艺美学中得到充分发展。他们论点精彩，却难以进一步在其他文化领域中推演，与这一模式相近的还有美国文论家伯克(Kenneth Burke)的“符号行动”理论。伯克接近新批评，五十年代初推动新批评拓宽视野。

这个学派对于方法论和可操作性缺少关注，在此后的符号学发展中因后继无人而几乎成为一种历史遗迹。但他们对文化运行规律的重视,今日依然是值得珍视的学术财富。

符号学的第四种模式，开拓者是苏俄符号学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他开创了从形式研究文化的传统，很多人称之为“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成就长期默默无闻；六七十年代洛特曼(JuriLotman)，伊凡诺夫(V. V. Ivanov)等人为首创立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才得以发扬光大。

这一派坚持用符号学研究社会和文化，提出许多精辟之论。尤其是他们的“符号场”理论，从大处着眼研究文化，摆脱了形式论常有的琐碎。这一派的理论模式主要借鉴自信息论与控制论，尤其是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技术色彩较浓。如何处置技术模式与人文思索之间的张力，至今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符号学发展综述范文 第三篇

1857年，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法国家庭中，他的祖父原先是法国人，但早已入了瑞士籍，他的父亲是一位在瑞士颇有名气的自然科学家。受到家庭的影响，索绪尔在1875年时遵循父母的意愿前往日内瓦大学学习了两个学期的化学、物理和博物学。

但索绪尔的兴趣并不在自然科学。父亲的一位研究语言古生物学的挚友阿道夫·皮科特在他年幼时便引导他学习语言学，这使得索绪尔很早就掌握了欧洲的多种语言，包括古拉丁语和希腊语。甚至在上中学时索绪尔就已经开始学习梵语了。

于是，在日内瓦大学学习了一年的索绪尔还是决定离开，转学到德国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878年，写出了他那篇杰出的《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提出语言是集体的习俗，反映在语法、语源、语音等方面，认为各种语言具有普遍性。虽在本文未使用“结构”一词，但“习俗”实质上就是结构主义后来指的结构，也正是这篇文章让老一辈的语言学家大为惊奇。

1891年，索绪尔回到日内瓦大学任教，教授印欧系古代语言和历史比较课程。1906-1911年，索绪尔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一课，三次课的内容不尽相同，但始终没有讲稿，似乎也并没有兴趣写成一部著作。

1913年，索绪尔因喉癌去世。索绪尔去世后，他的两个学生巴利（）和薛施霭（Albert Sechehaye），收集同学们的听课笔记，据此整理出《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出版。

《教程》如今已被译成多种语言版本，成为语言学史乃至学术史上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正是这部著作开启了语言整体结构研究的新阶段，也奠定了索绪尔“语言学之父”与“符号学之父”的地位。

二十世纪初，由于得到布拉格学派（功能语言学派）以及符号语言学派的热情推动，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索绪尔理论开启了符号学发展的第一阶段。

索绪尔认为，语言虽然只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之一种，却是不成比例的超大符号体系，语言学研究应当为符号学提供模式，并认为符号表意的根本原则是任意性。二十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迅速成熟，因此，当结构主义符号学在六十年代潮涌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时,语言学为之提供了一个系统清晰﹑根基牢固的理论框架。

符号学发展综述范文 第四篇

从第三阶段至今，符号学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都是与其他学派融合的产物。符号学与几个文化批评支柱理论的结合，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成果。同时，在文化的各种领域中应用符号学，所有与意义研究相关的课题﹐都转向符号学，也就是所谓的“门类符号学”实际上是符号学发展的最突出表现。

广告、旅游、考古、民俗……甚至包括超出一般社科与人文领域的“准科学”，如法律符号学、刑侦符号学、人工智能符号学，乃至风水符号学等都开始进行应用。几乎所有这些门类符号学，都是近三十年来的成果，其范围之广，雄辩地证明符号学可以成为社会与人文研究的总方法论。而符号学今后的发展，同样必须依靠学派融合，来不断扩大符号学的视野。

符号学发展综述范文 第五篇

在著名的“符号学之父”索绪尔出生仅仅两年后，另一位对符号学影响巨大的学者出生在了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的一个学术家庭。他的父亲本杰明·皮尔斯，是哈佛大学名噪一时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姑母和叔父也是数学和化学领域的专家。受到当地哈佛学院学术氛围和杰出访客的影响，皮尔斯对科学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不过后来皮尔斯慢慢发现自己的兴趣点是逻辑学，于是又致力于逻辑学和哲学的研究。16岁时，他就开始诵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并且对书中每一部分都提出自己批判性的考察。

1861年他在哈佛读驻地研究生，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863年，他在哈佛劳伦斯科学学院以优等生身份毕业并获得化学专业的科学学士学位。1867年皮尔士入选美国文理学院院士，1877年皮尔士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并且他还同詹姆士等人一起成立了形而上学俱乐部，在那里首次提出“实用主义”一词。

1875年，在詹姆士和本杰明·皮尔斯的推荐下，他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写了自荐信。1879年，他如愿以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兼职逻辑学讲师。

1903年，皮尔斯开始与英国语言哲学家维尔比夫人(Lady WelbyGregory)长达九年的通信联络，他在信中提出了符号学的设想，这些信件是研究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珍贵资料。

现在我们都知道，当代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已经不再是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了。符号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出现于七十年代中期，到今天仍然在展开。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皮尔斯的开放模式取代了索绪尔模式，由此结构主义自我突破成为后结构主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七十年代以前，“语言学”模式之外的其他三种模式并未发力。早在发展的第一阶段，莫里斯就已经把皮尔斯理论发展成系统；朗格也在美学和文艺学中推进卡西尔理论，伯克与卡西尔理论遥相呼应；只有巴赫金的理论由于政治原因被搁置了。

而皮尔斯在二十世纪初期写下的80000页手稿，由于美国当时学界的专业人士，除了W.詹姆士与J.罗伊斯这样的少数人例外，都不能欣赏皮尔斯的思想独创性。加之皮尔斯理论的缺点在于本人兴趣过于广泛，对符号学讨论过于零散，真知灼见散落在各种笔记信件之中,而且皮尔斯热衷于分类，符号现象如此复杂作整齐分类，难免有失勉强之处。因此直到他辞世后这些手稿才被陆续发表，即使他提出的主要观点几乎领先那个时代的人一个世纪。

其实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莫里斯、米德等人都一直在坚持皮尔斯模式，但皮尔斯模式还是受到了冷落。直到七十年代，符号学界“重新发现”皮尔斯。西比奥克、艾科等人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皮尔斯理论才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

符号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进入了多模式阶段，巴赫金与塔尔图模式也开始扩大影响，卡西尔与伯克的贡献也被后人重新发现，一些被忘却的奠基者，如维尔比夫人的贡献也被大规模整理出来。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理论符号学没有提出更新颖的模式，而是整合各种模式成为一个新的运动。